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的自吟自唱

——评吴晓波的《致敬四十年》“年终秀”演讲(下)

马 志 远

　　抽点时间，把吴晓波的“年终秀”演讲评完。

　　五

　　吴晓波“年终秀”演讲的最后一节，叫做“向他们致敬”。他说：“四十年的中国改革，我们需要向一些人致敬，这些社会阶层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哪些社会阶层为“四十年的中国改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赢得吴晓波先生向他们致敬呢?吴晓波先生又是怎样向他们表达敬意的呢?

　　——“第一个需要致敬的是农民工。今天有一个词叫鄙视链，一个阶层一个阶层地向下鄙视，可能在众多阶层中农民工处于鄙视链的最底端。但是你要让我致敬的话，我第一个致敬的是农民工，2.3亿农民工。”吴晓波这段话向我们披露了一条重要信息，揭示了今天中国社会的一种畸形现象，即鄙视劳动、鄙视劳动者，那些满脸灰尘和汗珠、身背蛇皮袋包裹着的行李挤上绿皮火车、挤进城市去从事脏累险重工作的农民工，尤其遭人鄙视，他们处在“鄙视链的最底端”;而且遭受鄙视的也不仅仅是农民工，比农民工付出的劳动强度要轻、获取财富要容易一些的人们也都在受着他们的上层的鄙视，否则就形不成“鄙视链”了。看来，最不受鄙视、处在“鄙视链”顶端的，无疑就是那些不劳而获、年薪高达6000万甚或更多的老总和高官们了。为中产阶层代言的吴晓波先生自然有中产阶层的良心，他第一个想到的应当被致敬的是农民工。

　　至于要向农民工致敬的理由，吴晓波说：“中国的农民，在改革开放初期，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我们的粮食问题。但是他们要进入城市的时候，发觉这个国家的户籍制度有各种各样的限制，然后他们退回去，洗脚上岸创办了中国的乡镇企业。中国城市化以后，他们又以不真实的身份进入城市，付出他们的劳动，今天仍然是中国城市化建设的主力军。”吴晓波这里有几句话讲得是不准确或者说是不正确的。中国的粮食问题也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早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前即已获得解决。据《1978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以下简称“《公报》”)记载，是年全国粮食总产已达30475万吨，人均占有粮食319余公斤。这个数字，对于人均粮食消费量来说已经足够了。《198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记载：“1982年，由于在农村继续推行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多数地区气候条件较好，农业生产获得了大丰收。”是年全国粮食总产32502万吨，人均占有粮食326公斤，仅比1978年的人均占有量增加27公斤，这里面还有“多数地区气候条件较好”这一客观因素，并不是完全依靠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个因素。而1978年，却是“我国不少地区遇到了严重干旱，经过广大农民群众的斗争，农业生产仍然获得了丰收。”(见1978年《公报》)可见，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对于农业生产和粮食问题的解决并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

　　乡镇企业的创办也非拜改革开放所赐。在人民公社时期，已经有大批社办企业和村办企业创办起来。这些社办企业、村办企业正是1980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的前身，它们不是农民因为进城进不了而“洗脚上岸”才创办起来的。那时虽然我国的户籍制度中有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划分，但是这种划分并不妨碍农业生产和农村社办企业、村办企业的发展。只要农业和农村发展起来，农民群众照样可以过上和城镇居民同样的生活，并非一定要挤到城里就业不可。这就是那个时期通过农村的发展来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路线和政策。而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日益拉大，最终酿成严重的“三农问题”，恰恰是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事实上的分田单干)之后。吴晓波虽有财经作家之名，对这些统计数据和历史事实却缺乏必要的对比与研究，也就不可能形成正确的观点。

　　吴晓波还讲了一个他亲耳听闻的感人故事，以表达他对农民工的崇敬之情。这个故事说，上海浦东陆家嘴有座高达632米的大楼，名叫“上海中心”。在建造了这座大楼的成千上万的建设者队伍中有一位来自安徽的干砖瓦工的农民工小伙子。大楼竣工以后，小伙子的未婚妻从乡下来看他。小伙子把姑娘带到这座摩天大楼前说，我现在虽然没有钱带你进入大楼给你购买礼物，但我在大楼的最高处刻上了你的名字。吴晓波被这个“残酷的浪漫故事”感动了，因此，他“第一个需要致敬的是付出了他们的血汗，得到了非常不公平待遇的这些人。”吴晓波当然有着中产阶层的丰富感情和良心，他几乎要替那些“付出了血汗却得到了非常不公平待遇”的农民工们乞求了：“在座各位里有当老板的吗?对他们好一点，好吗?年底到了，千万不要克扣他们的工资。”

　　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土地里出产的粮食等作物除去满足吃饭之需外几乎没有剩余，加之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价格一路上涨和“三提五统”等税费负担沉重，开始有大批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得不离开农村，以“他们不真实的身份进入城市”，“付出他们的劳动”，从事那些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脏累险重的工作，充当起“中国城市化建设的主力军”。然而，他们不仅得不到应得的劳动报酬，还常常被老板们克扣工资。2.3亿的农民工们付出了自己的血汗，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主力军”，这固然是值得致敬的，可是，令他们因为生计所迫，背井离乡、抛妻别子挤进城市里去流血流汗而又忍气吞声地接受“非常不公正待遇”的时代也是值得致敬的吗?如果不是，为什么要“致敬四十年”呢?像吴晓波讲的这个安徽农民工，他和他成千上万的工友们一道建造了这座632米的摩天大楼，却在大楼竣工后因为囊中羞涩，再也不能进入大楼了。听着这个“残酷的浪漫故事”，仿佛听到那句唱词：“月儿弯弯照高楼，高楼本是穷人修……”这，也是应该“致敬四十年”的理由吗?

　　——吴晓波“第二个需要致敬的群体，他们站在鄙视链的最顶端，但是仍会被我们鄙视——说1个亿还是一个小目标——这是我们第二批需要致敬的人，叫做企业家。”他说：“……1978年以前的中国没有一家私营企业，今天多少呢?2000万。中国今天是一个拥有2000万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在社会主义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也是所谓的中国特色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们在过去几十年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同时改变了这个国家。”吴晓波向处于“鄙视链”最底端的2.3亿农民工致完敬，又向处在“鄙视链”最顶端的2000万企业家致敬，这或许可以看作他把两个地位悬殊如云泥、互相对立如锋芒的“阶层”一并调和于他的崇敬之情里的一条奇招妙计。向农民工致敬，是因为农民工们享受着“非常不公正的待遇”而成为“中国城市化建设的主力军”，向2000万私营企业家致敬，是因为私营企业家们“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同时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吴晓波说得很对，私营企业家们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只是吴晓波知道不知道，这个被2000万私营企业家改变了命运的国家，现在还能不能称得上社会主义国家?

　　吴晓波说：“这是在社会主义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也是所谓的中国特色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句话的后半句是对的，前半句是不对的。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曾经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南斯拉夫就在铁托集团扶植下，城市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像雨后春笋似地发展起来，到1963年，南斯拉夫的私人“手工业”已有115000多家，能说“这是在社会主义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得事情”吗?财经作家吴晓波先生大概不知道这段历史吧。曾经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南斯拉夫到上世纪90年代亡党亡国、分崩离析了，吴晓波先生知道这段历史吗?

　　“……没有一个企业家说我不爱钱的。但是你可以发现，这些热爱金钱的人，把企业做到一定地步的时候，所赚的每一分钱其实都跟日常消费没有关系了。他们在相当的意义上承担着社会责任，解决了几十人、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的就业，这些就业者的背后就是几十万的家庭。”看，财经作家吴晓波在这里既卖矛又卖盾、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了!他前面还说这些私营企业家们花掉了全球70%的奢侈品，这里却又说“他们所赚的每一分钱其实都跟日常消费没有关系了”，好像私营企业家们在解决了自己的衣食住行等日常消费之后，已经在操心着几十、几千乃至几十万人的就业和他们背后的几十万个家庭的幸福了。很可惜，吴晓波前面已经告诉我们，私营企业家们早已进军奢侈品消费领域，而且他们的消费量占到了全球奢侈品消费的70%。他们并没有把这项庞大的奢侈品消费支出用于提高工人待遇，他们在等待吴晓波先生替工人乞求不要克扣工资呢!

　　“他们在相当的意义上承担着社会责任，解决了几十人、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的就业，这些就业者的背后就是几十万的家庭。”这话说得多好啊!好像中国没有私营企业家就无法解决老百姓的就业、老百姓就过不下去似的。那么，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吧：“1978年底，我国职工总数达到9499万人，比上年增加387万人。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实有人数达到7451万人，比上年增加255万人;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2084万人，比上年增加132万人。”(见1978年《公报》)改革开放前，中国尚无私营企业，发展生产、安排城镇群众就业的主要渠道是全民所有制单位和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1978年底的职工总数已达9499万人，而且每年增长几百万人。这么多就业职工的背后是多少万个家庭啊?吴晓波先生计算过这个数据、明白这段历史吗?

　　——吴晓波“第三个需要致敬的群体，……是我们的地方干部。”“中国的县长县委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忙得跟狗一样。所有的县委书记、市委书记，就是董事长。所有的县长、市长，就是总经理，他们跟我们做企业一样，背着KPI，我们有营业收入、利润率、净利润，他们有GDP、财政收入。”吴晓波这句话说对了，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GDP”和财政收入关系到县委书记和县长、市委书记和市长们的仕途命运，他们很自然地也“跟我们做企业一样”了。

　　吴晓波又举出一个人物为例——浙江义乌的县委书记谢高华。“1980年代初，就是这个小老头，在全中国所有的县里面第一个允许老百姓在马路边摆摊卖东西。然后下雨、下雪，摆摊的老百姓很可怜，怎么办?搭一个棚吧。这个棚搭起来，就是中国的第一个小商品交易市场。……就是这些人，决定性地改变了一个地区的经济面貌。……对谢高华来讲，允许农民在马路边摆摊这件事本身就是违法的，他是需要拎着乌纱帽去干这些事情的。所以我们要致敬这些拿着自己的前途去赌博的地方干部改革者。”吴晓波在这里言过其实了。像谢高华这样的书记县长们允许老百姓在马路边摆摊卖东西，或许会冒一点风险，但不至于“拎着乌纱帽去干这些事情”、“拿着自己的前途去赌博”，因为有“顶层”设计师的保护，即使有点什么风险也会化险为夷。什么蛇口工业区、深圳特区不都在“顶层”的支持下建立起来了吗?那里的干部不都得到提拔重用了吗?

　　谢高华允许老百姓在马路边摆摊，又为可怜的老百姓搭建一个帐篷避风挡雨，当然是一桩善行义举，但其中的“善”和“义”也不过略好于为外出讨饭的老百姓开一张逃荒证罢了。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市委书记应当像焦裕禄那样，带着党委“一班人”跑到火车站，劝说外出逃荒的群众不要走，留下来并且组织起来，依靠集体的力量一起“除三害”，治理风沙、盐碱和水涝，向大自然要棉、要粮。财经作家吴晓波能够理解谢高华并向他们致敬，但肯定不会理解焦裕禄并向他致敬。

　　——“第四个需要致敬的群体……，他们的名字叫做创业者。”“如今……中国每天有一万家企业创业，今年诞生了360万家的新注册的企业。但是很遗憾，它们中的95%会在18个月内死掉。所以中国是一个非常多年轻人创业的国家，同时也是创业失败率非常高的国家。”“每年中国有很多人自杀，因为失恋、抑郁、欠债自杀，有因为创业而自杀的吗?没有。所以这些人，都是拿着自己的生命，拿着自己的时间，在创业过程中成全了自己的人。这一部分人，也是我们需要致敬的人。”吴晓波之所以要向这些“失败率非常高”而又没有自杀的年轻创业者致敬，不是因为他们成了奢侈品的消费者、成了中产阶层和2000万私营企业主中的一分子，也不是因为他们贡献了多少GDP，仅仅是因为他们“都是拿着自己的生命，拿着自己的时间，在创业过程中成全了自己的人”，他们身上仿佛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慷慨赴死、视死如归的精神。至于听众提出的“这个东西是不道德的，那么多人创业那么多家死掉，消耗了那么多的资源”的质疑，吴晓波是可以置之不顾的，一句“他们没有自杀”、他们“都是拿着自己的生命，拿着自己的时间，在创业过程中成全了自己的人”，——如此高尚的殉道精神就足以弥补一切道德缺憾和资源浪费，就足以把这些质疑搪塞过去。

　　吴晓波说这些失败的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成全了自己的人”，他们成全了自己的什么“人”呢?一种创业失败者的痛苦经历和心理体验吗?简直是不知所云的奇谈怪论。吴晓波向这些失败的创业者致敬，不过是为散兵游勇式的“大众创业”口号添一条歪七扭八的脚注、拍一声有气无力的巴掌罢了。

　　六

　　吴晓波在他“年终秀”演讲的最后，再次论及汽车在中国的生产与消费，以便重申和论证自己的“四十年以来，中国是一个不断追赶世界的国家”的论点。他回顾了汽车进入中国并在中国生产和销售的历史——

　　“这是1917年的照片，飞星汽车厂——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的第一个汽车厂，当年一个法国人在上海建的。……到1917年，美国已经自称是一个车轮上的国家时，中国才有了第一个外商独资的汽车工厂。”

　　“到1931年的时候，张学良在东北开始造汽车，但是很可惜，很快被九一八事变打断。到了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之前，毛泽东说，我们必须要能够自己造一辆汽车，于是1958年中国有了一辆自主研发的汽车，叫做红旗轿车。”

　　“1983年，我们有了桑塔纳。到了2009年的时候，这个是中国工业史上一个极其光荣的时刻，中国的汽车产销量达到1630万辆，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第一汽车制造大国。汽车是工业制造皇冠上的一颗明珠，2009年中国汽车产销量超过了美国，到今年我们的汽车产销量从1600多万辆增加到2900多万辆。”

　　我相信吴晓波先生提供的这些关于汽车在中国的历史资料和数据是真实的。自17世纪中期起，中国的封建社会日益走向衰败和腐朽，最初在东南沿海地区仅有的一点资本主义的萌芽也被残酷的封建统治所扼杀，近代中国被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西方列强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到后来更是沦落为它们掠夺工业原材料的殖民地和倾销商品的市场。所以，当“1917年，美国已经自称是一个车轮上的国家时，中国才有了第一个外商独资的汽车工厂”，这毫不奇怪。问题的关键在于，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获得了解放的新中国作为一个工业后起国家，对于汽车工业这颗“工业制造皇冠上的明珠”采取什么态度和政策。是自主研发呢，还是跟在别人的屁股后边亦步亦趋地爬行，仅仅满足于做一个汽车产销大国?吴晓波在他提供的历史资料里提到了1957年“毛泽东说，我们必须要能够自己造一辆汽车，于是1958年中国有了一辆自主研发的汽车，叫做红旗轿车”这一史实，但他对此缺乏激情，落墨不多;令他欢欣鼓舞、心花怒放的是“1983年，我们有了桑塔纳。到了2009年的时候，这个是中国工业史上一个极其光荣的时刻，中国的汽车产销量达到1630万辆，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第一汽车制造大国。”

　　众所周知，“桑塔纳”并不是像“红旗”轿车那样属于中国自主研发的汽车品牌，它是中国与德国在上海合资生产的。自1983年“桑塔纳”进入中国以后，中国的汽车工业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市场换技术”的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合资生产之路。从德国“大众”到美国“通用”，再到日本“本田”、“丰田”和“尼桑”，甚至包括弹丸小国的韩国品牌“现代”，都奔跑于中国城市街道和农村的乡间小路，它们哪一个品牌不是“引进外资”的产物?所以，当吴晓波说的“2009年中国的汽车产销量达到1630万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汽车制造大国”的时候，这决不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的光荣，更遑论什么“极其光荣”!但是，吴晓波们和聆听吴晓波“年终秀”演讲的“中产阶层”们，都认为汽车产销量达到的1630万辆的2009年，是“中国工业史上的极其光荣的时刻”。

　　写到这里，鄙人对于吴晓波“年终秀”演讲的条分缕析式的评论与批判，即将接近尾声了。现在可以做一个小结：一、吴晓波的演讲，从历史知识和论说逻辑上看，是贫乏、歪曲和荒诞不经的;二、从立场上看，是与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对立的，因而是反动的，尽管他向2.3亿农民工致过敬。吴晓波所说的这个新“中产阶层”(或者干脆称之为新资产阶级)的立场，甚至不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从无锡乡下凭着一副铜挑子进入上海滩创业起家的荣德生、荣宗敬兄弟更具有爱国主义的民族情怀，而是表现出一种令人作呕的谄媚买办性。

　　吴晓波用自己的大作《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中的一段话为他的《致敬四十年》“年终秀”演讲做结：“……可能今天更多的人开始吟唱：世界如此之新，一切尚未命名。”是啊，人类世界确实“如此之新”，完全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但它不属于“中产阶层”。吴晓波的“年终秀”演讲，不过是这个阶层得意忘形似的自吟自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