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贺军：三年抗疫启示录

　　最近，中国政府对于防疫政策进行了较大调整，触发了很强的余波效应。不少网红跳出来，试图证明自己的“先知先觉”。其实，防疫政策一直是一个动态的调整过程，早几天晚几天采取新的措施以应对新的变化，不是什么意外的情况。文人也罢，网红也罢，其对于社会的贡献并不在于赌个谁输谁赢，更不是争当变色龙，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态度，去博公众的眼球。大家关注的主要问题，还是在于从过去的实践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以迎接未来的挑战。

中国防疫政策的调整，与美国西方的“躺平”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路径。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躺平”：在“躺平”逻辑之下，政府放弃社会管理责任，普通百姓自求多福，整个社会假定疫情并不存在，还会出现一些主动求病，以期早病早安全的偏执。在中国新的总体政策中，政府没有退出自己原有的统筹管理位置，用一个并不是非常贴切的比喻，只是从指挥一场阵地阻击战，转变为运筹一场运动防御战，把防疫的核心目标从控制感染率，转为控制重症率和死亡率。至于时机选择是否恰恰处在最佳时点，留待实践去检验，时间会告诉我们一切。

严格管控的三年抗疫，使突如其来的偷袭，演变成了严阵以待的埋伏。战争造成过的大规模伤害，往往来自于准备的缺失和警惕性的松懈，珍珠港事件和苏联卫国战争的开端，可为我们省下不少争辩的口舌。《泰坦尼克》里有句台词：“在船上多待一会儿！”当时，船上的人们都已经知道沉船的结果了，但只要还有部分船体仍在水面之上挣扎，就可以充分利用这一量度未知的时空，尽量多呆一会儿，以期多做一点心理准备，缩短一点等待可能路过的其它轮船的时间。

过去的三年，中国人民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国民公众卫生教育，也是应对现实或未来发生的“生化战争”的战疫实践锤炼。单从北京放开后头几天的情况看，三年抗疫为普通民众建立了良好的、充分的疫情防范与危机应对的意识与经验。在相对隔离状态中，人们展示出平静和慎重的态度，自觉地且娴熟地运用着各类应对孤独的手段，并展示着各种远程工作的能力。这向人类社会昭示，无论是现在的还是将来再次出现的自然的瘟疫流行或是人为的生化袭击，中国具备政府良好组织之下的、自觉的全民皆兵的人民战争体系。

　　就在上周，美国传染病专家福奇在宣布退休之后，接受CNN采访时，记者问他如何评价中国的封控防疫措施时，福奇以反问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关键问题是封控的目的是什么？是等待新的疫苗还是等待新的药物？福奇提出的这个问题可谓意味深长，值得我们去重视。单就应对疫情的最有力手段而言，人群隔离无疑是首选，如果在疫情最初阶段，所有国家与民族都可以做到人群隔离的话，这波疫情早在两年前就彻底结束了。但问题是，除了中国和朝鲜，恐怕其他所有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西方都做不到。在全球化时代，由于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具备如同中国政府和人民这样的能力，而中国又需要对外开放，这就使封控防疫的效果受限，很容易因外部疫情输入不断而难以彻底结束疫情。

但是，这一点并不影响对近三年来中国封控防疫（准确说是“动态清零”）的真实价值判断。这个真实的价值，决不是福奇们所解读的“等待”，而是福奇们总在刻意回避的一个基本事实，即在病毒最猖獗、疫情最危险的时间段，最大限度地保护了14亿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按照美欧同时期的疫情死亡比例，中国至少避免了500万人的死亡。试问，以往的人类抗疫史上有这样的奇迹吗？这才是中国式防疫抗疫的目的所在，难道还有什么可质疑的吗？

斗争正未有穷期。只有中国具备封控能力，是中国的竞争优势，但也是中国面临的新课题。在福奇们看来，应对疫情只能通过疫苗和药物手段，这一方面是西方僵硬思维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资本盈利的要求。由于中国拒绝“躺平”，大概率不会让美国西方医药资本在中国发一笔疫情横财，而这恰恰是他们算计已久、志在必得的最大“肥肉”。当中国调整防疫策略后，这块“肥肉”更加成熟、更加诱人了，由此带来的国际斗争势必更加激烈。

这就关系到中国防疫抗疫的“杀手锏”到底靠什么，是不是离开西方的疫苗和药物就玩不转了？其实，中国人民是有自己的选择的。在新的条件下，与疫情的斗争过程中，中医中药必然地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发挥余地和空间，已经成为全国民众新的关注点，尽管这有点姗姗来迟。在根本理念方面，中医中药同西医西药具有明显的不同，而且在防疫抗疫实践中已经显示出独特优势。如果中医中药在此轮疫情的后半程可以闪耀登场，将成为坏事变好事的又一例证。

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危始终是中国社会治理的首要问题。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人民的生命安全是一切幸福与追求的基础，如果人民的生命处于普遍危难之地，那么其它追求的意义也就变得渺小。在中国体制之下，中国人民坚持一个核心，上下一致行动，无论收还是放，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宗旨，才能最切实地守护人民福祉的根基。三年抗疫给我们留下了需要坚持的经验和需要汲取的教训，在医疗领域内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中国医疗资源和技术条件需要有一个很大的提升，但必须坚持公立化、公益化，医疗行业是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工具，决不能成为资本牟利的题材。医疗体系的主体部分必须坚持国有制，甚至在敏感领域需要军事化管理，不适宜私有化，否则会造成祸乱全局的恶劣后果。蓦然出现的危机情况，今后还会再现，这三年的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其应急过程的新成果亟待程序化、法制化，以备下一次不要手忙脚乱。

从现在算起，三个月到半年之内，中国防疫的新战略新布局将接受更加严峻的考验。中国在过去三年中所表现出来的体制优势和全民素质，正铺垫着新的低重症率、低死亡率的过渡阶段的奇迹。相信中国能够在一个从严格的阻击战到灵活的运动战的转化过程中，实现一个迥异于美国西方躺平方式的“平稳过渡”。万一出现严重意外情况，人们应该可以相信中国的体制优势依然。

　　展望2023年，我们可以期待中国人所具备的超强的修复能力，在不造成因疫情产生社会悲剧的同时，使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增长和健康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中国一定可以再次向全人类宣告，一条迥异于美国西方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康庄大道，就在眼前。

　　【2022年12月11日记于西山】

　　（作者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国家文化安全与建设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未来研究会常务理事，商务律师；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