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黎平：人性 德性 党性——驳“人性本质自私论”兼与郝贵生教授商榷

　　人性 德性 党性

　　——驳“人性本质自私论”兼与郝贵生教授商榷

　　张黎平（山西吕梁）

　　【提要】

　　人性有“本能”和“本质”之分，革命导师批驳“人性本质自私论”，并未否定人对正当私利的合理追求。“人性本质自私论” 的谬误之处，在于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现象绝对化为永恒人性，将生物本能混同于社会本质，最终陷入唯心史观的误区。

　　为了防止人类退化为“动物本能”主导的状态，道德规范成为规范社会关系、引导人性向善的重要纽带，更有许多先贤用言行诠释了对人性的崇高追求。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中，劳动异化必将使剥削阶级自私本能放大为阶级本质，使社会矛盾呈现出尖锐的阶级对抗性。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德性才恢复了应有的社会功能。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广泛涌现的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现象，正是这一制度优势与道德引领的生动体现。

　　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将德性的“利他”导向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相结合，使共产党员的人性修养超越了一般伦理层面，将传统道德升华为共产主义道德。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的建立，为克服本能自利、培育集体主义精神提供了制度保障。无数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一切的典型，正是共产党人党性的生动体现。

　　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阶段，剥削阶级的残余思想借社会转型之机恶性蔓延，导致道德领域出现失范现象，腐败问题时有发生。但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修正错误的勇气，只要我们坚定不移推进自我革命，就一定能抵御错误思潮侵蚀、净化社会风气。

　　“人性本质自私论”是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翻版，它无视人性的实践性与可塑性，否定社会制度对人性的引导作用，最终只能将人类引入自私自利、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与人类解放的历史潮流背道而驰。

　　天津师范大学郝贵生教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亦是笔者敬重的良师益友。日常交流较为频繁。郝教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展现的资料积淀之厚、理论功底之深、研究成果之丰，笔者难望其项背，内心更由衷敬佩，亦常向郝教授求教。

　　近日，针对网络文章《不要独尊马术》对马克思主义人性论的挑战，郝教授撰写了《郝贵生：什么是“人性自私论”？》一文，以马克思主义立场展开理论驳斥。笔者深赞郝教授的鲜明立场与学术担当，同时也感到该驳论偏重纯理论阐释，对非专业背景的普通读者而言接受门槛较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驳斥的传播效果与说服力。为此，笔者愿从民间研究爱好者的视角，在向郝教授虚心求教的基础上，就相关问题略陈管见，与学界同仁共同商榷。

　　一、人性有“本能”和“本质”之分，革命导师对“人性本质自私论”的批驳并未否定人对正当私利的追求

　　“人性本质自私论”之所以能够蛊惑人心，其核心在于其鼓吹者刻意制造认知误导：将马克思主义对“人性本质自私论”的批判，歪曲为“马克思主义否定人的正当私利”。这既是对“本能”与“本质”两个范畴的刻意混淆，更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性论的严重曲解。

　　“本能”与“本质”是马克思主义人性论的核心范畴，二者界限分明又辩证统一。

　　（一）生物本能：人的自然属性呈现

　　所谓“本能”，是包括人在内的生物与生俱来的先天性反应机制，对人而言属于自然属性范畴，体现为基于肉体组织的生存需求与生命冲动，如对衣食住行的基本依赖、对生命延续的本能追求等。这种本能具有天然的“排他性”，如婴儿吮乳被干预时的反抗、幼儿守护喜爱之物的防御反应，皆非后天习得的社会意识，而是生物层面的生存本能。

　　（二）人的本质：社会关系的历史生成

　　所谓“本质”，即事物的根本属性。“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 卷第 139 页）。与生物本能的先天性不同，人的本质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生成，受特定社会关系制约并随其发展而演变。因此“自私”绝非人类的永恒天性，而是阶级社会出现后的历史现象——生产资料私有制导致劳动异化，使部分人的自然本能异化为动物式的“排他利己主义”，其核心是将自身利益凌驾于他人与公共利益之上的价值取向。正如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揭示的：“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 卷第 344 页），深刻阐明了社会关系对人本质的决定性作用。毛主席也明确指出，在阶级社会中“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 卷第 870 页）。

　　（三）马克思主义对正当私利的尊重与肯定

　　人本能的“排他性”绝不等同于社会学意义上的“自私”，马克思主义从未否定这种自然本能的正当性，而是承认“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5 年版 第 1 卷 第 82 页），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 “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42 卷 第 167 页），这正是对人的生物本能的充分肯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界定：“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1 卷 第78-79 页），将生存需求确立为人类历史的逻辑起点。

　　革命导师在批判“人性本质自私论”的同时，始终尊重人对自然需求的选择。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 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 卷第 514 页）；恩格斯亦指出，阶级斗争“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 卷第 250 页）。

　　需要特别澄清的是，人的本能虽具有自然属性，却绝非脱离社会属性而独立存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体，生物本能必然通过实践活动被赋予社会内涵：饮食作为本能，在剥削制度下却呈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分化，这正是社会关系对自然本能的塑造与异化。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自私自利”的倾向本质上是剥削阶级的阶级性在社会意识中的反映，而非全人类的共同本质。“人性本质自私论”的荒谬之处，在于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现象绝对化为永恒人性，将“生物本能”混同于“社会本质”，最终必然陷入唯心史观的误区。革命导师从未否定且充分尊重人的自然需求，他们所批判的是将这种中性的“本能”等同于“自私本质”的错误归因，将正当需求歪曲为“自私本性”的历史唯心主义谬论。这种谬论的关键，在于将生物本能绝对化、永恒化，否认人性随社会关系发展而演变的客观规律，而本质是站在为私有制本质辩护的立场之上。

　　二、德性是人性社会属性的伦理升华，以规范本能实现群己和谐

　　随着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剥削阶级的意识逐步形成并不断强化，其放大的动物般贪婪倾向激化着社会矛盾，严重冲击着社会统治秩序。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必须规范社会关系，协调“个人需求”与“群体存续”的矛盾。因此，道德规范便成为古今中外统治阶级的重要治理工具（法律保障等其他手段不属本文讨论范围），核心是倡导社会遵循“利人利己”的公共公德。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由经济基础决定并反作用于社会关系。因此，德性并非脱离人性的抽象教条，而是基于人的社会本质形成的伦理规范，其核心功能是通过共识性的道德准则，将个体自然需求纳入社会共同体发展框架，引导自然本能的合理释放，避免本能的“排他性”异化为损害他人利益的自私行为，最终实现社会的良性互动与个人与社会的辩证统一。

　　（一）德性的本质：社会协作的伦理保障

　　人的社会本质决定了“孤立的个人”无法生存，必须通过协作构建社会关系，而德性正是这种协作关系的伦理保障。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 卷第 134 页）。

　　不同社会形态的德性虽带有鲜明的阶级差异，但却是阶级社会中每一个社会形态都必然倡导的核心价值。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近代社会，无论统治阶级的利益诉求如何变化，都需要通过德性规范约束个体的极端自私倾向，维护社会秩序的存续。这恰恰从历史维度直接驳斥了“人性本质自私论”：若人性天生自私且不可改变，历代统治者便无需耗费心力倡导德性规范。

　　（二）阶级社会的德性异化：私有制的必然产物

　　在阶级社会中，道德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烙印。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导致劳动异化——劳动者创造的财富被剥削阶级占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便被异化为金钱关系和剥削关系。这种经济基础直接扭曲了德性的导向：剥削阶级将自身的剥削行为包装为“合理德性”，将本能的自利放大为“天经地义”的自私性，而被剥削阶级的正当利益诉求则被污蔑为“失德”。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资产阶级将“个人主义”“利己理性”推崇为核心道德准则，将追逐利润的自私行为美化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为“自私”贴上“道德”标签，使这种德性异化变得冠冕堂皇。马克思在批判这种德性异化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 卷第 275 页）这种道德导向，必然导致贫富差距悬殊、阶级对立尖锐。而工人阶级在反抗剥削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团结互助、集体抗争的朴素德性。这种德性本质上是对异化德性的否定，是对合理社会关系的追求。

　　（三）超越阶级局限的德性追求：人类向善的生动证明

　　值得欣慰的是，面对剥削制度导致的德性异化和民不聊生，古今中外诸多仁人志士出于民族利益和苍生忧虑，超越阶级局限，用生命践行着德性的崇高追求，成为跨越时代的精神标杆。

　　在中国语境中，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的为民情怀，到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济世抱负；从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气节，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担当精神，再到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理想追求等，无不是突破自身阶级局限的典范。

　　在西方社会中，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面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残酷剥削，提出“人人劳动、人人平等”的道德理想，呼吁通过德性革新构建公平的社会秩序；雨果在《悲惨世界》中以文学笔触批判剥削阶级的冷漠，倡导“宽恕”“博爱”的德性，折射出劳动人民对合理社会关系的向往等。

　　这些先贤们的德性追求和实践，虽未触及私有制根本，但都体现了德性作为人类共同价值的进步性，是人性超越自私、追求崇高的生动证明。本质上是对当时社会关系的道德回应，是试图通过个体的道德自觉弥补社会制度的局限，推动共同体的稳定与进步。这些仁人志士的实践也同时证明，德性的进步性始终与人类解放的方向一致，而私有制对德性的异化，终究是历史阶段性的产物，无法阻挡人类对崇高道德的追求。

　　（四）马克思主义引领下的德性飞跃：社会主义的道德实践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为德性实现“质”的飞跃提供了理论基础，《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将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使道德成为 “真正人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 卷第 294 页）。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尽管“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 卷第 304 页），但由于道德已经深深植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土壤之上，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等高尚社会道德形成提供了共同基础。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私奉献、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等品德随处可见。且不说那些名垂青史的革命烈士和英雄人物，单单是“爱厂如家、艰苦创业” 的鞍山钢铁厂工人孟泰、纺织线上的 “红旗手” 赵梦桃、太行山上的奋斗者申纪兰、柜台前的 “一团火” 张秉贵、“宁肯一人脏，换来万家净” 的清洁工时传祥等，这些各条战线上的普通劳动者的事迹，就足以让全社会动容，感召着全社会向上向善。而11岁的龙梅和9岁的玉荣两位“草原英雄小姐妹”，为了保护集体的羊群不受损失，不惜在零下 30 多度的暴风雪中追赶羊群一天一夜，即便冻伤也要坚守责任，更成为新一代儿童的精神偶像。正是这些先进典型的激励，才塑造了那个年代普遍的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拾金不昧，邻里互爱，一家有难，十方支援，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等无数高尚的社会道德。

　　笔者插队期间曾亲身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村里一个赶毛驴车给社员拉煤的人，在拉着煤爬坡进村时，走到村头平处后，把驴栓到树上让休息一会，结果驴把树皮给啃掉了。有几个放学后的小学生看到，一边上前把驴头拉住，一边叫醒休息时已经睡过头的赶车人，怒斥“你怎么这样不负责任，让驴啃树是破坏集体财产......”后来这几个小学生还把问题反映到大队，这位赶车人在社员大会上做了检查，并补栽了10棵树才把事情了结。这一细节足以说明，那个年代即便是小学生也具备公私分明的高尚公德意识。

　　这些事例充分展现了毛泽东时代各条战线的普通人“大公无私、公而忘私、舍己救人、先人后己”等崇高道德风尚，他们未必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却用平凡中的坚守和危难时的抉择，诠释了社会主义德性的深刻内涵。这种精神不仅塑造了那个时代的风貌，更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闪烁着耀眼光芒。

　　以上分析清晰表明德性的历史演变：进步的德性始终是社会关系的正向纽带，引导人性向善；而私有制导致的德性异化，不过是阶级社会的特殊现象。历史实践为社会主义社会打破德性异化、追求共产主义道德奠定了基础 —— 只有推翻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才能让德性回归协调社会关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

　　三、党性：阶级立场下的德性高阶形态，将人性升华为人民立场的政治自觉

　　如果说德性只是普遍社会层面的人性规范，那么党性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党员提出的高阶要求——他以人的社会本质为根基，将德性的“利他”导向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深度融合，使共产党员的人性修养超越一般伦理层面，升华为“为人民服务”的政治自觉。

　　（一）党性的理论内核：阶级性与人民性的辩证统一

　　党性与人性的统一，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和实践逻辑。马克思主义认为，党性绝非抽象的政治标签，而是建立在特定阶级基础上的意识形态自觉与实践担当。恩格斯最早在 1845 年提出“党性” 概念，批判德国“绝对的社会主义” 因 “在理论领域中没有党性” 而丧失革命力量，强调真正的党性必须服务于先进阶级的革命实践，敢于直面社会矛盾并推动变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 卷第 659 页）。列宁进一步阐释：“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这个先锋队的力量比它的人数大10 倍，100 倍，甚至更多”（《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 卷第 197 页），明确了党性的先进性内核。毛主席深刻揭示了党性的人民性本质：“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3 卷第 1094-1095 页）。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辩证关系：“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14 页）。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本质上是阶级性的集中体现，且始终与人民性高度统一。它并不否定个人的正当需求，而是将个人需求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统一，将人性中“协作”“利他”的社会属性推向极致，实现了对一般德性的超越与升华。

　　（二）革命实践中的党性彰显：突破本能的人性升华

　　在中华民族争取人民独立与民族解放的革命征程中，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回答了什么才是共产党人的党性，更用行动彻底击碎了“人性本质自私论”的荒谬论断。他们面对敌人的酷刑折磨与名利诱惑，突破了“趋利避害”“保全自身”的生物本能，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抉择，诠释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与信念。

　　从方志敏面对威逼利诱坚贞不屈，在狱中写下《清贫》《可爱的中国》，彰显 “一切为了劳苦大众” 的赤子情怀；到赵一曼承受数十种酷刑仍坚守信仰，发出“我的主义、我的信念，绝不能动摇”的铿锵誓言；从夏明翰以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的绝唱践行初心，到江竹筠用“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的信念抵御摧残……正是无数这样的共产党人，才用他们的行为雄辩地证明：当党性成为精神支柱时，人性就能够突破生物本能的局限，展现出“为公”“利他”的崇高本质。他们的选择并不是对人性的压抑，而是党性赋予人性的最高升华——让个人的生命价值与人民解放、民族复兴的宏大使命同频共振，彰显了人性社会属性的无限力量，为“人性自私论”写下了最有力的驳斥，更用实际行动彻底戳穿了“人天生自私”的谎言。

　　（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党性实践：公有制根基上的道德自觉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公有制经济基础为广大党员党性培育提供了广阔的升华平台，这种制度优势与党性要求相互赋能，使“利他”“奉献”的价值追求升华为“公而忘私”“集体至上” 等共产主义道德，实现了人性社会属性的最高升华。

　　篇幅关系，我们无需例举大家所熟知的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家喻户晓的英模事迹，也不用叙述无数在平凡岗位上非凡坚守和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以及各条战线上为民英雄的动人故事，仅仅一个“红旗渠”修建的事例，便足以铸就共产党人的精神丰碑。

　　1960 年至 1969 年，河南林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党员干部的带头下，于太行绝壁间开凿出 1500 公里的“人工天河”，彻底改变了“水贵如油”的困境。这一奇迹的诞生，离不开县委书记杨贵坚持与民工“五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商量），寒冬时节带头跳入漳河筑起“人墙”等示范引领；离不开总指挥马金有 9 年如一日扎根工地、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的坚守；离不开技术人员吴祖太等放弃城市优渥生活、用生命铸就“水长城”的奉献；离不开除险队长任羊成舍生忘死、化身绝壁 “空中舞者” 的无畏；更离不开数百名普通党员甘做“螺丝钉”的付出，以及党员干部口粮标准低于群众的制度约束。而这项投资 6865 万元（按可比价格折算约相当于现在 60 多亿元）的工程，全程实现零贪污、零渎职，这在“人性自私论”者看来根本无法想象—— 一条 “生命渠” 的建成，正是对“人性自私论”最无言的回击。

　　这些共产党人的实践并非孤立的道德选择，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党性培育的必然结果。在“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制度导向与道德引领下，公而忘私从少数人的崇高追求，转变为广大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充分彰显了党性对人性的正向塑造作用。

　　而在那个年代，像这种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无私奉献的事例数不胜数，如大家所熟知的大寨人在大灾之年“三不要、三不少”（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不少向国家卖余粮、不减少社员口粮、不减少下年度生产投资）；大庆人是 “三老四严”的实干担当及“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言壮语；还有隐名埋姓，不计得失，勒紧裤腰带也要为祖国争光的“两弹一星”精神等，篇幅关系，这里就不一一例举。这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共产党人的“为人民服务”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信念！不是一时的热情，而是对党性的政治坚守！这种信念的力量，可能那些宣扬“人性自私论”的人一辈子也理解不了！

　　写到此，笔者又不由想到自己亲眼经见过的一件事：笔者插队期间曾在公社做过放映员，一次另一个没有放映队的公社新建起一座水库，在准备“合拢口”当天将我们请去，准备用一场电影来表示庆祝和慰劳一下艰苦奋战的社员群众。但正在“合拢口”时，适遇上游下了雨，水一下子大了起来，为合拢口准备的装着石头和土的草袋，甩下去就被水冲走。此时，民兵连长叫了一声：“跳，搭人墙”，自己便第一个跳下去，接着其他人也接二连三地跳下去，手拉手用脊背搭成前后两排人墙，才挡住上面丢下的草袋。拢口合住了，但不少人的脊背都被鲜血浸染。

　　这件事多少年来一直在笔者心头萦绕，试问那些秉持 “人性自私论” 的人：这些普通党员和群众难道不知跳下去会受伤甚至牺牲？若人性本质是自私的，又如何解释这种舍生取义的行为？

　　（四）时代挑战与党性坚守：自我革命中的价值引领

　　“人性本质自私论”之所以在当前盛行，与我国近几十年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历史阶段有着极大关系。笔者无意否认这一基本国策，也不想评论其对错得失，但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存在决定意识”是千古不变之理。在市场条件经济下，当利益成为社会最基础的价值标尺时，道德必然退而次之，而失去道德的党性也就可想而知，这正是不少党员干部出现道德失范、腐败堕落的体制性原因。

　　二十多年前，笔者有感于当时的社会风气和人生波折，曾写过这样几段话：“一种社会结果的发生，总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当利益成为社会的最大追求时，坚守理想信念，恪守道德良心，最终会成为社会的弃儿。”“金钱与权力一旦联姻，便会泯灭一切道德良心，践踏一切公平正义。”“权力一旦失去良心，魔鬼也会惧怕三分。”“西方社会讲‘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但当社会价值导向做天使意味着利益和尊严的损失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赶入野兽的丛林”……相信无数的道德坚守者，对此一定会有同感。

　　但我们更应看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 “不在于永不犯错，而在于具有正视错误、修正错误的自觉和勇气”（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2 页）。列宁曾指出：“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 卷第 166 页）。只要我们坚持继续革命，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统筹推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就一定能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抵御剥削阶级思想侵蚀，让共产主义道德的光辉重新照亮社会风尚。

　　四、“人性本质自私论”的泛滥：意识形态阵地失守的警示与拨乱反正的迫切性

　　郝贵生教授所批驳的《不要独尊马术》一文，其核心谬论集中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人性论的公然歪曲与执政根基的恶意挑战，原文直言：“马克思对人性的理解有问题，比如他说原始社会人不自私，私有制后自私。其实是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为了生存抱团取暖，人可以共患难，本质还是趋利避害。又说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人就不自私了，其实公有制后出现官僚主义，屠龙少年终成恶龙，人不能同富贵。穷革命富变修，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但饱暖思淫欲，这用物质决定意识就说不通了。有局限性不很正常吗？偏要认为自己啥都对，那跟独尊儒术有啥区别，叫独尊马术。因此需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一个屠龙，一个防止屠龙少年变成恶龙。”

　　对于这些错误观点，郝贵生教授已在《郝贵生：什么是“人性自私论”？》一文中作出深刻理论驳斥，本文前述章节也从 “本能与本质”“德性与制度”“党性与人性” 的辩证关系出发展开了充分论证。在此不想再浪费笔墨具体驳斥，只想严肃地指出：该文篇幅虽短，但其危害却触及根本 ——本质上是借歪曲人性论之名，行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动摇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根基之实。

　　为此笔者必须大声疾呼：意识形态领域的守护者们应当警醒了！如果任由这种错误思潮猖獗蔓延，其危害性丝毫不亚于外部势力的分裂挑衅 ——正如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当马克思主义这一执政理论基础被系统性颠覆，当“自私”被奉为永恒人性，必然导致价值导向扭曲、道德底线崩塌，滋生更多背离初心的腐败分子。届时，无需外部势力干涉，内部思想防线的溃退就足以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动摇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

　　此类荒谬言论之所以能堂而皇之地充斥网络空间，绝非偶然，而是长期以来意识形态领域阵地失守的必然结果：一方面，部分所谓“专家学者”以“学术探讨”为幌子，将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包装成“普世真理”，竭力宣扬“人性自私论”，模糊了是非界限；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人性论的蓄意曲解、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蔓延，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遏制，导致错误观念积重难返。

　　郝教授在最近所发的《郝贵生：《论持久战》与反腐败斗争的逻辑联系》中指出，原海南军区政委刘 XX 所著《人呀人你到底是什么东西》一书，通篇竭力鼓吹资产阶级 “人性本质自私论”，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一现象发人深省：笔者似乎由此找到众多接受过党校系统培训的高级干部，最终沦为腐败分子的某种归因——正是由于党的意识形态阵地的严重失守，才导致部分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被“人性自私”的错误观念所裹挟，最终滑向腐化堕落的深渊。

　　如果说以往一些错误言论还只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性论的隐晦曲解与间接挑战，那么《不要独尊马术》一文则是撕下伪装，赤裸裸地向党的执政基石 “亮剑”。其本质是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死灰复燃，正如马克思所揭露的，资产阶级将特定历史阶段的阶级人性伪装成“一般人性”，实则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化辩护的虚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5 年版第 30 卷第 47 页）。这种谬论无视人性的历史性与实践性，否定社会制度对人性的塑造作用，与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科学论断完全背道而驰。

　　从上可以看出，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拨乱反正已刻不容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2013 年 8 月 19 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点）。若任由“人性本质自私论”等错误思潮继续蔓延，不仅会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打脸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的大公无私、集体主义实践成果，更会从根本上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唯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守意识形态主阵地，及时驳斥错误思潮、肃清思想雾霾，才能重塑正确的价值导向，为党的长期执政筑牢思想根基。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