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胎政策来袭，盘点计划生育年代的那些血色罪与罚！
2021年5月31日，国家三胎政策就那么横空出台了。
就在网上各种讨论，各种调侃，各种段子横飞的时候，我心里想的却是计划生育年代里的那些血色岁月，以及那些充满血水和泪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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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计划生育，我算是较有发言权的民间人士之一。
因为我亲历并藏掖着那个时代的痛楚和真相，我也见证了那个时代的落寞和悲伤。
1995年，四年寒窗毕业的我被分配到一乡镇土地管理所工作。21岁的我，就这样成了一个所谓的同志，国家干部。
那个年代，对于一个偏远落后的乡镇来说，物质贫乏，精神生活就更贫乏。没有电话，没有彩电，对我这种单身的年轻人来说，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打打篮球喝喝酒，躺在床上看看书了。
感谢那个年代，让我被逼着读了很多书，以至于我在十年后的某一个时间里，靠着各种世界名著里的一个个典故和台词，忽悠到了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
我记得我参加工作的大概时间是1995年12月的某一天，我到乡政府报道的时候，已经到了下雪的季节。
三天后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了第一个工作任务，我被抽调出来参与下乡干计划生育突击工作。
之所以说突击工作，是因为那时候的计生工作，只有晚上偷偷的进村才能干出成效，那个阵仗，和今天的扫黑除恶行动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
那个年代，老百姓和计生干部的关系，犹如猫和老鼠的关系，空前的紧张和对立。
我记得那天晚上的行动时间是晚上八点，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还下着蒙蒙细雨，我们一群十来人，打着手电筒来到了行动目标家门前，带队领导经验老道的安排四个人守住房屋四周（防止目标翻窗逃跑），剩余的人，砰的一声撞开大门，冲进去就将目标在床上逮了个正着。
看着黑压压的一群人，行动目标也没有做任何反抗，乖乖的被带回乡镇计生办手术室，做了绝育手术。
那一次的行动，所有参与行动的人，都受到了乡镇领导的高度表扬。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与干计划生育突击工作，也让我对计生工作第一次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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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的计生政策是，有公职单位家庭只能生一胎，农村村民家庭最多允许生二胎。超生者，有公职的开除，没公职的拉来强行做绝育手术并罚款。
让我们一切来回顾下那个时代计生宣传的标语吧。
在我工作的地方，有一个曾当过乡长的正科级干部魏某，长期被计生部门当成一个向村民们宣传计生政策的反面教材。
魏乡长因为老婆怀了二胎，不忍心做人流，最后被群众举报后，被开除公职回家种田。
某次下乡时，有同事指着一个在田里干活，脸庞黝黑的男子对我说，看，他就是魏乡长。
此刻的魏乡长，哪里还有当初坐在主席台上指点江山的意气风发，他已经被彻底同化成了一个普通村民。
看到那个场景，突然感觉想哭。
那个年代，农村还是比较淳善的。但那份淳善，只针对除计生工作者之外的人。
对计生工作者，他们带有天然的敌意，那是一种来自内心深处最原始的一种仇视。
一般情况下，乡镇计生办的人白天是不敢下乡的，即使要下乡也必须五六个人以上的人一起去才能保障安全。否则，要完完整整的活着回来还真得靠运气。
即便你自诩是猫，但大家想象一下，一只猫进入一群有猫一样战斗力的鼠窝里面，会是一种什么结果？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里，落单的计生干部进村后被村民追着打的抱头鼠窜的事儿，在计生工作重灾区，尤为常见。计生干部被村民殴打致死的案例，也不算是什么新闻。
所以，分管计生工作，成了乡镇领导的噩梦，每次分管工作调整的时候，都要通过抓阄的形式，才能确定下来。
从市到县再到乡镇，计生结扎（绝育手术）任务，是层层有指标分派的。完成了任务，说明工作能力强，会受到提拔重用，完不成，说明工作能力欠缺，组织观念不够端正，是会被靠边站的。
为了保住位置，层层领导都会不断向下施压，最终压到乡镇上时，就只有赤膊上阵了。
为了完成结扎工作指标，为了完成超生罚款的经济任务，一系列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非常不人道，甚至残忍的事例，在计生重灾区的各个乡镇，不同程度的上演着。
拉猪，砸房是最常见的方式，将鸡鸭和房里的腊肉、粮食等拉走抵缴罚款，也并非什么奇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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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00年后，农村出门打工的人口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计生重灾区，能出去打工的人，都举家出门了。
挣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其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躲避计划生育。
对那些生了二胎三胎甚至五六胎的家庭来说，只要你呆在村子里，你就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被抓去结扎罚款那是早晚的事，而且那个罚款，对于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
躲出去打工了，你就找不到我了，呆在外面再生几胎，也不会有大问题。
唯一的劫难是春节，对很多因为躲避计划生育而出门打工的家庭来说，春节是年关，更是鬼门关。
而春节，对急迫完成计生任务的乡镇领导来说，却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年关来了，对思乡心切的打工者来说，城市再大，残破的农村才是港湾，那里是根，那里还有年迈的老人。
很多出门躲计划生育的打工者，就是在回家过春节时纷纷落网的。有人在背着大包小包走下故乡客车的那一刻，就被计生办带着警察一起带走了。
当然，也有些人因为已经在外生了几个孩子，已做好了回乡落网的思想准备，因为生孩子的心愿，已经完成了。
这样的故事，一直上演了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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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我辞去了乡镇府的工作来到昆明闯荡，一头就扎进了新闻这个行业。本以为从事了新的职业，从此不会再接触计生工作，谁知道，这才是另一个故事的开端。
新闻记者的工作让我跳出了偏远小镇有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同时也让我对计生工作的视野从一个乡镇扩展到了全省。
2009年，我进入某报社从事新闻调查工作，接触了很多申冤的，信访的群众，当然，也接到了很多很多被计划生育搞得“家破人不亡”的举报材料。
是的，在很多计生工作重灾区，“家破人不亡”，是某些地方政府只可默认但不能说出来的潜规则。
这些举报材料里，无一例外都是家被砸了，猪被拉了，粮食被没收了，被结扎留下后遗症，生活不能自理......等等等。
我深刻的记得在某县发生了一起在今天看来足以惊天动地的案例。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去县城帮姐姐家带孩子，某天她带着外侄女到街上游玩时，被计生办的同志盯上了。
那个年代，重压之下，每一个带着孩子的妇女，都是计生干部眼里的猎物。
女孩正带着外侄女游玩时，几个计生干部围上来盘问她：“这是你的孩子吗？”
女孩初进县城，看到被几个大男人围住盘问，心里本能的就紧张，再加上她本身就带了点结巴，就结结巴巴的回答道：“是，是，是我姐姐家的。”
谁知道，带头的计生干部只听到了前面的一个“是”，就没有耐心听完后面的“是我姐姐家的”这句，大手一挥就将女孩带走了，直接就送进了计生办的绝育手术室，容不得女孩解释，直接就被结扎了。
误会解开后，大错已经酿成，一个18岁的未婚女孩子，就这样被当牲口一样被做了绝育手术，事后好像得到了点可怜的经济赔偿。
这是个典型案例，但类似的事情却是常见。
2017年，红星新闻就以《强行安环后残片留在体内26年，她被切除子宫暖巢》为标题，报道过安徽芜湖的一起惨剧。
这篇报道，正式让计生工作留下的后遗症，曝光于公众的视野。
红星新闻是这样报道这起事件的：
刚生孩子一个多月，23岁的滕优霞就被六七人突然闯入家中，强制给塞入一枚金属节育环。被安环后，滕优霞下体一直流血。她多次就医，最终被多家医院诊断出，金属节育环破碎，残留在身体多个部位。其后，滕优霞我的子宫被戳穿，女性生殖器官基本被摘除，流血、发炎……”26年间，滕优霞跟随丈夫辗转安徽、江苏、上海等地，跑了23家医院，但病情始终未见好转。病痛还在，且与日俱增。丈夫陪着滕优霞去北京看病，结果被截访人员拦在火车站。僵持不下时，几个人拿棉被包住滕优霞，直接塞进车里，送回老家。之后的很多天，滕优霞夫妇被“软禁”，有专人守在家附近，轮班看守......
这样的案例，不过是计生工作下人为制造悲剧的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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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管计生工作的乡镇领导曾感言，“计生难，难于上青天。”
客观的说，那个年代的计划生育工作之所以这么难，是和当时的物质生活贫乏，精神生活枯寂有关，和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意识紧密有关。
在那个年代的农村，虽然大家都贫穷，但人们的追求也不高，只要能吃饱饭，足矣。所以反而没什么生活压力。
农村三大事，干活，吃饭，睡大觉。而睡大觉，就会伴随着怀孕生孩子。
那个年代的农村，更鲜有什么人工流产之类的说法，大多数父母的意识都停留在“多子多福”的观念里，每一个诞生的孩子，都是上天送给父母的礼物，未来的福气有多大，就看子女够不够多。
在今天我们看来的住房，教育，生活成本等压力，在那时根本就不叫压力，不过就是饭桌上多一副碗筷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做计生工作，不困难才是怪事。
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农村的年轻人不断涌进了城市，随着房贷车贷教育支出生活成本等成了城市年轻一族的主流，随着年轻一代“多子多福”观念的落伍淘汰，生育观念也从老一辈的“拼命生”变成了“不想生”，“不敢生”、“不愿生”。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二胎政策出台。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计划生育工作亦逐步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今天，国家出台鼓励三胎的政策之所以引发热议和讨论，是因为大多数人认为，鼓励三胎对国家的人口增长，人口结构调整所起的作用有限。在大多数人因为生活压力宁愿“躺平”的情况下，你让她生三胎，无异于天方夜谭。而对那些有经济条件的权贵而言，即使限制他们生二胎，他同样的能躲着给国家生出三胎四胎甚至五胎六胎出来。
所以说，解决人口增长调整人口结构的最佳办法，并不是鼓励三胎甚至鼓励四胎，而是得解决年青一代夫妻住房、教育以及生存的压力。
当我们的年轻人都不再被住房、教育、医疗以及生存的压力压得抬不起头来时，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昂首挺胸，大步朝前，为国家快乐的生二胎，三胎，甚至四胎五胎。
期待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