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名军队作家退出中国作协说明了什么？

　　疫情的反弹，倒是把一些可能会引发轰动的信息闪过去了，但是，这并不影响“38名军队作家退出中国作协”一事，带来的巨大信息冲击。

　　2020年12月16日中午12:46分，中国作家网发布中国作家协会公告，称：“根据军队有关文件要求，卜宝玉、于国颖、马国超、王石祥、王贺文、石顺义、吕永岩、朱祖贻、朱增泉、向明、刘星、江宛柳、李本深、李亚、李栋恒、李振玉、李鑫、杨万勇、杨永辉、杨景民、杨肇林、张丽、陆文虎、陆颖墨、陈鲁民、瓮庆锋、周涛(新疆)、赵勇田、姜秀生、袁厚春、徐晓鹏、徐焕忱、黄喜民、曹彭龄、康桥、董夏青青、戴清民、瞿琮等38位军队作家向我会提交了退会申请。根据《中国作家协会章程》第二十四条规定，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确认终止上述38人会籍。”这是中国作协成立七十一年来，首次出现大批作家集体退会，引发各方面的猜测。

　　中国作协现在有多少会员?据2018年4月中国作家网显示，中国作家协会拥有46个团体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辞典》收入1949年至200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全体会员辞条10308个。截至2009年6月，中国作协共有个人会员9301人，而根据中国作家网从2010年2020年中国作协的公报，历年发展会员人数分别是378、348人、385、473、509、431、454、507、524、615、663人，总数及呈现的趋势显而易见。其中，有多少军队作家，应该远远不止38这个数。

　　有自媒体解读：38名军队作家集体退出中国作家协会，公布的时间是12月14日，与汪某登上日本媒体头条的时间一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日，在这样的日子接受日媒采访、继续造谣抹黑中国，军队作家无法容忍和接受。

　　也有网友指：前段时间丁仲礼院士和一个基层民警被美国制裁的同时，英国的BBC公布了2020年度全球100名最具影响力女性名单。中国区只有两名女性上榜，一个方某一个周某，要说没有联系谁信啊!

　　据港媒《星岛日报》12月21日的消息：外界有猜测认为是中国军方抗议作协没有处理“方某事件”，但作协高层否认二者存在联系。

　　浏览了一下网络上的资料，作家退出中国作协是有先例的：

　　2001年5月，王力雄因为不满作协领导的报告内容空洞、废话连篇，作协会员“已经没有任何荣誉可言，只能是一个作家的耻辱”，宣布退出中国作家协会，被认为是开创了作家退出中国作协的先河。之后，又发生了2003年7月份，余开伟、黄鹤逸有感于作协“内部混乱”，先后退出湖南省作家协会，上海“新生代”作家夏商随后也宣布退出的上海市作家协会，一方面是对余、黄二人的支援，另一方面则是认为作协“会员的荣誉感已完全丧失”;10月，李锐发表辞职声明，深感作协日益严重的衙门化、官僚化，宣布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职务，同时退出中国作家协会，只保留山西省作协会员的资格。与李锐同时宣布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职务的还有张石山。2006年10月，东北沈阳作家洪锋在新浪博客网发表声明，以不善于和公众以及舆论打交道、不善于屈从他人摆布，宣布退出退出中国作家协会、辽宁省作家协会及沈阳市作家协会。如此，到了2010年4月，因为不满一位身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著名作家，在玉树地震发生后对灾区人民表现的冷漠，令人失望;不满200多名驻会专业作家拿着国家发的工资，却“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根本不懂文学的“文学官员”难以促进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故事大王”郑渊洁宣布退出中国作家协会。

　　这些零零散散的作家退会事件，无一例外都曾成为媒体的焦点，引发文坛乃至更大范围的震荡，曾经被无数人向往、全社会爱戴和尊敬的中国作家协会，在这一次次的“退会事件”中，在那些名声响亮的作家一部部非正常作品而频受到谴责中，公众不断发出诘问和质疑：作协到底怎么了?作协的路还有多长?把作家养起来的办法是否正确?正在这样的疑问声中，“38名军队作家退出中国作协”这一重磅消息，想不让人产生更多的疑问甚至猜测都难!无论哪方面的解读，对于中国作协来说，都不是好消息。

　　文人一方面喜欢鹤立独行，另一方面却也喜欢结社组团。古代比较有名的就有白居易组织的“香山九老会”、文彦博组织的“洛阳耆英会”、司马光的“真率会”等等，规模不大，纯文学性质，以文会友，切磋娱乐而已，只是到了明代，如顾宪成组织的“东林书院”，张溥、张采组织的“复社”等等，不仅规模扩大到千人规模，而且开始涉足政治，逐渐成为一种政治势力。

　　清末民初，西方势力纷纷扶持在中国的代理人，军阀混战，西学东渐，新文学运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书生意气，一腔热血，救国图存，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文艺刊物在全国各地涌现。据《星海》一书辑录的资料，从1921年到1923年，全国出现大小不同的文学社团四十余个，出版文学刊物五十二种。而到1925年止，已经出现的文学社团和刊物，据茅盾统计，各“不下一百余”，几乎遍布各大中城市，成为我国文化界的一种突出的现象。经历了混乱、混战和历史整合，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的中国文学社团、流派和刊物，譬如：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王统照、许地山、叶绍钧等人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穆木天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创造社，东南大学的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组成的学衡派，林如谡、陈炜谟、陈翔鹤、冯至等在上海成立的浅草沉钟社，汪静之、潘漠华、应修人、冯雪峰等人在杭州组成的湖畔诗社，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成立于北京的新月社，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刘半农、孙伏园、冯文炳、俞平伯等成立的语丝社，胡适与陈西滢、徐志摩等形成的现代评论派，章士钊、瞿宣颖等人组成的甲寅派，包天笑、徐枕亚、周瘦鹃、李涵秋、李定夷等形成的鸳鸯蝴蝶派，鲁迅发起和领导的莽原社、未名社，李叔同、曾孝谷、欧阳予倩、吴我尊等组建于日本东京的春柳社，北京大学校园里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新潮社”和“国故社”，沈雁冰、欧阳予倩、郑振铎、陈大悲、徐半梅、熊佛西、张聿光、沈冰血等成立于上海的民众戏剧社，沈雁冰、郑振铎、熊佛西、陈大悲、欧阳予倩等发起成立的上海民众剧社，田汉领导的南国社，蒋光慈、钱杏屯阝(阿英)、洪灵非、孟超等在上海成立的太阳社，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诗派，鲁迅、茅盾、郭沫若、周扬、田汉、蒋光慈等领导创建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刘保罗、田汉、赵铭彝、于伶等成立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穆木天、杨骚、任钧、蒲风等在上海共同发起成立的中国新诗会，戴望舒为首领的现代诗派，施蛰存为代表作家的心理分析派，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为主要成员的京派，张资平、曾今可、曾虚白、林微音、穆时英、刘呐鸥、施蛰存、张爱玲、苏青、徐讦等形成的海派文学，艾青、田间和鲁藜、绿原、牛汉等为代表的七月派，萧军、萧红、舒群、端木蕻良等为主要作家的东北作家群，林语堂为主要人物的论语派，丰子恺、夏丏尊、叶圣陶等为主要作家的开明派，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等为主要成员的九叶诗派，以及陈国济、陈铨、雷海宗等代表人物，颂扬国民党统治、宣传法西斯主义的战国策派……这些文学社团，自由组合或背靠政治集团，或针锋相对文战弥漫，或一隅独欢，或投身革命历史大潮，或玩着“纯文学”的游戏，幕后供养的金主、代表的阶级推动力或自食其力的艰难，不一而足。

　　真正将作家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将作家社团当做一种正式的机构，给予待遇，给予厚望，鼎力支持，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据中国作协办公厅副主任王军撰写的“中国作家协会诞生记”：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3月22日，在华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和华北文协联合举办的“招待在平文艺界茶会”上，郭沫若提议：发起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以成立新的全国性的文学艺术界的组织。7月2日，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正式开幕。7月6日下午2时，周恩来作《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指出：“不仅我们要成立一个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的联合会，而且我们要像总工会的样子，下面要有各种产业工会，要分部门成立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等协会。”下午7时20分，毛主席突然莅临会场。毛主席向大家说：“同志们，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7月19日，全国文联正式成立。7月23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举行成立大会。丁玲主持会议，茅盾致开幕词时说，这个会的主要任务是要依照全国文联的章程来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文学工作者协会。文代会确定了今后工作的方针与任务，就是为人民服务，并首先为工农兵服务，把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普及到新解放区与待解放区去。24日上午，大会选举通过茅盾为主席，丁玲、柯仲平为副主席，91位文学界著名人士组成全国委员会。

　　1950年7月，为加强对文学工作的领导，中央宣传部决定：在全国文协成立党组。1953年9月23日至10月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正式更名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同期召开，全国文协改组为中国作家协会;会议期间，周恩来作了《为总路线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早已存在的，并且从五四运动以来，它就已经成为文艺运动的主流。”10月4日，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作家协会的章程，并选出了领导机构——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和主席团。自1953年10月20日起，启用中国作家协会方印、条戳和便章。

　　一种观点认为：现在中国作家协会这种国家财政供养、分层分级的官办“作家协会”体制完全是从苏联学来的，其组织方式、基本纲领、机构设置、内部运作及党组负责的权力结构，“处处参照苏联经验”。名人王蒙说：中国作家协会直属中共中央宣传部，第一，中国革命的不二法门是实现人民的包括作家的革命化、组织化与革命的人民化(大众化、工农化)。第二，革命政党也极其重视文学在发动革命、动员人心方面的作用，这种重视是无与伦比的。第三，有苏联的榜样。第四，通过作家们的革命化来实现全国人民的革命化。第五，作协给广大作家的服务也是无与伦比。除了社会主义国家，再没有这样的作协(给作家)发工资，定级别，发奖金，分房子，报销差旅、医药、困难补助各色费用，组织评奖发奖，组织出国对外交流。(《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

　　但是，一定要注意：苏联作家协会从1934年8月成立，便从意识形态和审美标准方面替代了以前的所存在的各种作家组织，同时扮演起作家工会的功能。虽然是官方成立的作家社团，但是在卫国战争时期有1000多名作家奔赴前线，417名作家在战争中英勇牺牲。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叶利钦为节省财政开支，宣布解散苏联作家协会，取消其官方组织资格，而变成民间组织，时已有会员一万人，很多作家停止了创作，纷纷改行，从事经商、大学谋职等。近些年来，随着俄罗斯经济的复苏，俄罗斯政府会不定期对某些杰出作家提供一些经费，有着半官方的性质。

　　其它国家的作家也有自己的组织，只不过非官方，属民间社团的性质。譬如：美国有全国性的、地方性的、专业性的作协，均属民间社团，没有官方供养的作协，彼此没有上下属关系，其中，美国作协是美国最大的职业作家组织，会员约有10万之众。自1921年成立以来，它一直在代表作家利益，与出版商打交道、解决内容审查等问题，偶尔也资助经济困难的作家。日本没有官方的作协，但是民间的作家社团有很多，譬如日本文艺家协会、日本笔会、日本推理作家协会、日本女作家协会等等。组织运转依靠会费，举行招待外国作家的活动时，参加者要交费，一般1万日元一次。

　　国外的作协与政府之间，表面上看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在必要的时候，也会有守望相助的情形，甚至政府从某个方面予以一定的政策倾斜，给予适当的帮助。这是一种出于国家、民族，乃至种族的道义上的默契。譬如：德国是全民社保国家，艺术家保险的保费要比其他保险公司的优惠很多，1983年，德国把艺术家社保纳入德国的法定保险系统。加入作家协会者，可以享受“艺术家”社会保险。艺术家社保者在退休保险、医疗保险、护理保险等方面，享受法定保险相同的待遇，而只需交纳一半的保费。按照德国的法定保险规定，上述法定保费，雇主和雇员各缴纳一半，在艺术家社保系统里，雇主的那一半由政府承担。此外，政府还会为维护作家权益站出来说话。曾看到一则消息，说德国政府曾为本国的作家，向美国法庭提交文件，公开反对Google和美国作家协会、美国出版商协会达成的和解协议，称那将破坏国际社会传统的版权规则，并损害德国出版商和作家的利益。

　　一个国家和民族，需要有包括作家在内的广大文艺工作者来共同缔造丰富社会文化，相应的，作家脱离了生活不仅无法生产作品，生存也会堪忧，他必然是属于哪个国家或民族背景下的人或作品。至于作家社团，从根本上来说，无法成为制约作家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当然了，仅靠作协的工资度日者除外。

　　无论38名军队作家退出中国作协的原因是什么，所引发的质疑，却是积累和持续数十年来，人们对于“专职作家”和作协存在意义的深入反思。把作家养起来的初衷是否正确?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把作家养起来是否合适?养的方法是否需要调整?养出白眼狼怎么办?“耻与同为伍”怎么办?毋庸置疑，包括作家社团在内的文艺团体的改革，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日积月累的质疑，会导致某一个时刻的全面塌陷。

　　文学及作家的秉性使然，没有这些人组成的文学社团，也会有那一部分人组成的社团，公开的或隐蔽的官方或半官方性质，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不是说官方作协里的作家就啥也不是，反之就是时代宠儿、大家巨擘!一部文学史，文学大家多官宦。所谓的“体制”只是藉口，能不能出来好的作品，只关作家的本事，与体制内体制外一根毛的关系都没有，所以，作家社团如何与时俱进，改革才是正道。

　　北京市作协于1986年开始试行合同制作家制度;2000年4月，广东作协率先打破“专业作家”终身制，改“养作家”为“养选题”;2007年，陕西省作协“作家签约制”正式启动，贾平凹在2013年接受采访时说：“作协不是养作家的地方，只是沟通、联络作家的组织和桥梁。”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作协深化改革方案》，针对作协不同程度存在机关化、行政化等脱离群众的问题，文学领域也有心态浮躁、脱离实际、价值扭曲、唯市场化的倾向，文学创作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文学评论存在“缺席”“缺位”等现象，试图从从“转变职能、完善组织机构”“联系新的文学群体、引导网络文学发展的工作机制”等五方面提出具体改革措施。改革的进展和效果怎么样呢?2020年7月网络上有一篇选自青年作家杂志社、新华文艺的文章，现任作协主席铁凝在接受访谈的时候说：“我只是呼吁和尽自己最大力量，力所能及地推动作家协会的改革，首先我们应该有积极面对改革的愿望和态度，我愿意做一个鲜明的推动者，虽然我也深知，牵涉的方面太深太广了。”(铁凝：作家协会必须为作家服务)

　　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的时候，最高领导人明确指出：“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是党和政府联系文艺界的桥梁和纽带，在团结引领文艺工作者、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方面肩负重要职责。”(2019年7月16日)感觉得到其中的厚望和期待!

　　改革难吗?难，当然难!但是，如果只是为了个别领导的面子、少数人的既得利益，而裹足不前或绕道远途，乃改革之大忌;如果仅仅出于社团领导的个人好恶，宁可整个社团陪绑，也不愿意撼动一个或几个被广大群众深恶痛绝的人，那改革就甭改了，先把人换了吧!借用中国作协成立之初，人民领袖的那句话式：因为人民不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不欢迎你们。

　　2021-1-22于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