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位中餐馆老板打官司的经历看美国的司法制度
本文作者：韩东屏，美国华伦威尔逊大学政治学教授，授权本号原创发布。
美国北卡州西部的爱诗威尔市是一个美丽的山区城市，周围群山环绕，风景优美，气候宜人。是美国著名的旅游和退休养老胜地。其西部的大烟山，是美国游客最多的旅游景点。其东部的诱人湖，是许多名人的聚居地，美国有几部家喻户晓的电影如“下流舞蹈”就是在这里拍的。游人坐在游船上，听导游讲解当年拍电影的花絮，湖边大房子及其房主的趣闻轶事，别有一番风味。登上诱人湖旁的烟囱上，四周青山绿水的美丽景色尽收眼底。爱诗威尔城内的巴尔迪莫庄园，是当年美国的铁路大王建的美国最大的私人庄园，占地几千亩，这里有世界一流的酒店，宾馆，葡萄园和酒庄，世界各地的游客，闻名而来参观昔日的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络绎不绝。
因为这里是旅游城市，所以这里的餐饮业在美国也小有名气。爱诗威尔也是美国的啤酒之都，有许多本地酿造的啤酒。世界各地的不同的烹调风格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各式各样的中国餐馆就有四十多家，中国人开的日本餐馆也有十三家。但本文要谈的不是美国的餐饮业，而是透过一家中国餐馆的法律纠纷，来透视美国司法制度。这些年中国政府一直在高调宣传依法治国。许多中国知识精英，对美国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只是一知半解，就想当然的认为美国是法治国家，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本文想通过一个普通案例来说明，真正法治国家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存在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是天方夜谭。所谓的法治历来是双刃剑。所谓的美国的法治在现实中更是荒唐透顶。实际上，美国司法制度的死板，及执法人员的官僚化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是美国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要说的这家中国餐馆的主人是王先生，他在当地开餐馆已经二十多年了，王先生工作很努力。除了感恩节外，他的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开门。王先生的店是自助餐，比较大，菜的种类很多，价钱很便宜，午餐只需五美元多一点，晚餐因为有很多海鲜价钱稍微贵一点，但加上饮料，也不过九美元多一点。真正是价廉物美。所以王先生生意不错。
但因为一场飞来的官司，让王先生的生意一落千丈。王先生跟大多数在美国的华人一样，是遵纪守法的人。从来没有跟法律发生任何纠葛。他们先前跟警察打过交道，但都是当王先生和太太被一些不法之徒持枪打劫，事后向警察报案而已。王先生的员工大多数是自己的同乡，少部分是墨西哥人，偶尔雇一二个白人。王先生一般不雇美国人，除语言不通外，文化也不一样。去年王先生雇了一个年轻白人。这个年轻人有前科，父母是王先生的顾客，请求王先生给他儿子一份工作，好让他走上正道。王先生动了恻隐之心，就雇了他，让他与其他员工住在店里给员工提供的宿舍里。但王先生发现这个年轻白人在公司提供的免费宿舍里吸毒。吸毒在美国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美国人消费全世界毒品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我以前的一个同事，是老布什当副总统时候的员工，就因向同事贩卖毒品而丢了工作。但是员工在公司的宿舍里吸毒，如果被抓住了，王先生可能就会有法律麻烦，因为他有为员工提供吸毒场所的嫌疑。因此，王先生立即告诉那位白人员工，他以后不可以住在公司提供的免费宿舍了。于是这位员工就怀恨在心。
几天以后，王先生出外办货回来，见到这位白人雇员跟一个墨西哥女员工在饭店外争吵，并叫来了警察。王先生见状后，就上去拉那位白人员工回店里，让他有什么事回店里讲。不曾想那位白人员工当场指控王先生人身攻击。因为警察看到王先生拉了那位员工的胳膊，这在美国就构成人身攻击。于是警察当场就给王先生拷上了手铐，带到警察局。从来没有跟警察和法律有过过节的王先生便第一次进了监狱。进监狱之前要进行裸身检查，打指模，并带上脚镣，直到第二天，王先生雇了律师，交了保释金，王先生才被从监狱里放了出来。
没想到，这只是王先生的麻烦的开始。那个白人员工指控王先生人身攻击后，知道自己的工作保不住就走掉了。但他向往美国移民局诬告王先生往美国贩卖人口等等。
美国联邦政府财政紧缺，借有人告状，便从两百公里之外的沙勒特地区总部派人来调查王先生和他的店。他们跟踪王先生一个月，拍录像，照像，把王先生每天的活动都记录下来。王先生每天早晨九半点钟用公司的车拉员工到店里上班，晚上下班后，再用车把员工拉回公司的宿舍。天天都是这样，移民执法局并没有发现王先生有任何违法的事情。但移民执法局跟踪王先生一个多月，投入很大的人力财力，他们不想承认自己轻信一个有前科的不务正业的人的一面之词，就浪费公帑来调查一个本分的生意人。于是他们就在一个月后对王先生的餐馆进行了大搜查。移民执法局的人包围了王先生的饭店，员工宿舍。把所以员工进行搜查。他们发现王先生的餐馆一切合法。但是他们发现三个华人的身份证是假的，还有数个墨西哥雇员的身份证也是假的。
其实在美国的中餐馆，墨西哥餐馆，及其他许多企业雇佣所谓非法移民是非常平常的事。不然美国政府估计的一千万到三千万的非法移民何以生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许多美国人不愿意干非法移民所从事的的脏活累活，如在餐馆刷碗，修路的重体力活。此外，好多单亲妈妈不能工作。她们找不到廉价的托儿所，托儿所费用很贵，减去托儿所的费用，她们的工资所剩无几。如果只算经济账，她们还不如不工作，靠政府的福利勉强生活，她们的孩子还可以享受免费医疗。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有大量的单亲妈妈要靠政府的福利生活。她们如果工作，就会失去政府的福利，或者政府的福利就会减少，而且她们的子女还会丧失政府提供的免费医疗。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政府的政策不鼓励穷人工作。这是美国的两党政治所造成的荒唐局面。民主党为了穷人的选票，拼命给穷人争取更多的福利。但共和党为了富人的选票，就拼命的限制穷人的福利，以便减少政府的开支，达到为富人减税的目的。这样穷人被夹在中间，只能得到勉强能活下去的政府福利，但往往失去工作的机会。
另外美国社会中因为父母离婚，家庭暴力，父母吸毒，酗酒等问题，使许多孩子没有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根据美国政府的统计数字，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孩子不能从高中毕业。许多比较贫困的国家，穷人家的孩子上不起学。而美国尽管有免费的义务高中教育，但因为家庭和许多社会问题，美国许多孩子无法完成高中学业。美国政府的统计数字还显示，美国有四分之一的儿童有某些精神疾病，需要药物控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是没有能力工作的。美国政府的统计数字还显示，去年美国有近百分之六十的人没有工作一天。这当中就包括那些因精神疾病，吸毒或酗酒问题不能上班的人。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人，所以像王先生这样的餐馆老板，和其他美国企业，只好雇非法移民来打工。其实，美国企业雇佣非法移民工作是公开的秘密。美国政府对此也是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如果认真起来，那么好多美国企业就没法经营下去。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美国课堂上讲到警察与法律的问题时，说大部分人都是没有被抓住的违法者。警察愈多，装备越好，训练越好，被抓的违法者就会越多。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只要世界上百分之五的人口，监狱里却关押着世界百分之二十五的监狱人口。另外，2012年，美国的拘留所里还关押了一千万交不出保释金的等待判决的犯人，每三十个美国人，就有一个在拘留所里。
以往非法移民被抓，跟雇主关系不大。最多罚雇主一点款。一九九零年，我在美国佛蒙特大学念书的时候，美国移民局在一家台湾人开的餐馆里，一次抓到十名台湾非法移民。移民局没有汉语翻译，雇我做他们的翻译。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按照美国法律，我是不可以在美国工作的。美国联邦移民局在佛蒙特有一个中心。因为没有汉语翻译，就到佛蒙特大学求援，学校就推荐了我去。其中的一个被抓的蒋先生，六十多岁了，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只知道自己姓的是蒋先生的蒋。他以旅游签证到美国，然后被介绍到这家餐馆打工，十年里他在餐馆里吃，在餐馆里住，很少出去。外边的社会什么样子，他知道得很少。他当时已经六十岁了。移民局官员问他话，他都一一回答。给他翻译的时候，我心里感到痛。当时国内的精英正在鼓吹台湾作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但这位不识字的蒋先生和其他被抓的九位台湾非法移民简直就是当代美国社会的奴隶，别人的赚钱工具。当时移民执法局到那家台湾餐馆找老板问话后，老板问联邦移民局的官员会怎么处理他。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说，政府不会追究老板的责任。最多会罚一点款而已。其实后来连款也没罚。
我跟移民局的官员一起工作几天以后，关系比较熟了，就问他们为何要抓这些非法移民，他们并没有伤害美国的利益。但移民局官员说，他们抓非法移民，是为了保护像我一样的合法移民和美国公民的工作机会。当我告诉他们按照美国的法律，我作为留学生并不能到校外工作时，那个移民局佛蒙特站的站长用手猛击自己的脑门，连说移民局竟然雇不能合法工作的人工作。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请我给他们当翻译。那个站长有美国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但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坦白地告诉我，他对台湾一无所知。问我台湾是一个海岛？是一个国家？我只好告诉他台湾是一个海岛，但是否是一个国家，要看你问谁？当然我得简要地给他讲一次中国的内战的历史。
但是现在美国联邦政府财政紧张，要从华人身上榨油，就把王先生抓了。那天早上，王先生跟往常一样，从家里出来，但早就在等在王先生家周围的八九名警察围了上来，给王先生拷上手铐。跟上次一样，王先生又被关进了监狱。王先生的家人又雇律师，缴纳保释金，把王先生给保了出来。保释出来后，王先生得交出护照，不得离开所在的地区，如果需要到外地去，要向假释官员请假。
这期间王先生雇的律师开始跟政府的检察官进行谈判，争取庭外解决。其实政府的检察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王先生犯了他们指控王先生犯的罪行，王先生根本就没有像他们指控的那样贩卖人口。但政府又不想承认他们听信一个有前科的“社会渣滓“的一面之词，就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调查一个努力工作的守法公民。于是他们就让所谓的“犯人”承认一个罪名轻一点的罪名，与政府达成协议。这样所谓的“犯人”就不用出庭与政府进行长时间的庭审，可以避免花费大量的律师费。王先生雇的律师一个小时五百美元，外加其他的费用，对象王先生这样的小公司，这样的律师费是巨大的经济负担。为了节省律师费，大部分的美国人都会接受庭外协商的方式来摆脱法律的麻烦。实际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美国案件都是以这样的庭外协商解决的。所谓的嫌疑犯，很难找回自己的清白。为了省律师费，只好忍气吞声地承认一项轻罪，以免牢狱之灾。
由于许多反共反毛反社会主义的中国精英多年洗脑，许多中国人盲目地崇拜美国和西方的法制体系。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对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讲，美国的司法制度都是失败了。
首先美国的司法制度根本不在乎所谓的“正义与清白”，他们只讲所谓的“程序正义”，什么是程序正义呢？就是他们会让被告和原告走完所有的法定的法律程序，究竟你最终是否得到正义和清白，那根本不是法庭首先考虑的。在法庭上，如果是刑事案件，被告的律师和政府的检察官在法庭上陈述各自的立场和证据，法官决定哪些证据可以被采纳，哪些不可以采纳。但最后决定被告是否有罪的不是法官，而是十二个从普通民众中随机挑选出来的陪审团。这些陪审团成员都是匿名的。他们不需要为他们的判决负责。审判过后，他们都各自回到自己原先的职业。即便他们的判决错了，也没有人会追究他们的责任。法官也不需要为任何冤假错案负责，因为他们并不是案件的最后定案的人。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监狱里关押着许多无辜的死刑犯。他们没有钱雇一个好律师为自己辩护，而政府指派的律师，因为工资很低，水平较差，更重要的是他们根本不在乎。
美国的司法制度，只有对那些有钱有势的大富豪有利。只要你有钱，肯花钱，杀人的罪也可逃脱。美国橄榄球球星辛普森杀妻案就是很好的说明。你雇一个大牌律师。这个大牌律师只要在选陪审团成员时想法选中一两个黑人基本上就可以搞定。律师没有挑选陪审团成员的权利，但有拒绝某人当陪审团成员的权利。只有拒绝的人足够多，挑到一二个黑人陪审团成员是很容易的事情。在审判过程中，律师不需要证明被告无罪，而只需要证明被告并不是完完全全有罪，判被告有罪，可能有一点不能完全肯定。律师只要提醒陪审团成员，只有他们毫无悬念的认为被告有罪，他们才能定他的罪。只要十二个陪审团成员中有一个人不能完全肯定被告有罪，律师就成功了。
负责王先生的案子的政府的检察官提出罚王先生十万美金罚款，并没收王先生公司的职工宿舍和运送员工的车辆，外加三到五年的刑期。这简直就是敲竹杠。政府方面根本就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王先生有罪。他们这样做基本上就是恐吓。但如果上法庭，旷日持久，律师费将是不小的数目。而且打官司总有万一打不赢的担心。王先生想让律师保证能打赢他打这场官司，但律师只肯说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打赢。一旦官司打不赢，王先生就得坐牢。如果王先生去坐牢，那餐馆生意就无人打点，王先生一家老少的生活全靠王先生一人张罗，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不能没有他。所以他不能冒险。他必须忍辱负重，稳扎稳打。为了稳妥起见，王先生让律师跟政府的检察官谈判。几个回合下来，政府检察官同意将罚金减到六万。只要王先生同意自己犯了运输非法移民罪，政府就不再要求法官判王先生入狱。协议达成了，接下去就是等待法庭判决。因为美国的犯人多，等待开庭的时间往往很长。
但是王先生在等待法官审判的时候，又出了许多麻烦。在王先生的餐馆被移民局搜查后，当地报纸头版报道了移民局在王先生的餐馆抓到了非法的华人和墨西哥移民。报纸一出来，王先生餐馆的生意立即大受影响，来吃饭的顾客骤降。被抓的三位华人，一男二女都不会讲英语，王先生给他们雇律师。我作为当地的华人教授，也陪律师去监狱看望三位华人。两位女同胞来这个餐馆上班只有两个星期，表现还淡定，其中一位决定回国。另一位希望申请留在美国，因为她的丈夫一年前车祸去世，正在跟保险公司理赔，她有两个孩子要照料。但那位男同胞见到我，搂着我的肩膀放声大哭。他身穿囚服，带着手铐脚镣。他是一个老实巴交的福建农民，只是默默地在王先生的餐馆里当炒锅。我想他一辈子都没有受到这种委屈。他无非像许多其他福建农民一样，受前些年偷渡美国的大气候的影响来到美国。他有一个哥哥在纽约，让我给他哥哥打电话，让他哥哥为他缴纳保释金出狱。
王先生给三个华人雇的律师，是做移民业务的。他答应到监狱来的时候，先跟王先生要了一千美元。但他比约定的时间晚到十五分钟，然后又吸了一支烟，才带上我进监狱。如果没有他的带领，我是进不了监狱的。但进了监狱后，他所关心的是这三个华人囚犯是否有能力雇他做他们的代理人。他一个一个的问那三个人家里有多少资产。当他得知其中一个华人已经准备回国，另外两个人也没有请他当代理人的打算后很失望。我们在监狱里前后呆了一个多小时。唯一见得到的结果就是我见了他们三个人一面。回来后告诉王先生给那位炒锅的哥哥打一个电话。王先生的一千美元就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九位墨西哥被抓的非法移民的情形就不同了。墨西哥人有一个社区中心。中心立即组织募捐，营救被抓的墨西哥人。王先生还给他们的中心捐了几百美金。墨西哥人的社区中心还在市中心组织了支持墨西哥工人的游行示威。他们的口号和标语是非法移民也有工作的权利，要求关注非法移民的合法权利等等。为了博得市民的同情，他们开始攻击王先生的餐馆剥削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哪有不剥削工人的企业。其实王先生的中国餐馆的工资高过美国餐馆的工资。在别的餐馆打工的墨西哥工人每小时只能拿到最低时薪，每小时7.5美元。在美国餐馆工作工人，工人可以自己带饭，也可以在餐馆吃，但要缴纳所吃食物的成本费，扣除吃饭的时间。而王先生的餐馆让员工免费吃饭，也不扣除吃饭时间。在美国餐馆打工的墨西哥工人每月的工资一般只能拿到一千二百美元，而在王先生餐馆洗碗的工人，一般都能拿到一千八百多美元。这就是为什么墨西哥工人愿意到王先生餐馆工作的原因。
但是现在美国政府抓了这些没有合法身份的墨西哥工人，并要遣返他们回国。墨西哥人社区的人为了博得市民的同情，就开始打中国餐馆剥削墨西哥员工的牌。当地报纸也开始攻击王先生的餐馆剥削员工的文章。这样一来，王先生的餐馆生意进一步受到影响。更让中国餐馆雪上加霜的是，当地一个没有多少业务的律师，开始代表这九个墨西哥员工告王先生的中国餐馆剥削员工，要求王先生赔偿。因为这个律师没有多少业务，他愿意先免费替这些员工打官司，赢到钱后再跟员工分成，如果官司赢了，一般是律师和客户各得一半。如果官司输了，律师白做，员工也不损失什么。在美国法院立案，需要交纳二百五十美元。法院一旦立案，就会给被告下达传票。被告就得应诉，不然就是蔑视法庭。
其实代表墨西哥非法员工的律师已经筹划好了。他只要告王先生的餐馆就肯定能赢。因为王先生如果跟他打官司，就要花几万律师费，而且还没有把握打赢。这跟敲竹杠差不多。尽管他们狮子大开口，王先生只好雇律师跟对方谈判，以减少损失。谈判来谈判去，对方愿意把要求降到三万美元。这大概就是王先生雇律师打官司可能要花的律师费。对方绝不肯再往下降。王先生跟律师商谈后，答应了对方的要求，求得对方撤诉。但被对方敲诈去三万美元。因为王先生要支付自己雇的律师每小时五百美元，外加其他费用。对方的律师赢了三万元，分成大概可得一万多元。双方的律师都赚够了。只有王先生一人是输家。
报纸上对王先生的报道，又引起美国劳动局对王先生的关注。因为这些被抓的非法移民都是讲西班牙语，所以劳动局就派了一个西班牙裔的美国官员来询问王先生是否按法律付给了工人工资。王先生的华裔工人都说王先生付的工资超过了最低工资，而且都说老板让员工免费用餐，并且不扣除吃饭时间，工人可以随便休息。而个别墨西哥员工，特别是那些已经不在王先生上班的墨西哥员工，看到有机会从老板处拿到更多的钱，就开始胡说老板让工作的时间太长。有的人甚至说老板不给吃饭的时间，不给休息的时间等等。按照美国法律，员工工作超过八小时，超时工作的时间要加到基本工资的一点五倍。王先生没有把超时工作和八小时内的工作分开来算，只是付给工人每天多少钱，期间不扣除三餐的时间。如果扣除三餐的时间，王先生付的工资，仍超过了政府的规定的最低工资要求，及超时工作的部分必须增加的一点五倍的法律要求。本来政府无话可说，但这位西班牙裔美国政府工作人员显然偏心墨西哥工人。本来王先生是按小时付工资的，但他却故意把王先生给工人的基本工资，算成是每月一千八百元，要求王先生再给工人补发每天超时的工资。根据员工在店里工作时间的长短，劳动局要求王先生给他的几个墨西哥工人补发几万到几千的工资。王先生不想让政府找自己的麻烦，就照办了。劳动局的人走的时候还告诉王先生，以后他要对工人每天几点来上班，几点下班，中间几点到几点吃饭，几点到几点休息，都要有详细记录。他半年后还会来查看。
半年后他果然又来了。王先生拿出他的员工上班记录给他看。劳动局的官员，马上说王先生的记录有问题。因为工人不可能每天正好九点半来上班，也不可能都正好在同一时间吃饭，因此他认为王先生的记录不是实际的工作记录，他不能接受。因为在王先生的记录里工人都是早上九点半来上班，晚上九点下班。期间早饭是十点半到十一点半，一个小时，午饭是二点半到三点半，一个小时，晚饭七点半到八点半，一个小时。员工实际工作时间八个半小时。如果扣除每天的饭费，员工的工资将少于现在的每月一千八百元。墨西哥员工并不在乎每星期多工作一天，或者每天多工作一个小时。他们只想多挣一点工资。如果老板每天扣除他们的饭钱十五美元，如果再扣掉他们的房租，只按最低工资付给他们，那他们的工资，将会是每月只有可怜的一千多美元。
美国国会里民主党人推行最低工资的标准，本来是要保护工人的利益。但是美国政府的官僚主义执法作风，反而伤害了工人的真正利益。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要想保护工人的利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大公司，大老板，剥削工人的办法太多了。即便工人的最低工资提高了，但物价上涨了，其实工人实际生活水平还是没有提高。这就是百分之七十多的美国人负债。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相比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高，原因就是美国的大跨国公司可以更多的压迫剥削第三世界的工人，来补贴一下本国的工人，以便防止工人过不下去起来造反。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的生活状况不如美国的工人，原因就是他们要受大的跨国公司和本国的资本家的双重压迫剥削。
在阶级社会里，中国所谓公知们所宣传的所谓“普世价值”根本就不存在，真正存在的普世价值，他们是不肯说出来的，那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的阶级压迫和剥削。要想真正提高工人和农民的地位，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工农地位，只有毛泽东主席和他们那一代的革命家所建立和推行的社会主义制度。
王先生有了上一次跟劳动局打官司的经验，便让自己的律师跟劳动局的官员打交道。结果这一次王先生的律师并没有帮上王先生什么忙，因为他并不懂美国的劳动法，让劳动局的官员给他洗了一下脑后，他基本上全是站在政府一边，指责王先生没有按照政府的要求记录员工的工作时间等。王先生成了雇了个律师给政府作帮工。我作为王先生的义务翻译，气不过问王先生的律师是否还会让王先生付他律师费？那位律师也感到很尴尬。
最后王先生又被迫按政府的要求付给员工超时工资。如果不同意，又得出庭跟政府打官司打官司，政府的律师反正有的是时间，但像王先生这样的小本生意，根本耗不起跟政府打官司的律师费。只能忍气吞声。仍然在工作的墨西哥员工都不知道为什么王先生又额外给他们发钱。个别人拒绝接受，认为是不该要的钱。但政府规定如果员工不肯拿钱，政府最后就要没收这部分钱。另外，王先生还得支付政府的罚款。
王先生的案子现在只是取保候审。等了六个多月后，终于等来了初审的机会。这次初审，是由联邦地区法院北卡州西部法院的助理法官审理。出庭前，王先生的律师说这次出庭只是走过程而已，真正判决要等到下次正式判决。在庭上，书记官要求王先生宣誓他在庭上会一切如实回答。然后我作为王先生的翻译，也得宣誓，一切如实翻译。然后那位助理法官就开始照着事前写好的问题，一个一个的问王先生。王先生只需回答同意如否就可以。这个程序本来是走走过程就可以了。但是助理法官问王先生是否同意政府对他的指控，说他明知道犯法，但仍然不顾后果地干了等等。王先生说不同意。因为他并非知法犯法。结果让那助理法官很意外。本来应该半个小时就完的程序，拖了四十分钟还没完。助理法官不耐烦了，说他要下班，让我们明天再回来。出庭后，我们的律师跟王先生说，你就对每个问题做肯定回答就可以了。因为他说了一句不同意，我们第二天还要回到法庭，重新开始，结果就是律师多收他几千元的出庭费。
在美国打官司，大都是原告律师跟被告律师，或者律师跟政府检察官在私下谈判，当事人几乎似懂非懂地走过程。尽管律师都是让王先生最后拿主意，但王先生的选择，都是律师建议的。美国法律术语不是一般人能明白的，只能依靠律师来给解释。其实所谓的预审，也就是让预审的助理法官来证实一下，被告与政府达成了庭外解决的协议而已。预审法官并不管其他的事情。所以第二天，王先生就按照律师的指点，对预审的助理法官问的问题，都做了肯定的回答。预审完了，就等待法官的最后判决。
又等了六个多月，二零一三年的九月十四日，王先生等到了他出庭受审的日子。这次的法官是联邦地区法院北卡州西部法院的联邦法官。他是总统任命，国会表决同意的终身法官。在我们的案子之前，他先判了两名墨西哥少年毒贩子入狱两年。到了王先生的案子，先是王先生跟着书记官宣誓，然后我宣誓。然后法官问王先生是否跟政府达成庭外解决的协议。王先生做了肯定的回答。但法官又接着说，尽管王先生已经跟政府的检察官达成庭外解决协议，但他不一定按照协议的条款判决。然后问王先生是否还承认自己有罪。王先生只好说承认自己有罪。因为不承认有罪，以前的工作就白做了，钱也就白花了。然后法官就宣判了。罚王先生六万美元，没收工人宿舍和运送工人的车子。这个没有什么意外。然后法官说要关王先生四个月的家庭禁闭，和三年的外出自由限制。这让王先生很意外。
四个月家庭禁闭就是法庭要给王先生带上电子脚套。他每天九点以前不能出门，白天只能到餐馆上班，晚上九点必须回家。不得到许可，不可以到别的地方去。王先生每天要为这个脚套交纳三点四美元，每月一百美元的费用，还要交纳其他的一些费用。四个月后，脚套拆除后，他可以在我们这个区自由活动，但要离开我们这个区，他必须得到假释官员的许可。这个限制外出自由的期限是三年。
王先生对法官这个判决非常不满。他认为自己辛辛苦苦的工作，就因为一个有前科，不务正业的坏小子诬告，自己就蒙受这种不白之冤，律师费，政府罚款外加给员工补发的工资，总共耗费二十万美元，一年的工白干了，他得跟亲戚借钱付律师费。特别是法官判他家庭禁闭四个月，并三年的限制外出自由，给他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他感到美国的司法制度对他太不不公平了。他气的在法庭外用福州话大骂美国法律的不公平，不合理。但他也只能骂骂出一点气而已。除此之外，他毫无办法。
就在王先生接受家庭禁闭不久，王先生的婶娘病危。王先生向假释官要求去纽约见自己的婶娘最后一面。但假释官先是不同意，一天后又同意了。但王先生终于没能见上自己的婶娘最后一面。他还在路上的时候，婶娘就走了。給王先生留下终身遗憾。王先生岳母八十多岁了，还住在中国，意味着王先生三年内不能回中国看望岳母了。王先生的寡母也已经八十多岁了。老人不相信西医，有时候需要回中国看病，这意味着王先生三年之内不能陪母亲回国看病了。
其实联邦的法官不知道，也不在乎王先生的案情。他只按照王先生认罪的罪名来判决。你承认你自己有罪，那就按你承认的罪名判你罪，让你无话可说。这看上去是法治，实际上就是一个陷阱。
四个月的家庭禁闭到期了，王先生到假释官那里去除掉脚上的电子套。带电子脚套的这些日子，王先生一直抱怨头痛，头发蒙，像感冒一样。摘掉电子脚套后，王先生头疼消失了。王先生问假释官员，这种电子脚套是否有副作用，那位官员说不应该有。但王先生坚信他的头痛就是带电子脚套的结果。美国的法律是讲究惩罚犯人的。法官在判决的最后就强调他如此判决就是要惩戒犯人，让犯人知道犯法的代价。可能带脚套，让犯人感到头痛也是惩戒的一部分。
中国许多公知，天天在美化美国的法治和宪政，但他们并不知道美国法治真相，只是想当然的认为美国的法治多么好。中国人民必须知道美国的法治和宪政的真相。因为美国的法治和宪政，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五的美国，却关押着世界上百分之二十五的监狱人口。其拘留所里还关押着一千多万交不起保释金的候审犯人，每三十个人就有一个在拘留所里。为什么？难道美国人天生比其他民族更倾向犯罪吗？当然不是。
美国人的律师多得很，每三百人就有一个律师，比医生多一倍半，因为，平均每七百多人才有一个医生。律师是靠打官司吃饭的，美国的法律都是律师写的。美国的警察比例很高。警察是抓罪犯的。警察越多，犯人就越多。更令人意外的是，美国关押一个犯人一年的费用是四万多美元，超过私立大学的费用。纽约市的费用更是超过十六万美元一年。美国连续多年财政危机，国会两党为此打得不可开交。地方政府因为财政危机，在破产，学校在裁员，或减少养老金。但美国的监狱人口却在增长。这样的法治和宪政，有什么价值这是一个值得中国人深思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