马志远：从“相濡以沫”到“相忘于江湖”

——对“人的本质”问题的一点理解

　　天津师范大学的郝贵生老师在“腾讯会议”开办讲座，讲的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解读”，“红歌会”网和“乌有之乡”网也都同步发表了郝老师的授课讲义。郝老师讲授《关于费尔巴哈提纲》解读的第六节，讲的是“人的本质、本性究竟是什么”。这大概是一个历来为哲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即使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胜利、取得主导地位之后，关于人的本质、人的本性的争论仍然在继续。

　　听了郝老师的课，我不惮浅陋，谈一点个人的体会。话从“人性自私论”说起，因为“人性自私论”本身就是关于人的本质的争论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流派”。

一、“人性自私论”缺乏立论基础。“人性自私论”几十年来在中国大有市场，这种论调的出现与泛滥，一方面是由于新中国脱胎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私有制的旧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就遭遇了挫折，另一方面是由于在四十余年来的市场化改革中西方经济学思潮特别是以亚当·斯密《国富论》“看不见的手”理论的引入。早在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的“潘晓来信”，就提出一个命题：“人都是自私的”。这封信里说：“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人毕竟都是人哪！谁也逃不脱它本身的规律。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过去那些宣传，要么就是虚伪，要么就是大大夸大了事实本身。”社会上的人们根据自己的生活体会，对“人性自私”有着各种各样的解说，有的甚至把婴儿出生后先去找母亲的奶头吮吸奶汁以求得生存作为其解说“人性自私”的论据。

　　对于“人性自私论”，我们不只是应该对它进行道义上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应该从其形成的源头上加以分析。首先我们应该承认，任何一个人从生到死，其生活的每一天当然都是要求得生存，生存下来之后还要求得发展，这是每一个人的愿望和理想，他们的每个人也都在为自己的愿望和理想而努力。由此看来，每个人都是“为己”、“利己”的。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原君》一文开首即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他这句话描述的不仅是人类社会刚刚出现的原始社会时期的状况，也适用于从古至今任何社会的每一个人。由此说来，“人性自私论”并不是没有它的道理。

　　但是，“人性自私论”者在立论的时候，忽视了两个关键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凡人都是无所不能的，上天会飞、下水能游，可以凭一人之力从自然界获得生活资料；第二个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时期，自然界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可以唾手可得的资源。只有在具备这两个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做到“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任何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都不依赖于其他人的存在。而问题恰恰在于，这两个条件从古至今就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翻开历史我们看到的是，人类社会从一开始，人们为了生存，就开始了劳动，而且人类社会的劳动无论是原始时代的捕鱼、打猎、采集野果，还是今天的大工业生产，从来都不是每个人单独进行的，而是由集体协作进行的向大自然夺取生活资料的艰苦劳动。早期人类的劳动艰苦到什么程度，对集体协作依赖到什么程度？完全可以用“相濡以沫”来形容。

　　必须通过相濡以沫的艰苦劳动从大自然中获得生存资料，这是一种“规定性”，是由人的个人能力有限和自然资源有限决定的，这就是人类社会的“必然王国”。所谓“规定性”、“必然王国”的“必然性”，就是“只能如此”、“必须如此”、“不得不如此”。由于上述“两个条件”不存在，“人各自私、人各自利”在客观上就是一种根本做不到的“不可能”，于是，“人性自私论”就丧失了它的立论基础，成为一个“伪命题”。尽管人们面对人类自身和自然界的“规定性”、“必然性”是那样的无可奈何，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

二、怎样理解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既然不具备这样两个条件，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就必须相互协作、集体劳动。于是，在相互协作的集体劳动中形成了为人类社会所独有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是归劳动集体的全体成员所有，还是归其中的少部分人所有；劳动产品如何分配，是按劳分配还是按需分配，还是一部分人无偿地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是大家彼此平等，还是一部分高踞于另一部分人之上，采用政治的、经济的、暴力的、文化的、宗教的等等各种手段压迫他们、控制他们、奴役他们。

　　讲到这里，人——作为社会的人而不是自然意义上的动物的人，其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讲的：“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什么叫“现实性”？就是人们所从事的生产劳动的实践性、客观物质性。什么叫“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人们在生产劳动中形成的包括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劳动产品如何分配、人们之间相互关系如何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从人类社会的整体来考察，任何一个时期的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包括这些关系；从人类社会的每一个个体成员看，任何一个人的身上都体现着这些关系。当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之后，这些关系就鲜明地表现为阶级关系，反映在每一个个体的人身上，就是他的阶级属性。

三、阶级社会里的人类劳动是阶级压迫下的劳动。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在原始氏族公社的末期，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产品有了剩余，这为氏族首领侵占这些剩余产品提供了条件。这时候，人的自私性表现出来。我们可以设想，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谁，只要他占据氏族首领的地位，他就一定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侵占这些剩余产品。也就是说，这种自私性具有普遍性，它存在于每个社会成员的内心深处，至于能不能得手，那只看有没有机会和条件。

　　从氏族首领侵占社会剩余产品开始，人类进入阶级社会。阶级社会里人类的劳动，是一部分人的不劳而获，是他们对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压迫和奴役。这种压迫和奴役从奴隶制时代到封建制时代，再到资本主义时代，只是形式不同。

　　由于阶级社会的人类劳动是在压迫和奴役状态下进行的，对于劳动者而言，它当然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而对劳动者的奴役和压迫，从一开始就丧失了它的公平正义性。所以，劳动者反抗压迫和奴役从一开始就具有天然的正义性。我们可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这句话所包含的真理性。

四、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消灭私有制，推翻阶级压迫和奴役。社会化大生产造成的工业无产阶级是历史上联系最紧密的被压迫阶级，他们比之于小生产时代的农民阶级更容易团结起来。同时，大工业时代创造的科学知识、思想理论也教育了他们、武装了他们，使他们认识到了自己受苦受难的根源在于私有制，使他们认识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使他们明白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这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这时候，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先进分子摆脱了私有制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私有观念的束缚，首先完成了与私有观念的彻底决裂，成为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家、理论家、实行家和革命的领袖，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苏联时代的保尔·柯察金，和咱们的毛主席以及王进喜、焦裕禄、雷锋等一大批英雄人物。这就是说，人的自私性虽然出于人的生存的本能而且具有相当程度上的普遍性，但是，它并不具有绝对性和永恒性。不要说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先进的革命者具有大公无私、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崇高品质，即使是在奴隶起义、农民起义的斗争中，这样的领袖人物也屡见不鲜。

　　讲到这里，回头再看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上的“潘晓来信”，不过是一个城市小资产阶级在遭遇了一些生活挫折之后，从其个人利益出发发出的嘤嘤啜泣。我认为，对于“潘晓来信”的几位作者并没有什么必须指责的，问题的要害在于《中国青年》杂志由此展开的讨论释放出的政治信号，是在青年人中乃至全体人民群众中为此后的私有化改革鸣锣开道。

　　无产阶级在自己的社会劳动中，在生产斗争的实践中，不仅改造着大自然，同时也改造着自己本身。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每前进一步，都是使人类从大自然的束缚下和自己制造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获得解放的过程，都是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在生产劳动中的相互依赖关系将逐步减弱，不再像那两条困在车辙里的可怜的小鱼那样相濡以沫，而是因为每个人都具有了独立地从自然界获得生活资料的能力（这是不是马克思讲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相互之间就有可能相忘于江湖。那个时代，就是人类的“自由王国”，就是天下大同，就是共产主义时代。

注释：“相濡以沫”“相忘于江湖”两个词语，出自《庄子·大宗师》：“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xǔ)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2023年6月10日星期六）

【文/马志远，188金宝搏体育官网法律顾问。本文为作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