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世源：一位老工人眼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

【原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中指出，“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要澄清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离不开对经济社会的认知。对经济社会的认知不能从书本上来，而要从实践中来，从人民群众中来。本文提供了改革开放史的一个材料，作者卢世源系原国营武汉印染厂老职工。这是从一个老工人的视角来叙述的，成文于十几年前。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王今朝教授对该文进行了一些加工。限于作者、编者的能力，本文的叙述不一定完全正确，加工也不太完全，但它是鲜活的，有着类似马克思著作的文风，特别适合当下中国需要，可作为有益的参考。全文5.2万字，共六个部分。第一、二部分已发（可参见【相关阅读】），此为第三部分。

三、社会主义经济：要以科学手段来追求效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世界上其实并无先例可供借鉴。它就像是一部探索前进的车辆，能否到达“富民强国”的目的地，主要取决于下列五个因素：一是“驾车人”的技术水平如何；二是“红绿灯”等交通规则是否被普遍遵守；三是道路平坦与否；四是道路上不时出现的障碍物和发生的“交通事故”能否及时而有效的得到清除和处理；五是方向是否正确。人们对前四项比较重视，有关各项问题正在努力解决和完善之中；唯独第五项，可能因为忌讳提及“方向”“路线”之类“极左”话题，而鲜有人提及。行车不辨方向路线，在市场经济的迷惘中乱闯，“摸着石头过河”，轻则难免事倍功半，重则可能南辕北辙，误入歧途。

　　中国将来走向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其实并不在于任何伟人的主观意志，也不是无论多么强大的权力所能左右定夺，而取决于公有制经济制度和私有制经济制度在平等的基础上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与和平演变的结果。优胜劣汰，适者胜出。社会主义者欲使自己的事业成功，唯一正确的途径，就是对所信奉的经济制度设法扬长避短，除此之外的旁门左道可以休矣。只有坚持不懈地深入地拓宽这条途径，才能不可逆转地实现自己的理想。当务之急，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趁早真正确立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以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此乃我们事业少走弯路，争取事半功倍之必须也。首先，必须厘清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区别吗？一位生前曾经身居要位的权威学者认为，两者没有“性别”之分。这一高见发表之后，多年来虽然不乏有人异议和驳斥，但实际影响仍在。不然，就不用防范资本无序扩张了。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追求的终极目的不同，服务和依靠的主体对象也各异，两者属下的市场经济“性别”会是一样的吗？一个姓“社”，一个姓“资”，泾渭分明，不容混同。概括地说，与资本主义经济一样，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也要追求效率。但社会主义经济在追求效益的时候，又很容易出现一些低级错误。列宁在论共产主义义务劳动的《伟大的创举》一文中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原有的计划经济发挥了巨大功效之后在社会主义国家衰落和废弃，最主要的原因，据说是劳动生产率低下。而劳动生产率低下，又有其特殊的原因：

第一，领导因素。我是一名制水工，工作中经常操作的机械设备是水泵。我厂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购回几台水泵及其附件。这些杂牌泵具的质量真使我们工作人员伤脑筋，使用不长时间就出故障，必须拆修。劳神费力还要多耗物料，增大企业成本。是不是因为当时我国工业技术水平低下，生产不出此类高质量的产品呢？不是的。在此之前，1956年买的两台上海一家正规大厂生产的水泵，运转了几十年，每天都要频繁的启动和关闭，却从来没有修过。那时我就想，国家为什么不扶持生产价廉物美产品的厂家，扩大其规模，满足各地客户的需要，而将那些孬厂筛选出局？我带着这个问题，还曾询问过本厂材料科一位干部。据他介绍，厂家采购机械设备不能够自主挑选，因为上级有关领导部门全面考虑，综合平衡，为了大家都有饭吃，避免饱者胀死，饥者饿死，各地产品好坏搭配销售。他还认为这就是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我的感受则相反，对统购统销取其短而弃其长，匪夷所思。

　　如果那些孬厂得到了照顾而奋发图强（比如贯彻鞍钢宪法），那么，微观效率的提升就会产生。然而，客观情况是，在一种错误理解的计划经济理论方针指导下，各地工业布局就像是叫花子办年货，样样有，但都不成气候。谁都建立不起自己独特的产业竞争优势，有的地区甚至连原有的竞争优势也逐渐消失了。这一认知也来源于生活中的经验，而不是因为看了国内外哪位学者的经济理论著作，才懂得这个道理。或许，解决这个问题，能够部分采用公平竞争的办法。但这也是一个说着容易做起难的方法。

第二，企业聚合因素。我居住在武汉市，在本地闹市中心，1996年9月，上海市商委组织了三十多家沪地工商企业，共同在汉投资三亿元建设了一座大型商场，名曰“上海商城”，主要经营日用百货。九十年代，还是商场风光的年代。中商、汉商、武商都风光一时。我曾慕名去过两次，发现商场内冷冷清清，门可罗雀。生意不好整柜台，后来又投资五千万元整修改造，仍然很不景气，只好关门停业。前来的上海商委一位主任在接受武汉记者采访时坦承，上海商城的失败，表明上海在百货业方面的优势并不明显。

　　老一辈人可能还记得，上海日用百货曾经称雄中国市场一百多年。在武汉过去的年代，亲朋好友有人去“下江”，都不忘托他捎带一些上海货回来。上海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地处沿海，西风东渐之后，一开始就因为开放最早而拥有先行优势。此外，资金、人才、科技和水陆交通等方面也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它的逐渐集聚、配置和占有生产资源的能力，同它不断增强的竞争力成正比。上下游企业在采购原料、配件、生产和销售方面，也形成紧密的产业链，从而大大降低了成本。工厂云集，一些产品相同的企业便成立了行业协会。我所在工厂原是上海一家印染厂，据一位上海师傅告诉我，行会内外有别，对外，同行是冤家，倾轧、排挤，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行内会员则是亲家，各厂每周一次派一名代表聚会，以便商讨行内事务，切磋技艺，交流管理经验和互通市场行情，日积月累，共同提高。这大概就是上海百货商品过去保持竞争力长盛不衰的秘诀。

　　为什么现在沪产精品上门销售，却丝毫也引不起轰动效应了呢？其中原因诚如那位主任所言，如今“百货业方面上海的优势并不明显”了。这一现象引起我的关注和研究兴趣。我小时候认为上海人最聪明，所以做出来的东西也好。几十年后难道他们变笨了？都不是的。上海人的智商同其他地区的中国人差不多，不高也不低，沪产百货过去之所以称雄，是因为近代以来长期拥有别处没有的多方面优势，以及使这种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的传统人文文化氛围。其中一个优势就是聚合优势。

　　上海百货业过去成功的经验和后来在武汉失利的教训表明，聚合起来相互协作下形成的整体竞争力优势，既强大而又能持久。充分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借鉴其积极作用，因势利导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固有长处，振兴国有企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我们不是看到一些私企又在重新试图聚合吗？从政治上看，它是一种威胁，但那些私人老板为什么要聚合起来呢？还不是因为聚合有优势吗？我们怎样形成一个政治安全、经济有效的聚合机制呢？

　　在西方产业界，有一种学习曲线理论。这种学习既包括个人从工作中的自我学习，也包括工作过程中的互相学习。自我学习是基础，但互相学习的效果会更大。而人员的聚合是互相学习的重要机制。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互相学习的机制，那不就是一种固步自封、画地为牢吗？如果说，我们国家必须限制私人资本的相互勾结，必须反垄断，那么，同时，我们也必须建立起公有企业、行业之间的技术、管理交流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群策群力搞好公有企业。那种认为能人治厂的观念，毫无疑问是过时的不科学的早就应该被排斥的观念了。

　　过去十余年，经济学界比较推崇产业集聚理论。其实，仅有产业集聚还只是表面现象。如果一堆企业在一起，无法产生巨大的学习效益，而只靠所谓的外溢（劳动力外溢、知识外溢等等），那不相当于靠天吃饭吗？要在全社会形成爱学习、重学习的风气才可以。要让人人都愿意学习，人人都愿意教别人。而这就要求必须破除学阀学霸，破除学阀学霸则要求破除职称职务上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第三，政策扭曲因素。计划经济末期，国有企业由于经营理念、购销方式、用人机制和工资分配等等方面的原因，整体竞争力不断下降，有的甚至弱不禁风，但若是因此认为许多企业破产全都是内因作祟，咎由自取，也不尽然。政策上偏袒外资，对其实行超国民待遇，使之处于有利地位，也是一个与内部因素同样重要的外部因素。这可举例说明。武汉市有两家印染厂，“一印”和“二印”。1990年代，设备较差而技术力量较强的“一印”经营每况愈下，“二印”则由一位港商接办后起死回生，一度机器轰鸣，购销两旺。于是有人感叹道，厂还是那个厂，工人还是那些工人，就是因为转变了机制，同以前大不一样了。我当时深感好奇，多方打听，什么“新机制”有此神效。原来，不过是旧中国私营企业普遍实行的那套老掉牙的玩意儿，特点是工人重新沦落为雇佣劳动者，没有丝毫权利可言，一切都是老板说了算。历史真会开玩笑，时轮转了几十年，又回到了原点上。不过，我们也得承认，机制的先进与落后都是相对的，那套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治厂模式，比起我们自己早已发生畸变的封建官衙味十足的现行国有企业机制，确实更加有效。但这并不是“一印”和“二印”发展情况迥异的唯一原因。

　　“一印”和“二印”发展情况迥异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二者根本不是在公平竞争。同样质量要求的来料加工，客户按照市场行情出价，“二印”接手生产有钱可赚，“一印”却是赔本买卖。原因在于：一，两厂税负悬殊。“二印”港方参股后可享受多年的减免税优惠，国营独资的“一印”却办不到，相对“二印”而言，分明受到不平等歧视待遇；二，更有甚者，国有企业实际上是在双重或加倍纳税，因为他们还要担负“企业办社会”的义务。以“一印”为例，厂内要办托儿所、幼儿园、子弟学校、医务室、武装科、计划生育办公室等，甚至一墙之隔就是市属消防队，该厂也必须配置一套相同职责的人与车。一方轻装上阵，一方负重前行，谁能胜出，还用问吗？

　　股权多元化合营后的“二印”在减免税的特殊政策照顾下，红火了几年，大头也被该厂掌握独裁实权的港商变着各种手法拿去，公方所得无几。据说，这位年轻有为的香港女老板风姿绰约，魅力惊人，除了带来价值连城的无形资产，所谓的“新机制”外，一文不名，白条入股，还能玩空手套白狼的把戏。在没有任何抵押品的情况下，本市多家国有银行一路绿灯，开门揖盗，共计贷款两亿六千万元，逾期久拖不还，报上登载，赖账黑名单上赫然有名。肉包子打狗，恐怕有去无回了。“一印”绝对享受不到如此优惠待遇，束手无策，徒唤奈何，只能眼睁睁地望着自己被这家同行挤垮了。这种媚外欺内、扶私压公的奇特政策，长期通行于社会主义中国，在过去的一些年头，许多国有企业因而遭到严重的不利影响，更难以为继，更快地破产。

　　除了要反对上述那种吃里扒外外，还应该避免一种“红顶商人”现象。政府官员为了属下管辖的国有企业优先发展，不恰当地动用权力资源干预市场上的经济活动。汽车行业就是一个典型。对这个行业的国有集团公司呵护有加，享受特权：银行债转股、上市等等。这种优待的初心是好的，但实际上最后是帮倒忙。它不仅使得企业丢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家宝，而且使企业失去危机感，从而产生惰性。混了几十年，虽说产业做大了，但还是形不成自主开发能力，更缺乏叫得响的属于自己的品牌，沦落为国际跨国公司的附庸。

第四，政府无作为因素。市场经济时代缺乏公平竞争的垄断经营比计划经济时代对人民群众的损害可能更大，因为在这个时代政府对前者比对后者的制约作用可能更小。仅举一例。2007年，有媒体报道：

　　“过去三年中，中国进口钾肥价格从每吨不到1000元涨到了2350元，由此，中国农民付出的成本也上涨了四成以上。

　　“《经济观察报》11月5日刊登记者专稿披露说，中国中化集团公司(下称中化集团)如今正面对着国内复合肥生产企业的强烈不满，因为这家已经是世界500强的中国国有企业仍不愿放弃在计划经济时代下继承来的一项特别的获利渠道——钾肥进口中近乎于‘专营’的‘权力’。

　　“据多位业界资深人士测算，中化集团下属的中化化肥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每进口一吨钾肥倒手卖给国内化肥生产企业的纯利润至少1000元人民币。按中国今年将进口900万吨钾肥计算，则有可能会使中国九亿农民每人为此多付出10元人民币的耕种成本。

　　“三年前，商务部将拥有钾肥进口权的名单增加到了10家。但到今天为止，10家企业中除了中化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直属的中国农资集团（下称中农）以外，没有一家企业能够直接进口大宗海运钾肥。

　　“中国钾肥进口量全球第一，进口价格却年年上涨，钾肥进口谈判的签约价格也是高度机密，除了中化、中农以外，国内几乎没有任何企业知道，这包括联合谈判小组的成员。

　　“据2007年6月周福仁等三位人大代表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函中披露，‘自联合谈判已经三年，迄今为止除了中化和中农，其他所有参加联合谈判的企业，甚至包括政府主管部门都没有看过钾肥进口合同，无从了解进口钾肥的实际成本。’

　　“一位业内资深人士说，在现行谈判机制下，已经形成了一个涨价怪圈。中化、中农每年签了合同之后加价卖给国内企业，外方知道成交价格，看到中化、中农加价太狠就很眼红，来年于是大幅度提高卖价，中化、中农于是再次加价。

　　“这个说法目前尚无法证实。钾肥业界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看到中国国内化肥价格年年猛涨，外商都很担心：‘中国的农民不是很穷吗，怎么年年涨价这么多呢？’”

　　中化集团是国有企业，应该做大。但问题是，政府没有引导它以合乎经济规律的方式做大。在改革开放叫得震天响的时代，它过分依赖价格机制来获利了。这就有悖列宁所说的生产率竞赛的精神实质了。这就提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问题了。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政府放权，但政府如果过度放权，而企业自律又没有跟上，就难免出现重大纰漏了。

　　社会主义企业追求效率效益从根本上看，还是要发挥工人的积极性。发挥工人积极性的关键实际上在于限制工人贵族、管理精英。而限制工人贵族、管理精英的关键，又在于防止出现一个特权阶层。就连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也有这样的见识。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生前对人类社会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曾经热情地拥护和支持。1930年代中期，亲临其境实地考察了一些时日后，大失所望。他看到当时的苏联已经产生了一个特权阶层，台上权贵们日益骄奢淫逸，背叛了广大劳动者。可能鉴于当年苏联统治者自我感觉良好，任何批评意见都被视为“反苏反共”的敌对行为，谏言无济于事，开口不得。于是，他便将自己的访苏观感记录在册，封存起来，嘱其后人五十年后启封。1985年，作家当年日记公开，预言“有朝一日，在一个美丽的日子里，那震动会突然爆发的！”已经登上超级大国顶峰的苏共官员们知悉此事后不以为然，轻蔑视之。几年之后，嘲讽言犹在耳，罗曼·罗兰的预言果然不幸而言中，社会主义苏联崩溃了。

　　在十八大之前，海内外人士观察了中国社会现状后会有何感想？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谁也不能打保票说，神州大地上的红色江山绝对不会变色。而红色江山是否变色，关键在于我们国家是否真正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如上所分析的那些现象是与社会主义的原则格格不入的，它根本背离了科学的精神。从这个角度说，社会主义是魂，而市场经济只是用，只是工具。

　　（未完待续。作者：卢世源，原国营武汉印染厂老职工；修编：王今朝，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