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风波：无产阶级的客体化

　　关于《光明日报》吐槽和质疑的声音网络已经很多了，而抛开关于所谓“内鬼”、“故意”、“有意为之阴阳怪气”等阴谋论的猜测，今文想与诸位同志共同探讨：为什么2025年的今天，我们的党媒会如此低级红高级黑的输出这般论调？

　　历史的进程过去几年我已经写过太多（包括前两天刚刚被下架的万字有余的《繁花》剧评），不论史书怎样纪录和评价一段又一段漫长的转轨、改革、颠覆……有一个现实结局如今是已经彻底的定型，那就是「无产阶级的客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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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明确指出，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本应是人的自我确证。然而，在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对象化却转化为异化。

　　马克思是这样分析的：

　　劳动的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劳动的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对自然的占有表现为异化，而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资本的统治。

　　这段论述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基石，它揭示了「无产阶级客体化」的过程与真相。

　　就像古今中外我们看到的，工人创造的世界越是富丽堂皇，他自身的世界就越是贫瘠不堪——他们明明创造了宫殿，自己却栖身于茅棚；他们明明生产着珍馐美味，自己却终日食不果腹。

　　如果说产品是生产活动的结果，那么生产活动的异化则是更深层的结构性畸变。

　　劳动过程本身对工人来说，不再是满足生命内在需要的自由活动，反成了一种外在的、强制性的、自我折磨的苦役。

　　一句话：劳动不再是目的，而仅仅是维持肉体生存以至于出卖灵魂的手段。

　　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

　　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

　　在这种状态下，工人在劳动时感觉不到自己是“人”，只有在满足吃、喝、性等动物性机能时才感到自由。人的最高贵的活动——创造性劳动，反而成了最非人的活动。

　　这其实也就是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的：

　　在商品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采取了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虚幻形式……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却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我把这叫做‘拜物教’。

　　这种情境里，能够“告慰”劳动者那空虚的灵魂的，就只有“国家强大”之满足感。

　　此时，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批判的“国家迷信”也就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国家被神化为超阶级的存在，其“发展”被视为最高价值，而具体劳动者的生死则被贬为次要问题。

　　这种意识形态操作成功地将阶级压迫包装为“社会主义建设”，将被迫的牺牲美化为“自愿奉献”。

　　恰似他在批判机会主义者对国家问题的回避时所指：

　　考茨基之流把国家看做是一种超阶级的力量，这种观点是最深刻的修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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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望整整一百年前的1925年，中共四大曾通过党章修正案，首次明确提出反对“国家主义派”鼓吹的所谓“全民利益高于阶级利益”论。

　　这同四十多年后毛主席批判赫鲁晓夫的“全民党”谎言形成了历史的呼应——1964年5月15日，毛主席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时的谈话可谓切中要害：

　　有阶级才有党，不是代表这个，就是代表那个，不可能两个不同阶级由一个党代表。

　　国家就是专政的工具，不然就不应叫国家。专政总有一个对象，不要信赫鲁晓夫的话，他说‘专政无对象’了。

　　‘全民党’、‘全民国家’是骗人的，没那么回事。赫鲁晓夫提出这些口号，是掩盖他进行资产阶级复辟，骗人的。要揭露全民党、全民国家的欺骗......

　　而四十年前（1925年）四大的会议文件表述，则更为契合其时时局：

　　在帝国主义与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所谓'国家建设'实则是买办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联合压榨工农的遮羞布。

　　这一论断直接揭穿了国民党政府“全民奉献”话语的阶级本质，将其定义为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工具。

　　次年3月，中央发布《与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斗争问题》，系统性批驳国民党右派“国民革命成功后，工农应为国家牺牲个人利益”的主张。

　　该文强调：

　　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身的事业，任何以'国家'名义要求无产阶级放弃斗争的论调，都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阴谋。

　　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在工人运动中揭露蒋府“国家至上”论的欺骗性，明确指出：

　　1925年五卅惨案后，上海总工会已十七次被蒋介石当权派查封，证明国民党之国家乃资产阶级国家，非工农国家。

　　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剧烈动荡与深刻转型的历史关口：政治上，国家名义上统一，实则军阀割据残余未消，国民政府的统治根基难言稳固；经济上，民族工业步履维艰，农村经济濒临破产，世界性经济大萧条亦波及中国；军事上，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逐步从资本侵略迈向武装进犯，国族危机空前严重。

　　在如此内忧外患的困境中，蒋介石国民政府迫切需要调动全国资源以巩固统治和维系权力。

　　然而，一个孱弱又腐败且政治反动的中央政府，面对一个庞大而贫困的“超级人口社会”，如何最大限度地汲取发展所需的人力物力？

　　蒋府的目光自然是转向了最底层、最无所依靠、最手无寸铁的无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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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申报》社论《国民之义务与建国之成本》 首次成体系的提出“建国成本应由全体国民分摊”理论。

　　该社论将国家发展类比为公司经营，称：

　　股东出资，劳工出力，天经地义。

　　但是，这种“理论创造”却刻意混淆了“出资”与“出力”的等价性，将工人阶级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薪酬，巧妙地排除在“成本”之外。

　　同年，上海爆发法商电车工人大罢工，罢工工人提出“反对无理解雇”、“要求8小时工作制”、“取消义务加班”等口号，直接针对国民政府市党部要求的“工人应以生产为重，体谅国家困难”洗脑宣言。

　　参与组织的中共江苏省委在罢工宣言中给予深刻揭露：

　　国民党要工人'奉公守法'，自己却与资本家勾结，将工厂变为奴隶劳动营！

　　上海工人生活研究（1843-1949）

　　六年后的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面对国民政府“劳资合作、共度国难”的调解方针，罢工委员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慷慨陈辞：

　　政府要我们'为国家生产'，却坐视我们饿死。矿主利润年年增长，工人工资五年未增。这不是国家，这是屠宰场！

　　次年，针对国民政府推行的“邮政增效运动”（要求工人无偿增加投递量），邮务工会公开发表《反对义务劳动宣言》：

　　我们每日工作已逾十小时，政府以'服务国家'为名加派无酬劳动，实质是变相减薪！

　　然而，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并未动摇蒋氏执政的方针。

　　同年即1935年，《申报》刊登一则短评《论筑路义工制》，该文积极响应国民政府“交通救国”号召，公开建议：

　　凡壮丁每年应服筑路工役七日，不计报酬，不服者罚。

　　这则倡议完全是将古代徭役传统现代化，却回避民国自己的《临时约法》里都明文保障的自由权，着实法统自我矛盾。

　　仅一年后，《申报》又刊发社论《劳资合作与民族复兴》 ，其一大背景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紧急通过《劳资争议处理法》，强令：

　　劳资双方应以民族大义为重，暂停争议，共赴国难。

　　而该社论竟然借坡下驴，将工人罢工权描述为“不顾大局的自私”，将资本家压低工资美化为“共体时艰”，提倡劳资双方在“合作”名义下冻结劳动力价格……

　　根据民国时期的《工厂法》第23条规定：

　　最低工资应由各地主管官署‘斟酌生活程度’核定。

　　但当时的几个重要工业城市如上海、南京、苏州从未发布具体标准。

　　相反，政府常以“戒严时期”为由，多次颁布《暂行工厂取缔规则》，允许资方以生产困难为由暂缓支付加班费。

　　《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形形色色》

　　作为反向对比，彼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1931年）即闽赣苏区颁布的《劳动法》则有鲜明规定：

　　劳动是劳动者为自己和为苏维埃政权谋利益的唯一手段，任何强制无偿劳动均属非法。

　　第42条还特别束范：

　　雇主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工人义务加班，违者处以徒刑。

　　共产党人的法规从立法层面彻底否定了蒋记国民政府的“无偿奉献伦理”，在红旗招展的苏区构建了与蒋府完全对立的劳动价值体系。

　　恰如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的：

　　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者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蒋介石政府的“无偿奉献”论正是这种国家政权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典型表现。

　　它要求劳工阶级放弃自身的特殊利益，服从于被统治阶级伪装成“普遍利益”的国家意志，从而实现对剩余价值更加隐蔽、更加彻底的榨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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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为了巩固南京政府作为“全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地位，蒋介石必须在意识形态上构建一个超越地方、阶级和党派的“中华民族”或“国家”的整体概念，并强调个人、团体对于这个“国家”负有绝对的、无条件的服从与奉献义务。

　　蒋介石的幕僚团队通过宣传“国家至上”，将一切内部的政治异议者（无论是地方军阀还是共产党）都描绘成破坏国家统一、阻碍民族复兴的“公敌”。

　　从而，在舆论上将国府的武装力量（警察卫队、搜查大队、反共情报队，以及与之配合的各帝国主义在租界的保安团）对“反蒋势力”的军事行动正当化。

　　在这种语境下，“为国牺牲”不仅是爱国表现，更是一种对南京中央政府权威的政治认同。

　　比如1933年《申报》的社论《劳动神圣与国家至上》 ，该文将“劳动神圣”的五四话语扭曲为蒋氏“国家至上”的附庸。

　　文章称：

　　劳动之神圣，在于其能建国保国。若劳动而不为国，则与私贩无异。

　　此逻辑将劳动的固有价值剥离，仅剩工具价值，为无偿征用提供伦理依据。

　　同年，《劳工月刊》的文章《劳资协调与生产合理化》 更是毒味满满，一个工会系统刊物竟然公然宣称：

　　工人为国减产工资，是生产合理化之最高境界。

　　这直接将泰勒制科学管理偷换为工资压制，已反映出蒋介石政权对工会系统的全面渗透与利用。

　　1925-1937年间，国民政府通过《社团组织条例》（1929）、《文化团体组织大纲》（1930）等法规，将工会、农会、商会纳入国家控制体系。

　　这些组织的首要任务被定义为“协助政府推行国策”，而非维护成员权益。

　　上海总工会1934年章程就明文规定：

　　本会以奉行三民主义、协助完成国家建设为宗旨。

　　工会的国家化使其成为动员民众“无偿奉献”的工具，而非阶级利益的代表机构。

　　从强化蒋府自身封建统治的需求角度，其宣传团队必须建立一套系统化的意识形态理论，无时无刻不将“为国奉献”从一种临时性的号召，提升为一种国民的“天职”和“道德圭臬”。

　　这套意识形态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法理基础，以蒋介石的个人集权意志为核心，构建了一个“党国一体”、“国家利益至上”的威权主义思想体系（尤其以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训政纲领》为标志）。

　　对此，1935年12月，毛主席在瓦窑堡会议报告中雷霆发声：

　　他们高喊'国家至上'，这个'国家'是谁的？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不是工农大众的。要工人农民奉献，却不给他们民主权利，这是强盗逻辑！

　　如是直透肌理的揭露，鲁迅在《三闲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里翻译卢那察尔斯基《艺术论》时，在序言中批判“民族主义文艺”时同样有过愤怒吐露：

　　他们现在要文学‘激励民气’，让工人农民为‘国’而战。可是这个‘国’不允许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这个‘国’把罢工者投进监狱。这样的国，是工人的国，还是敌人的国？

　　与之遥相呼应，茅盾在《子夜》中亦有诘问——在描写民族资本家吴荪甫要求工人“共体时艰、减少工资以撑国货”时，茅盾笔下的工人代表林佩瑶愤而反驳：

　　吴先生说要'实业救国'，救的是谁的国？我们工资减了，您的股票涨了，这是救国还是救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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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不承认，蒋记国民政府的宣传机器非常善于利用和渲染“国难”氛围，动辄转移矛盾至「中外对抗」的舆论场域，为国内的高压剥削予以释压。

　　从北伐时期的“打倒军阀”，到“南京十年”的“剿共”，再到“共襄抗日”……

　　“国难”，仿佛成为了一个贯穿始终的舆论关键词，亦是蒋氏镇压工农力量、鲸吞民脂民膏的政治说辞。

　　1932年，《上海党声》的传单《为抗日救国告全市工友书》 明确要求：

　　实行一日工资捐献，作为抗日基金。

　　稍微对国民党上层贪腐本色有所了解的人都能一眼看穿，将爱国捐款与工资挂钩，实质是强制扣除：名为捐款，实为摊派。

　　鲁迅于次年在《伪自由书·从讽刺到幽默》中的讥讽实在是一针见血：

　　要人民捐钱买飞机，说这是'爱国义务'。可是飞机买来了，是用来打红军，还是打日本？若是打红军，这'国'是谁的国？若是打日本，为何东三省白白送人？

　　也是在这一年（1933年），《申报》的广告《国货运动中女工的义务》如若放置在今天更是爆炸——广告画面描绘纺织女工手持国旗，标语为“织一匹布，省一分外汇；省一分薪，添一分国富”，将女性工人阶级设定为双重奉献主体：既生产国货，又接受低薪，将阶级压迫包装为“爱国美德”。

　　这让人没法不想起夏衍1936年发表的报告文学《包身工》里的描述作为残忍对照：

　　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猪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地被践踏的血肉造成的'机器'，终究和钢铁造成的不同；包身契上写明三年期间，能够做满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

　　在蒸气如雾、空气污浊的车间里，夏天温度高达华氏120度（约49℃），在噪音、尘埃和湿气的威胁下进行高强度的劳动。

　　正是这种通过将“国难”的长期化与常态化，国民政府以“一切都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这一最高目标为最高借口，严厉打压工人罢工、农民抗租等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

　　其理由一成不变，均是认定这些行为“破坏了抗战（或“剿匪”）所需要的生产秩序和后方稳定”。

　　在《中国工会历史文献》和《上海工人生活研究》中记载的大量罢工事件往往都遭受到来自蒋府的强大压力。

　　葛兰西曾认为：

　　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依靠国家暴力机器（警察、军队），更依赖于通过教育、宗教、媒体等机构建立起来的文化霸权，使被统治阶级自愿地认同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从而在思想上解除武装 。

　　蒋介石团队长期的危机宣传，正是旨在民众心中塑造一种持续的焦虑感和不安全感，使他们更倾向于依赖和服从一个强大的、能够“保护”他们的威权政府，从而降低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关注。

　　通过对三民主义的曲解改造、党国体制的建立以及国难叙事的操纵，蒋介石成功构建了一套强大的意识形态体系——这套体系的核心，就是将国家（实为党国政权）的利益绝对化，将民众的义务和奉献精神道德化与神圣化，从而为其将国家发展的重负转嫁给底层民众，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舆论环境，并完成了蒋府自身的镇压去罪化、获得了政治性的道德豁免权。

　　1925年，民国时代著名的白色媒体、媚洋改良派杂志《现代评论》刊文：

　　现在社会里面，有一种流行名词‘反革命’，专用以加于政敌或异己者。只这三个字便可以完全取消异己者之人格，否认异己者之举动。其意义之重大，比之‘卖国贼’‘亡国奴’还要厉害，简直便是大逆不道。被加这种名词的人，顿觉得五内惶惑，四肢无主，好象宣布了死刑是的！

　　我们必须认清一个残酷的现实：维稳主义层面的等级主义治国论，即一切社会事务均用民族主义的叙事去麻痹轻易共情的受众，其诉求本质不过是妄图实现去阶级化、去革命化、去社会主义化。

　　认清这一点，才是全世界无产者能够“团结起来”的政治前提。

　　否则，便是中学历史教材（岳麓版选修《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里的那段经典案文：

　　英国资产阶级竭力向民众灌输这样一种意识：资本家的财富就是整个民族的财富，资本家的事业就是全民族的事业。‘伦敦东区最贫困的爱国者, 只要一想起英国的工业和财富，也会不由自主地挺起胸膛。’正是在这种灌输下，极端民族主义在欧洲大陆泛滥。

　　瞿秋白在《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中曾对戴季陶有过精准总结：

　　他的主张，实际上是追求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和智识阶级‘智勇兼备以行仁政’的热诚，来替农工民众革命。这不但是纯粹的空想主义，而且是要想暗示工农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命和指使，简单些说，便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农工群众的力量来达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农工群众自己有阶级的觉悟。

　　关于这一点，早在1943年，毛主席同样就国民党的虚伪政策给出过辛辣评价：

　　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

　　跋

　　无产阶级的客体化，是一场始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代悲剧，其核心是人的主体性在自己所创造的物质与社会力量面前的丧失。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倒也并不完全的悲观透底。

　　只要看完这篇的文章的同志能多一人，其实就足够。

　　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乔治·卢卡奇在其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曾将马克思的物化理论推向了新的高度，并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的主体性问题。

　　卢卡奇认为，物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特征，它不仅存在于经济基础，更渗透到法律、国家、文化等一切上层建筑领域，塑造了人的意识结构。而无产阶级的地位是独特的，他们是物化过程最直接、最痛苦的承受者。

　　工人的人性被彻底商品化，其作为“物”的处境是赤裸裸的。正是这种极端非人的处境，使得无产阶级拥有一个独特的认识论特权：它能够通过对自身被物化处境的自我意识，洞穿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本质。

　　因此，卢卡奇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 无产阶级是“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客体”：

　　无产阶级在认识社会现实时，同时也就是在认识自身。它的自我意识，就是对社会总体性的意识。当无产阶级认识到自己是商品时，它也就认识到了整个商品社会的秘密。

　　这个行动的主体，这个发生中的‘我们’，就是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从一个仅仅在客观经济结构中存在的“自在阶级”，转变为一个认识到自身历史使命、并为之奋斗的“自为阶级”，这一过程就是主体性生成的过程——个中核心，就是“阶级意识”的获得。

　　1976年，南开大学教材《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中有过这样一段论述：

　　修正主义者那样起劲地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难道他们真的要熄灭阶级斗争吗？否。他们要扑灭的只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他们自己一分钟也没有忘记保护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没有停止过同无产阶级作斗争。

　　修正主义者那样起劲地鼓吹‘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难道他们真的热心于社会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吗？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们热心的是恢复资本主义生产，实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现代化，是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破坏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

　　阶级意识不是单个工人的心理状态总和，而是对社会历史总体性的正确认识，以及在此认识基础上改变现实的革命实践。

　　也就是那句我们耳熟能详的话：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

　　【文/欧洲金靴，188金宝搏体育官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主义”，授权188金宝搏体育官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