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新生人口断崖式下跌需要一场拨乱反正
在2021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举行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并没有像过去几年那样，公布上一年的出生人口数据。而在2月8日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年全国姓名报告》中，透露出一组数据：
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其中男孩529.0万，占52.7%，女孩474.5万，占47.3%。男孩比女孩多了5个多点，多了50多万人。
对照一下上一年——《2019年全国姓名报告》给出的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179万。也就是说，2020年新生儿比2019年少了170多万。
又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为1786万人，2017年为1723万人，2018年为1523万人，2019年为1465万人。也就是说，从2016年到2019年，全年出生人口在逐年递减，一年比一年少，从1786万减少到1465万，4年少了320多万。
于是有人惊呼：狼来了!
狼真的来了吗?狼是怎么来的?又该如何把狼赶跑?
回顾一下历史，上个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开，计划生育运动作为一项国策，轰轰烈烈搞起来了。为顺利推进，落实政策，先给马寅初平反，说什么“错批一人，误生三亿”。接着是正能量正面宣传，反正就是独生子女好，“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给独生子女家庭颁证并给予相应物质奖励。
同时，如果有哪个刁民，要是胆敢超生，就扒房牵牛，有啥拿啥，不罚你个倾家荡产不罢休。有公职的，开除公职;逃跑的，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你追回来，小品《超生游击队》很真实的反映了这一点。我小时候在农村就见到过这样的情景，计划生育工作人员追找要超生的孕妇，就像国民党抓壮丁，弄得满村鸡飞狗跳，杜甫《石壕吏》中描写的那一幕再现了。看看那时的雷人标语可以想见：
一人超生，全村结扎。
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
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
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
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该引不引，株连六亲。
打出来，堕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下来。
………………
赤裸裸，血淋淋，今天看来也让人胆战心惊，心有余悸。
而今天要生小孩的青年人，正是在计划生育最严酷的八九十时代里的幸运儿，有幸抢跑到了第一，有幸没被打下来堕下来流下来。
不让父母多生，又让子女多生。岂是轻飘飘一句“此一时彼一时”就能敷衍过去的?如果说是狼来了，那时就没有料到今天吗?
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不容易，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也不容易。一个活在八九十年代不让多生不容易，一个生在八九十年代能生下来不容易。一个是不幸的，一个是幸运儿。
如此，新生人口断崖式下跌，不正证明了计划生育工作搞的好吗?不正减轻了计划生育工作难度了吗?不正省着扒房牵牛四处追逃超生游击队了吗?也省着境外势力借以人权之名干我们内政。
这样看来，新生人口断崖式下跌是好事啊，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又哪里是什么狼来了?美国人口3亿多，不足中国人口的一个零头;欧洲人口加在一起4亿多，也就是中国人口的一个零头。——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头顶的月亮的圆。
40年多来，中国市场经济高歌猛进，瓦解了也正在瓦解着一切，“一亩地，两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的传统思想文化观念作为老古董被抛弃进了垃圾堆。当初出生于六七十年代的青年人还想多生，而现在他们的子女——出生于八九十年代的青年人根本就不想生了，思想文化观念上产生了差异。他们追求自由、民主、独立，孔夫子的那一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太陈腐不堪了。
这就在两代人之间产生就代沟，逼婚与不婚，逼生与不生。老代人语重心长苦口婆心，劝说青年人：孩子，现在你年轻呢，以后老了怎么办?青年人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明天老了的事呢。
另一方面，是来自工作、经济上的压力。贫困山村穷，男的想结婚却娶不起老婆，孩子又如何生?代孕吗?不违法也代不起。进得城的城里的，如果不是富二代官二代，没有父母的帮衬，只靠自己个人的打拼奋斗，想想高高的房价、生养孩子的成本，结婚了孩子也不敢马上要。工作难，结婚难，生孩子也难，事事都难。或者，也干脆不结婚了，就那么单着。
前面说八九十年代出生的是幸运儿，幸运的一代，但结不起婚，生不起娃，这又是幸耶?还是不幸?
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经济状况无从改变，婚育状况也无从改变，其结果必然是人口断崖式下跌。现在还不是最坏的时候，还会进一步放大，将跌破千万大关，以后新生人口突破千万大关难了。
二胎政策放开时有一个乐观估计，然而在事实面前，被无情地打脸了。生孩子毕竟不是菜市场买菜，想买就买，想不买就不买。看着和当初计划生育时的二胎政策的宣传，不禁让人发笑。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的人口断崖式下跌是四十年改开、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要想扭转过来，也绝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也得需要个时间。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防止新生人口断崖式下跌，首先要改善结婚不起的经济状况，其次是整体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再有一个，需要一场思想文化上的拨乱反正，把颠倒了的再颠倒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