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边区“二流子”改造记
短短两三年，一个过去成为社会顽疾的群体便迅速在边区消失。变革社会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改造人的意识更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在旧社会还在源源不断异化人的同时，新社会却能把鬼变成人。
1942年冬，房山县霞云岭九区庄户台村的郑国臣向附近据点内的日军投降，并愿为日军充当密探。之后，他屡次抵近并刺探根据地情报，向日军出卖八路军和广大干部的信息，导致日军“围剿”期间根据地遭到巨大损失，多名干部牺牲。郑国臣原先在村中便游手好闲，不事生产，还沾染了许多恶习，他的叛变对当地村民来说不是特别意外的事。郑国臣这样的人当时在各根据地中不算稀有，而群众一般会称呼他们为“二流子”。
“二流子”为北方地区方言，即“二流大挂”，用来形容人懒散的样子。在过去，“二流子”逐渐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对治安、经济、社会风气都有消极影响。一般认为，“二流子”一词第一次被官方公开使用，是在1939年延安某报刊提到根据地社会情况时指出“二流子”的存在。此后，“二流子”们的命运将在各根据地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流子生下就那么个人了，改造不好”
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前，很难统计各根据地诸如地痞流氓这样“二流子”的准确数字。《解放日报》在1944年尝试做过一次粗略统计：
根据延安市的调查，一九三七年前全市人口不到三千，而流氓地痞就将近五百，占人口数的百分之十六，延安县的材料则一九三七年人口为三万左右，流氓地痞数字为一千六百九十二人，占人口比率的百分之五。如果以延安县流氓比率数来推算全边区，则一百四十余万人口中二流子约占七万左右，即从低估计，说革命前全边区有三万流氓分子，当不为过。
这个数字是相当可怕的，因为“二流子”绝非简单的社会闲散人员，除了不事生产，他们大多有吸大烟、赌博、求神等陋习，而每当钱花个精光的时候，他们往往只会干倒买倒卖、偷窃、卖妻卖子这样的勾当，少数人干脆和土匪、特务、兵痞勾结，给根据地造成安全隐患。就比如太行根据地黎城县有个叫“离卦道”的迷信组织，暗地受汉奸和特务的支持，吸引那些平日好求神拜鬼的“二流子”们入会。“二流子”听信“入道可以躲难避劫，皇军不烧不杀”的谣言，大搞迷信活动，还阻挠村干部工作，最终“离卦道”于1941年10月12日纠集了几百信徒，对当地公安局和县政府发起攻击。
在日常工作中，一些干部也逐渐发现“二流子”对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危害，他们不仅自己不干活、搞小动作，还会在其他人面前说怪话，散布消极情绪。例如有的“二流子”整日游手好闲，经常闲的没事去别人家串门，看到其他人干活时就说“你们生产了，吃的穿的反不如我”或者“你们多生产就得多出负担，我不生产一点也不要负担”这类风凉话。而且“二流子”们普遍不爱种地，只靠打一阵子短工过日子，让本就农业发展困难的边区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除此之外，各大根据地中还有许多“隐形”的“二流子”，他们虽然表面上有份职业，甚至就在各社会机构中工作，但一直都是糊弄工作，把收入都拿去满足不良嗜好。当时淮北抗日根据地有个小学教师就是知名的“二流子”，平时上课迟到早退，对学生也不管不问，只喜欢在家赌钱，心情不好时还打骂学生。闹得当地群众对这个小学意见很大，一些年纪大的学生最后忍无可忍，搞了个大会和他斗争，把乡长、校长、学生家长都请过来，要求撤销他的职务。
在红军来前，一些地方为了稳定社会秩序，闹出集中逮捕、处决二流子的事件。哪怕在根据地中，许多干部和群众对“二流子”也没有好脸色，编出了“要上十年饭，给官都不干”的俗话讽刺他们。而某些村干部出于私情，或者他们自己就是“二流子”，不但不设法改造“二流子”，而且还污蔑其他群众为“二流子”，强迫他们劳动以填补自己的公粮份额。即使在“二流子”改造运动开始以后，还有许多“二流子”拒绝接受教育改造，常常出现逃跑的现象。眼看这些人“烂泥扶不上墙”，有的村子干脆把“二流子”全抓起来，给他们戴高帽子游街。一名八路军警卫连的战士在回忆家乡时谈到，全村干部和热心群众为几个落后的“二流子”又是安排工作，又是送粮赠衣，结果他们不但频繁旷工，而且还转手当掉值钱东西去吸烟、赌博，气得村干部大骂他们“生下就那么个人了，改造不好”。
“在生产中，不许有一个败家子、一个‘二流子’”
“二流子”的情况一直被边区政府关注，特别是到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各根据地出现困难的时候，改造“二流子”愈发显得有必要。当边区军民开展生产自救运动的时候，大量“二流子”却依然游走于生产之外。《解放日报》在1942年发表了《改造二流子》的社论，强调“在生产中，不许有一个败家子、一个‘二流子’”，此后全国各根据地纷纷开始对“二流子”群体进行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造运动。
在系统改造“二流子”群体前，首先要对“二流子”这个群体进行分析。当时在太行地区工作的赖若愚在1943年的一次报告中总结出“二流子”有三种来源：一是长期受封建制度和日本帝国主义剥削而堕落的传统贫农，二是家道中落而旧习难改的人，三是参加工作后逐渐脱离生产、脱离群众的少数村干部和机构人员。这三类情况不同，因此要有的放矢地对其展开改造。1945年3月6日《晋察冀日报》上发表了《一九四四年大生产运动总结及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文,其中更是明确指出:
关于改造懒汉懒婆问题，首先我们应该了解懒汉懒婆二流子是旧社会所造成的，同时在今天敌占区和接敌区敌人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在旧社会里，有的穷苦的人们，因受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致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使他们无法从事生产，只是吃喝一天混一天，养成流氓习气，成为二流子了。有的一部分富人们，则不事劳动，只倚靠剥削别人，吃好的穿好的，到今天也是一部分二流子。另外在旧社会里，妇女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参加生产就认为是不光荣，光倚靠男人，没有男人就不能生活，因而养成一些懒婆，同时有一些破鞋淫妇也就产生了。还有的是因为旧社会的封建家庭，人口众多、家长包办、各人心怀二意、不好好过光景，也产生一部分二流子。总之，这些旧社会的遗毒，虽然到了今天我们这新社会里，但是这种影响是仍然不能很快的一下子被改过来的……改造懒汉懒婆这个问题，不要简单的当成是个对人的问题，要看成是个社会的问题，是个改造思想的问题。
用阶级的方法去分析“二流子”，意味着这场改造运动不再是放任自流或者血腥的灭绝（这两种在古代屡见不鲜），而是要把这部分已经变成“鬼”的人抢救回来，是新社会对旧社会一次势在必得的斗争。
当时还有一个被争来争去的话题，即如何科学界定“二流子”们。虽然“二流子”已经被人们叫了很久，但在划分“二流子”的时候还是有很大争议。根据地社会情况复杂，新旧力量参半，好坏势力共存，很多人的出身经历也很丰富。有的人虽然有地种，但还有偷鸡摸狗的坏习惯；有的人在工作后烟瘾难戒，时而复吸；有的人平常种地，却干阴阳、跳大神、看风水等副业……因此实际工作中对“二流子”的定义经常有分歧，一些村干部能为某人到底是不是“二流子”争论到半夜。划定一个人是不是“二流子”也会影响本人生活，一些地方对“二流子”的划分还出现扩大化的倾向，如涉县的某些村庄把当地诸如地主、富农、商人、小贩、私塾先生等非农业人口都一概当作懒汉来对待。最后，边区率先以农业生产为核心标准，根据有无正当职业、靠何来源维持生活为标准，将“二流子”划分为“二流子”（完全无正当职业）、“半二流子”（有正当职业，但还靠不良行为谋利）和非“二流子”（完全靠正当手段谋生，但有不良嗜好）三个等级，这一标准随后被各大根据地参考，基本在全国形成三级标准。
1943年3月2日的《解放日报》向全国介绍了陕甘宁边区的改造经验，即“宣传教育与说服‘二流子’，以提高其自尊心，有嗜好者，并帮助戒除，使其体力恢复后，再参加生产”。当时各根据地改造二流子的基本政策都是“在经济上给予帮助，在精神上不歧视”，这里的第一步就是让他们回到生产中去。大部分“二流子”不参加生产劳动是因为不具备基本的劳动条件，加之懒惰思想严重，因此各地根据当地的实际，将“二流子”组织起来戒烟、劳动，烟戒掉了回去种地，谁开的荒就归谁种，由政府规定他们完成一定的生产任务，派人进行检查与监督。对于从事生产有困难的“二流子”，政府发动群众给他们调剂土地、农具、籽种，组织他们与别的村民一起互助劳动，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劳动热忱。甘泉县、佳县还将不事生产的二流子集中到县、区政府，编成二流子生产队，由县、区干部担任组长，带领其开展生产；延安县乌阳区将18个二流子组成札工队（即将一批贫农集合起来集体出雇），“不仅每人往年荒芜的土地去年都锄了两三遍，而且由于劳动认真，各村群众还争出较高的工资，抢着拉他们去锄草。”
各地还出现了许多二流子参加劳动互助、并转变成为变工队（换工互助组织）的队长和组织二流子变工队的例子。延川的465个二流子中参加变工的有83人，参加札工的有32人，同宜耀（同官、宜君、耀县）衣食村的一个二流子班子开荒四十七亩，并不比一般劳动力差。
对于不愿从事农业生产的“二流子”，政府会帮助他们找工作或借给其资本，让其摆摊、做小买卖等。如延安市南区政府在有转变的50个“二流子”中，介绍做泥工的13人，摆小摊的10人，卖烧鸡的３人，种地的１人，“女二流子”参加纺织的18人。这些措施使不少“二流子”解决了实际生活困难并受到感化，促使其下决心转变为自觉的劳动者。
针对“二流子”身上的陋习，各地开展了一系列移风易俗行动。边区大部分“二流子”都有吸大烟的坏习惯，边区便设立许多戒烟所，让他们交出烟具；有的“二流子”嗜赌，一些地方就发起“交赌具运动”、“赌鬼照相”等活动；原先很多男女“二流子”有搞“破鞋”（发生婚外性关系）的风气，地方就积极动员妇女参与“妇救会”的宣传教育活动，提倡婚姻方面的新道德。面对一些比较顽固的“二流子”，各根据地政府会对他们进行监督。延安市就曾为“二流子”制定纪律和公约：（一）不染不良嗜好；（二）不串门子；（三）不招闲人；（四）不挑拨是非；（五）要有正当职业；（六）如有违反，罚工。靖边县创造性地把甲村的二流子编到乙村的变工队、把乙村的编到甲村，以免他们回家偷懒；志丹县有的村子把二流子编入变工、札工后减少了大家在地里的牵挂，免得二流子偷东西和到婆姨家里溜达；清涧县干脆宣布不和“二流子”发生经济关系，如有不能保障个人生活的“二流子”则直接把经济权交婆姨。对于那些陋习较深的“二流子”，一些地方还采取了在门上挂“二流子”木牌、在身上挂“二流子”布条的做法，有的“二流子”害怕丢人，也就自觉转变成劳动者。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来（安）六（合）县赌博之风盛行，于是当地政府召开一次农抗会，把二流子“批评得屁滚尿流跑出会场，群众情绪极高”。
到1943年初，仅边区就有３万多“二流子”得到改造，未改造的剩下9554名；到年底，这9554名“二流子”中又有58.8%得到了改造，同年1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又发布宣言称“明年要把全边区的二流子都改造成好人”。黄炎培1945年7月自延安调研回到国统区后，在《延安归来》提到延安街上“没有看到一个游手闲荡的人，他们叫做二流子”，一时引得国统区大批民众和观察人士注意。
此外，那些以前为了混口饭吃而加入八路军的“二流子”们，在军队中也逐渐接受了教育改造。1944年4月，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指出“对于军队中的二流子，应和对于地方上的二流子一样，采取改造与感化的政策。听任二流子习惯存在，是不对的，单纯地排斥与洗刷二流子，也是不对的。绝大多数的二流子是可以经过教育，变为好人的，只要我们的政策与方法不犯错误。”军中有时会在休息时办一些讨论会，让有意愿的战士为大家讲述自己以前的故事，一些“二流子”便向大家反省了自己过去，接受了大家的教育和鼓励。同时，军队中的“二流子”也被要求参与生产，增强劳动观念，如此以来也便学会了自给自足。
“所有二流子都要受到改造，参加生产，变成好人”
当一大批“二流子”开始回到生产接受改造时，社会上的干部和群众们也在帮助他们改正。区、乡干部经常劝导“二流子”好好生产，帮助他们定计划、解决生产困难，还常常检查他们的生产情况。有些地方的劳动英雄还主动要求“二流子”加入自己所在的变工队，边监督边帮助他们进步。延川县的刘兴胜转变前天天被乡长登门拜访教育，转变以后对乡长感激地说：“今年亏得乡长帮助我们，若不是，我们一家人现在还是挨饿受冻，那里还能像今天一样吃干的穿新的？盼望乡长以后经常来督促我们的生产，我们一家人，永远也忘不了政府的好处。”
同时期社会舆论也在塑造促进改造的氛围，边区政府组织文艺界编排许多教育改造“二流子”的文艺节目并进行巡回演出，如秧歌剧《改造二流子》、评剧《回头是岸》等，通过报刊、广播等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在官方宣传之外，民间也流行许多规劝“二流子”的歌谣，如1945年《生活》杂志收录了一条陕北地区流行的笑话“二流子”民歌：
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看那二流子过来了！快来看他那球样子！你撒泡尿来照照个子。好好的庄稼你不种，常年像老鼠钻地洞。爹娘养你不成才，你又抽洋烟来又耍牌。抓着什么吃什么，人家说你是贼娃娃。睡到太阳照屁股，醒来吃上些糠糊糊。吃净了粮食吃籽籽，二流子早晚要饿死。有饭不如喂狗吃，凭什么养你这二流子。不要上我家串门子，怕你把懒劲带进来。你长得也是个人儿，为什么不好好的过光景儿？二流子二流子快回头，劳动起来啥也不愁。
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作了题为《组织起来》的重要讲话，其中专门谈到“所有二流子都要受到改造，参加生产，变成好人”，这一口号鼓励了许多人的热情。当时在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担任教员兼研究员的王式廓之前便在报纸上看到许多有关改造“二流子”的报道，他也自去年便对这一题材有所想法。他敏锐察觉到这是一个可以深入农村的机会，于是来到延安附近的安塞、宋家沟等几个农村，在当地与农民和干部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几个月，也和当地的“二流子”们有所接触，还多次参加村里对二流子进行帮助和批评教育的大会。有了这样的生活经历，王式廓不久便创作出著名的木刻画《二流子转变》。
《二流子转变》原版为黑白木刻画，图为1947年套色木刻并重新命名的《改造二流子》
《二流子转变》画中反映的正是群众教育改造“二流子”的典型场景，一个衣衫褴褛的“二流子”正坐在一截木头上，身边围着的村干部和邻居们正在苦口婆心地劝导他，另一边坐着的是穿着破衣烂衫的“二流子”家人。这样的画面来自王式廓与“二流子”真实接触的经历，当时大家对“二流子”的劝导主要也是从他们自己的生活说起，有孩子的就把孩子带过来让“二流子”想想自己的子女，已经通过劳动改善生活的就向“二流子”说说自己一家生活是怎么变好的，有性子急的会直接威胁要把“二流子”抓起来关禁闭，也有“二流子”的亲戚朋友专门跑过来苦口婆心相劝一番的……在这几个月，王式廓体会到农民对于自己群体中的落后分子的基本态度是积极的，“二流子”也不是敌人，政府的政策对“二流子”不是打击，而是采取说服教育，不把“二流子”推到对立面去。
“我们号召全边区的二流子，都要向盐池的刘生海学习”
刘生海，1905年生，陕西定边王坬子(今属陕西吴旗)人。年幼辍学，后和神棍学过阴阳。成年后他被当地的国民党驻军诱惑吸毒、赌博，不久便一贫如洗，成为当地有名的“二流子”，老婆也和他闹离婚。1935年家乡解放后，当地政府开始教育他改正。刘生海回忆称当时“人人叫我二流子，真难听！政府又批评，现在婆姨都要离婚了，一个人为什么不能学好呢？”于是他下决心转变，开始种庄稼、背柴、戒洋烟。白天难熬烟瘾，就白天下地干，黑夜难熬烟瘾，就黑夜去。这样熬了七天，就把烟瘾戒掉了。次年刘生海被乡亲们选为王坬子乡政府主席，于是积极带领全乡农民进行土地革命。1937年，王坬子乡建制撤销，刘生海遂回乡务农。
1941年，陕甘宁边区受封锁影响出现食盐供给困难，边区境内的三边地区（定边、安边、靖边）虽然产盐，但由于交通困难无法供应全边区。此时刘生海响应政府号召，自发购买两头驴开始从事个体运盐，一年跑了6次运输，赚了百余元边币。1942年他又在家乡组织起一个运输队，此时他发展到有了6头驴子、1头骡子、2头犍牛，种了28垧地，自己加上别人合份的羊共有81只，成了一个劳动致富的模范人物。在他带领下，家乡的吴旗县共组织了近百个运输队，在1942年利用空闲时间运盐2万余驮，获利边币近一千万元。改正后的刘生海不忘政府对他的改造，不仅多交公粮公盐，还以自己为例鼓动当地其他“二流子”，为他们担保借款，帮助他们发展自己事业。
1943年，吴旗县召开表彰大会，评刘生海为劳动英雄，并颁发“运盐模范”锦旗一面。同年他还被邀请参加延安的全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接见。大会还提出“我们号召全边区的二流子，都要向盐池的刘生海学习”。会上，刘生海兴奋地说：“想不到过去做二流子的我，原来也会有今天。我要报答政府这样好地待我，我以后更要好好地劳动。”回家后，他还提出要和另一位全国劳动英雄吴满进行竞赛，并制定了来年实现全乡没有“二流子”的目标。
刘生海是当时无数成功改造的“二流子”们的一个缩影，许多“二流子”正式受到他的鼓励便走上了正路，还欣喜地说道“刘生海的路就是我们的路”。短短两三年，一个过去成为社会顽疾的群体便迅速在边区消失。正如林伯渠在1944年1月边区政府工作的报告中所说那样：“假使说变革社会是一项艰巨的工作，那末不难想象，改造人的意识更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但大家知道，我们已有了改造四千五百个‘二流子’转入生产运动的经验。”在旧社会还在源源不断异化人的同时，根据地已经在尝试重新改造人。同年《解放日报》在向全国介绍“二流子”改造过程的时候自豪地宣布：“人都是能进步的……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什么人都能学好”。毛泽东评价边区改造“二流子”运动是“布尔什维克的好经验”，事实也正如此，在后来的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建国后初期，改造“二流子”的经验依然被各地借鉴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