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热潮中难得的冷静

　　1958年，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不同的历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来记载这一年，但基调都是一个“热”字：热气腾腾，热火朝天，热血沸腾，热潮滚滚。虽然热情的初衷无可指摘，可是，热得头脑膨胀，却让经济偏离了正常的轨道，不久就跌入了冰冷的低谷。

　　那个年头，《人民日报》是“热”的源头之一，“亩产万斤粮”等大放“卫星”的“新闻”对那股热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们不禁会问，难道上头就看不出问题吗？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和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在时隔三十多年、伟人逝世十多年后，写了回忆录，披露了毛泽东专门就新闻报道问题找他（和田家英）谈话的情况。（《学习与研究》1993年3月：“毛主席几次谈话的回忆”）

　　那是在1958年的11月22日。毛泽东对他说：“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他再三强调：“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作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他举了个例子：“安徽有个口号说‘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缺水哪里浇’，那是作诗，搞水利工程不能那样浪漫主义。”这显然是对《人民日报》用浮夸的语言发表此类“豪言壮语”的批评。说到激动的时候，毛泽东用手指指着吴冷西说：“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冷静，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毛泽东还十分严肃而直率地批评了《人民日报》的一些做法：“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放‘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赶我追’，大搞虚夸。这要引以为戒。”由此可见，对于《人民日报》的此类鼓虚劲的做法，毛泽东其实是很不赞成的，更不可能是他授意这么做的。

　　其实，在一个月前的10月25日，毛泽东就找过吴冷西，要派他和田家英下乡去调查公社化的真实情况。他不无担忧地说：“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你们这次下去，主要是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又说：“北戴河会议时我说过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这表明，毛泽东此时已经从公社刚刚兴起时那种过于乐观的情绪中冷静下来了（距离北戴河会议8月29日决定实行人民公社仅两个月）。毛泽东特地嘱咐吴冷西和田家英：“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特别是当记者的，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报纸宣传影响大，人家头脑发热，搞报纸宣传的也头脑发热，那就坏事了。”毛泽东再三叮嘱：“要当冷静的促进派，不能做冒失的促进派。”

　　毛泽东提出了要做“冷静的促进派”，这给吴冷西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以致在几十年后对这句话仍然记忆特别深。可见，在当时一片“热”的情况下，发出做“冷静的促进派”这样的声音十分难得，使吴冷西有醍醐灌耳的感觉。

　　之所以说毛泽东这种冷静的态度十分难得，是因为当时在领导层中，不说全部，至少绝大多数还沉浸在酷“热”的空气中。

　　吴冷西的回忆录中说，毛泽东在接见他之前曾与各大协作区组长谈过话（吴冷西注：当时全国基本上按解放初的中央局划分为七大协作区）。查《毛泽东年谱》，22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真、谭震林和各个协作区主任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饮、林铁、张德生开会，就一九五九年钢的指标问题向他们摸底。毛泽东问：翻番是否可能？反复问他们：一千八百万吨靠不靠得住？]

　　吴冷西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对那个会“很有感触，他跟我们谈话时仍处于亢奋状态”，“滔滔不绝，一直谈到深夜”。“毛主席原想同各大区组长商量降低1959年的生产指标，首先是钢的指标，原来的指标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毛主席设想可否把钢产量的指标从3000万减为1800万吨。他原想说服他们，结果反而形成了各组长力求说服毛主席维持原来的指标。毛主席说，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两倍，有的要增加四倍，有的要增加十几倍，有的竟然要增加三十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毛泽东又说：“其实1800万吨钢的指标不是机会主义，能否完成还是个问题、因为今年(1958年)预计炼出的一千万吨出头的钢产量中，好钢只有850万吨。看来郑州会议读了几天书并没有解决思想问题，大家头脑还是发热。1958年钢铁翻一番就使得6000万人上山，闹得天下大乱。明年再来个翻一番以至翻几番怎么得了?”

　　从吴冷西的这些描绘中，可以想象出一幅什么样的图像啊：一群头脑发热的封疆大吏，个个拍胸脯打保证，坚持高指标，搞得竭力要让大家冷静下来的毛泽东没有办法。如此场面，怎么还能说只是最高领袖一人头脑发热呢？

　　也许有人说，你是最高领导人么，没有制止就是你的责任。当时，毛泽东确实也跟吴冷西说到这个问题。他说：“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这半年大家头脑都发热，包括我在内，所以要下明矾，要压缩空气，说泼点冷水也可以，但要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有错误领导上承担责任就是，不要责怪下面。”可见，毛泽东是出于不挫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的目的而采取了主动承担责任的态度。

　　谈到这里，毛泽东要求吴冷西“把压缩空气的精神赶快告诉《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编辑”，“宣传上要压缩空气，不要再鼓虚劲，要鼓实劲，自己不要头脑发热，更不要鼓动人家头脑发热。”急迫之情，溢于言表。这就是毛泽东召见吴冷西的主要目的，他是要通过《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把实事求是，冷静下来的精神传达给全党全国，扭转头脑发热的状况。

　　吴冷西的这篇回忆录还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关于“穷过渡”。曾经有段时间，有人把“穷过渡”的责任按在最高领袖头上。这篇回忆录清楚地表明，毛泽东是根本不赞同这种观点的。他对吴冷西说：“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要‘穷过渡’，这样的‘穷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查《毛泽东年谱》，在11月21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有人提出“穷过渡”：[彭真：农村公社化了，工业化了，向全民所有制转得太慢了，到农民很富了以后再转也不利。刘少奇：农民穷一点好转。在北京讨论的时候，我的意见是达到一百五十元到二百元就发工资。达到一批转一批，再达到一批再转一批。彭真主张两年转完。发工资。刘少奇：如果这个时候不搞，他什么东西都搞起来了，再发工资，那就很难包了。彭真：搞慢了不利。] 毛泽东在会上并没有直接批驳这个观点，而是说：“照刘少奇和彭真两位的意见，是趁这个穷来过渡，不然他不想过渡了。这个问题今天不讨论。”毛泽东把话题扯开了，显然是不希望政治局把注意力移到这个问题上去，而他真实的观点如他跟吴冷西所说的那样，是不赞成的。

　　还有一点是所谓与苏联争夺影响力的问题。曾经有段时间，有人认为毛泽东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想抢在苏联前头进入共产主义，以此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地位。回忆录中记录了毛泽东对吴冷西的一段话：“我们有些同志头脑发热，想抢在苏联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少青中老，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现在有些同志说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实际上把科学也破除了。”这些话很明显是批评这种观点。同样意思的话，在《毛泽东年谱》记载中，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正式讲话中也着重强调了。他明确批评：“现在我们乡级以上的各级干部就是要过渡得快，抢先于苏联。”并且明确回答说：“中国比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一是不可能，二是不应该。”可见，当时在中共党内确实存在这个想法，但并不是毛泽东的想法。吴冷西印象很深，毛泽东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毛泽东特别强调“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他说，在国际上“大吹大擂”，“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其中的深意今天也依然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注：吴冷西回忆录说毛泽东找他谈话是在1958年11月22日，并明确说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武昌会议，11月21日至27日）的第二天，而且是在毛泽东与各协作区组长谈话之后。但《毛泽东年谱》把毛泽东与吴冷西的谈话列在武昌会议第一天的当天，即21日，而毛泽东与各个协作区组长谈话在22日。由此看来，吴冷西说的日期，即22日，较为合理可靠。另外，据薄一波回忆，22日凌晨1点，毛泽东因担忧钢指标过高而“夜不能寝”，找李富春、赵尔陆和薄一波谈话。年谱记载，到早晨6点他又就此事写信给李富春。可见，当时毛泽东对脱离实际的高指标是多么担忧和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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