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中国崛起最需要的不是鸽派或鹰派，而是龙派（上）

　　1. 电视上看日本外相前原诚司，其形象使人想起《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与中国清末相似，男性中“宝哥哥”——当下日本称之为“食草族”、中国称之为“小鲜肉”——辈出的时候，国家也就开始衰落。

　　2.政治家们娴熟运用枪杆子和笔杆子是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体现。进入21世纪的美国政治家真的失去了这种能力。其特点是他们善于纵火——他们还拥有比如所谓“一小时打击”这样的纵火高科技，但拙于控制和引导火势，结果总是引火烧身。2001～2003年美国人用枪杆子启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结果便是目前中亚亲美政治力量日益孤立，人民反美——而不是美国希望的所谓“民主”——浪潮日益高涨。2011年年初美国人又用笔杆子在整个中东煽起“茉莉花”动荡，其结果是亲美政权纷纷瓦解，遍布于中东的反美火星已有燎原之势。可以预言，如果美国再将这种“动荡”引入中国，其结果将在东亚，至少在中国就会出现“东风压倒西风”[1]的政治形势。

　　3.日本“3·11”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天灾来自海啸和地震，人祸来自核泄漏。核武器是日本右翼长期追求的目标。对前者，我们已有学人“伸出温暖援手”[2]，表示“大爱无疆，有难同当”[3]，对后者，我们不能忘记要坚决进行揭露和斗争。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4]九级大地震毁灭了日本的核储备，重挫了日本的核能力。

　　4.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日本海啸和地震震出了福岛一号核电站三号反应堆使用铀钚混合型燃料的内情，这说明东北亚“核查”的对象不能光是朝鲜，还要包括日本。所谓“朝核问题”应改为“东北亚核问题”。

　　日本与欧洲国家不同，它毕竟是遭受过美国原子弹打击的国家。对美国人而言，日本拥有核武器比朝鲜拥有核武器更为可怕。在东北亚核查问题上，美国人最不便直说的就是日本核问题。也就是说，一个已拥有核武器的日本是美国在亚太的绝对敌人，而无核的日本则是可以让美国放手纳入“后院”且死心塌地为美国效命的“盟友”。日本东部地区发生的“3·11”九级大地震的政治意义在于它几乎瞬间毁灭了日本几十年来埋头发展的核能力，同时也为美国放手日本右翼势力搅局亚洲除去了心病。

　　5.目前中国学界有人提出“先秦时代的国际关系”[5]的概念，认为战国时期的“七国”已是主权意义上的“国家”，似乎中国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6]。事实上，那时相互战争的诸侯或“邦”与周王朝还是臣属而非“国”际关系，“七国”之上在法理上还有个“周”国家形式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才说：“春秋无义战。”孟子解释说：“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7]这就是说，当时的战争，是在周王朝宗法权内部的纷争，不是主权国家与主权国家的战争，因而是没有正义性可言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秦朝，从法权关系上说，只是周王朝宗法主权的继承和继续，而不是对七国“主权”的强行兼并。不承认这一点，在法逻辑上就会推导出中国本来就不是一个国家，而是由秦始皇强行将其他“主权国家”兼并后统一起来的国家的结论，由此，中国包括“战国”时期在内的先秦历史中连贯和统一的(宗)法权基础便会断裂或荡然无存;秦王朝及随后的历史就成了非法的存在;由此，中国的历史就被削去了一半 ，中国历史只能从公元前221年的秦朝而不是从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开始。这在学术上是不对的，在法逻辑上是混乱的，在政治上更是糊涂和危险的。

　　6.战略的主要任务不是打击和削弱敌人的力量，而是造成使敌人不能使用力量的形势。敌人被打败多不是因为无力，而是因为动弹不得。

　　7.美国“击毙”本•拉登，一切都是彩排好的，就像是在上演仅有排练人叫好的大戏，大戏过后正反演员迅速消失，根本不让观众上台与演员“合影留念”。

　　8. 美国这么一个大国，用十年时间“击毙”了一个本·拉登，反而将塔利班越打越多，这样的成绩，奥巴马还好意思对着全世界说美国“无所不能”[8]。

　　9.美国金融问题的源头不在华尔街而在中东。

　　10.高科技抵不过塔利班。

　　11. 改革的红利历代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后果却各有不同。

　　12. 在世界治理方面，美国人是欧洲人——具体说就是英国人——“均势”策略学校中的时差时好的学生。美国人用扩大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的方式制衡了西欧并获得在那里的绝对控制权;在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美国保留了萨达姆和本·拉登，并借此获得了在科威特和阿富汗的石油利益和在那里长期驻军的借口。与美国有意放东欧于苏联是为了制衡欧洲的道理一样，今天看来，为了迫使伊拉克新政权的屈从，美国也会有意适度放纵伊拉克反对派武装。目前美国在那里的困境并不源于伊拉克反政府力量的存在，而是源于伊拉克政府与反政府力量间的失衡。如此类推，长期保留利比亚政府军与反对派之间的力量平衡，将是欧美的共识。欧盟方面可以由此获得利比亚内部各派的忠诚和北约力量进一步在地中海南岸立足，美国方面则可以在其间获得“离岸平衡战略”(off shore balancing strategy)[9]带来的红利，并在地中海动荡中保持世界石油价格——如果它还以美元结算的话——的高位运行。欧美双方的需求为这场战争埋下了两种结局。一是老布什“海湾战争”式的结局，即在保留卡扎菲政府巨大压力的同时，反政府“政权”也能长期存在，这是对欧盟最好的结局;二是小布什“伊拉克战争”的结局，即由于英法国力不支而使利比亚两种力量失衡，这既能阻止欧盟进一步向中非——法国已在科特迪瓦打好了前站——扩张并与美国在此争利，又能保持英法对美国力量的持续依赖，美国由此重新获得在欧洲的绝对影响力。这是有利于美国的结局。

　　13.人之将去，其言也善。2011年6月2日，即将卸任的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专机上对中国《环球时报》随行记者谈到中美关系，他一方面称“美国不想遏制中国发展”“中国现在是将来也是全球性力量”;另一方面，他也含蓄地提醒中国“不要学习苏联”。[10]盖茨前半句话的真实性他本人无法保证，但后半句话——不管盖茨出于何种目的——却对未来的中国外交是大有裨益的中肯之语。今天看来，雅尔塔体系的解体，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也有相当的责任。当时苏联外交将从全球范围击败和逐出雅尔塔体系的另一关键支柱国家美国列入外交目标[11]，卡特的忍让换来的后果却是“卡特执政期间，苏联强权无论在何处都能所向披靡。苏联政治局成员们踌躇满志，认为不需要再出台什么新方针了”[12]。苏联的咄咄逼势导致美国里根时期的强烈反弹，以至决定单方面放弃雅尔塔体制。这样才有了美国试图与欧洲结盟，重建盎格鲁-撒克逊人共治共享新格局的外交走向。这段周瑜假打黄盖成真的教训，是我们中国外交值得认真汲取的重要经验。

　　14.1985年邓小平同志曾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992年他又在著名的南方讲话中明白地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邓小平同志去世后，他说的“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的”“两大问题”被表述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是我们对时代特征基本概括”[13]，随后便出现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十六大报告中“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和十七大报告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的提法。

　　15. 我们不能说世界上的一两个政治团体就能决定历史的进程，但有能量的团体确能加速历史进程或使之暂时偏斜。除去远古传说外，早期“共济会”[14]是封建行会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反抗封建专制的压迫而建立起的各业主联合的互助“兄弟会”组织，与早期基督教相似，这时的共济会对历史起着相当的进步作用。比如，共济会曾发起了启蒙运动并且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迅速扩散到西欧、中欧和北美，建立起可以和天主教会匹敌的广泛的组织联系，以致当时的伏尔泰、孟德斯鸠、歌德、海顿、萨德侯爵、莫扎特、腓特烈大帝、华盛顿、富兰克林、马克·吐温、柯南道尔、加里波第等曾为人类历史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士都参加了共济会。但问题在于，当资产阶级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并在全球范围建立了自己的绝对统治后，共济会组织结构也就日益贵族化，其历史作用由进步便异化为反动，成为资本家为对抗“共产主义的幽灵”而结成的“神圣同盟”[15]，其目标是维护资本及西方权贵对全世界工人阶级、继而整个北方压迫民族对南方被压迫民族的绝对统治。这迫使近代欧洲无产者便由资产阶级的同盟军转变为与资本家相对立的阶级并开始为本阶级的利益与曾经的行会业主——资本家展开有组织的跨国斗争。

　　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没有祖国，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16];马克思说：“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17]，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8]继而列宁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19]为此，世界工人阶级在其导师的指导下成立了第一国际(1864～1876年)、第二国际(1889～1914年)和共产国际(1919～1943年)。

　　值得研究的是，在社会主义运动日益高涨的时候，为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力量，世界劳动者联合组织共产国际已于1943年自行解散，而在同一背景下的资本家的跨国联盟组织共济会却日益与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大托拉斯和大财团结合得更加紧密，其目标更加长远，其手段对共产主义和南方国家，更加冷酷无情。他们在20世纪末推倒了社会主义苏联，现在，美国又重返亚洲，目标将是中国。不管西方国家有多少矛盾，在共同对付社会主义国家方面，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共济会评价说：“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对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20]

　　16. 2008年欧洲大陆统一在科索沃收口的同时又通过“地中海联盟”计划开始乘胜向非洲北岸推进，2010年美国不顾自身的经济危机高调提出“重返亚洲”政策并在“天安舰事件”后开展持续数月的针对“朝鲜威胁”的大规模海上军事演习，2011年中东如火如荼的“茉莉花革命”及北约对利比亚开展的军事打击，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欧盟与美国双方的分工在时间上如此切合，环环相扣，它向人们展示出一幅逻辑连贯的战略示意图，即在美国帮助欧洲摧毁那里的雅尔塔体系并基本实现地区统一后，接下来的目标将是欧洲——作为回报——支持在远东建立由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体系”。这是一个在新的即欧洲统一初步完成、宗主国-殖民地关系已成为历史的表面上看起来还是由美国主导的“华盛顿-凡尔赛体系”。苏联解体后，这个体系的后半部分即“凡尔赛体系”在欧洲已经完成，接下来则是前半部分即“华盛顿体系”在远东完成，届时，中国将是美欧共同的打压目标，正如当年苏联是欧美共同打击的目标一样。其间的日本——鉴于它与美国之间因核打击产生的血海深仇——则是中国之后西方并不信任的压榨对象。至于欧美之间的矛盾，尽管他们在共同重新瓜分世界资源方面已达成原则一致，在这些原则不变的情况下，他们在未来的矛盾将主要表现在对世界主导权的争夺方面。

　　17. 与其对手相比，西方人有着更强的协调机制——为此，英国在撒切尔时期主动放弃了几百年来让其受惠无穷的分裂欧洲大陆并在其中实行均势操纵的外交传统，于1973年加入欧共体，而同年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却出现根本性的分裂;西方人还有跨国组织，不仅有北约及其他政治经济共同体，还有庞大财力支持的跨国组织共济会[21]在幕后协调，而与此相对应的世界工人阶级的跨国协调组织“共产国际”[22]及后来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8～1956)和与北约相对立的“华沙条约组织”(1954～1991)则于20世纪后半叶先后谢幕。

　　18. 就在法国向利比亚开战的同时，它又派出“独角兽”特种部队介入科特迪瓦内争，培植亲法政权。略瞥一眼地图就可知道，欧洲人已在为利比亚之后进行着更大的布局。可以预料，在搞定北非后，法国将乘胜向几内亚湾——那里在近代史中是它的传统势力范围——南进，接着就是欧盟发布欧洲人的“门罗宣言”，以恢复其在非洲的传统影响。这个进程不会比欧洲的统一进度更慢。

　　显然美国注意到欧洲向非洲进军的后果。2007年2月，也就是欧盟批准地中海计划，准备进军北非的前一年，美国抢先批准组建非洲司令部的计划，逐渐接手全部非洲军事事务[23]。这说明，美国并不准备与欧洲分享非洲。至此，笔者想起19世纪末英法在非洲发生的“法绍达事件”(Fashoda Incident )。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当时法国为了应对英国的非洲战略，制定了一个贯穿非洲东西的宏大目标，这又与英国的打通非洲南北的殖民计划相矛盾。1898年7月，英法两国的殖民军队终于在苏丹法绍达村爆发了“法绍达危机”，两军对峙，战争一触即发。最后双方达成不利于法国的妥协，以尼罗河和刚果河为界，英国占领苏丹东部和尼罗河流域，法国占领苏丹西部。尽管如此，法国的这次让步却为16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历史似乎正在重演，同样的苏丹已于2011年2月分离为南北苏丹，但昨天在这里的英法冲突，是否会是今天美国和欧盟冲突的前奏呢?果如此，已踏入北非的欧盟是否对已经变“老”的美国还会有耐心，这确实需要今天的美国人好好思量。

　　如果美国人不愿动这个脑子，那就看看自1950年以来欧洲在所有重大事件中是怎样支持美国，而美国又是怎样支持欧洲的。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时期除外，此间美国是拼着命且实打实地帮助欧洲统一，而欧洲对美国的支持只表现在美国发起进攻的时刻，尤其是在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时间上发起进攻的时刻。一旦把美国送上战场，欧洲人接着就抽掉梯子并溜之大吉。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欧洲是这样;在同期美国对中国全面禁运中，欧洲也是这样;21世纪伊始，美国冲上阿富汗、伊拉克战场后，欧洲也是口惠而实不至，参与但不卖力，在美国最困难时抽板。相信今后在美国冲向中国时，在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面前，欧洲利用和消耗美国并壮大自己的策略并不会因美国以往的真诚而改变。

　　可以说，在欧洲统一问题上，美国人确实把火玩大了。在勃列日涅夫的追打下，美国本意是强化欧洲，但苏联的解体却打破了欧美间的力量平衡。结果美国将再次被失去相互制衡的欧洲所伤害。

　　19. 欧美之间的矛盾不仅始终存在而且相当深刻。对此论述最深刻的是列宁。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欧洲就有人提出“欧洲共和国联邦”——这比丘吉尔提的“欧洲合众国”早三十多年——口号，列宁明确指出：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立欧洲联邦，就等于缔结瓜分殖民地的协定。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实力以外，不可能有另一种瓜分基础，另一种瓜分原则。亿万富翁无论同什么人瓜分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都不能有别的分法，只能“按资本”比例(而且还要附加一点，最大的资本要得到比它所应得的更多)。资本主义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鼓吹在这种基础上“公平”分配收入，便是蒲鲁东主义，便是市侩和庸人的痴想。只能“按实力”大小来瓜分。而实力是随着经济发展进程而变化的。

　　当然，资本家间和各个强国间缔结暂时协议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建立欧洲联邦，作为欧洲资本家相互之间的协议也是可能的……但这是什么协议呢?这只能是怎样共同镇压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共同保卫已经抢得的殖民地，反对日本和美国，因为日本和美国在现今的殖民地分配情形下是极委屈的，它们的实力在最近半个世纪来加强的速度要比落后的、君主制的、开始老朽的欧洲快得无可估量。整个欧洲，与美国比较起来，可以说在经济上是停滞不前的。在现代经济基础上，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欧洲联邦就等于组织反动势力去阻碍美国较迅速的发展。民主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仅仅同欧洲相关的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24]

　　由此，列宁提出著名论断：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25]

　　“绝对规律”基于绝对矛盾。列宁由此得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斯大林同志由此得出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少数甚至一国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认识，无疑，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完全可以从列宁揭示的这个规律中得出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少数甚至一国社会主义也可在相当的程度上获得独立发展的认识。

　　20. 比较开国领袖，我们会埋怨有后来有些领导人过于谨慎;如看看小布什，又会庆幸我们还有这些谨慎之人。

　　21. 大国外交，最忌傻愣。愣傻之间，宁傻勿愣。

　　22. 罗斯福总统告诫说：“话说得客气些，手里再提着大棒，事情一定好办得多。”[26]今天的美国战略层已失去了昔日的耐心。而没有耐心(时间)支撑的雄心，往往是底气不足的表现。当前美国政治家处处显示出富家弟子的战略观念中只有“地缘”而无“政治”的致命短处。他们来到黄海的行为很像1903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来到黄海时的随性做派。1903年10月28日，在日俄战争爆发前夕，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对已表示“我不愿发生战争”的尼古拉二世说：“陛下，不坚决打击是不能挥着拳头的。”[27]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败，时任大臣委员会主席的维特事后评论说：“皇上不想打仗，但他的做法却使战争无法避免。”[28]现在美国人也来到黄海，与当年沙皇不同的是，美国是在国内经济一片低迷，国际上被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折腾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来到黄海的，美国人显然不愿打仗，但却挥起了拳头，这样的做法有失尼克松式的智慧，给人一种“困兽犹斗”的印象。

　　23.英雄的高度即民族的高度。日本政要经年不断地参拜靖国神社，但在那里堆放的都是一些东条英机式的因没有战略哲学而毁灭了日本明治成就并将日本带向大灾难的政治人物的遗骸。而长期参拜这些人物的结果会使日本国民的战略文化水平及建立其上的国家的战略能力在亢奋的情绪中逐年递减。

　　24. 美国金融问题的根源不在华尔街而在中东，正是美国退出中亚，而不是什么资本管理不善，才造成了美国金融危机。同样的道理，解救欧洲经济困局的关键也不在欧洲大陆而在中东，中东石油结算币种——而这又是由枪杆子敲定的——是决定世界石油产销利润份额的关键。鉴于欧盟内部国家主权的众多存在，与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需要比美国更多的“资本原始积累”一样，欧洲的政治统一与发展，较美国而言，则需要更为巨大的资源份额，目前处在上升期的欧洲与处于衰落期的美国一样，都迫切需要对中东石油产地，从而石油价格的控制权以支撑各自金融。这是欧美矛盾最难以调和的关键[29]。

　　25. 在美英帮助下的欧洲统一，其结果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俄狄浦斯”(Oedipous)[30]即儿子颠覆老子的效应。因为欧洲统一将使英国和美国，特别是英国在地缘政治上绝对边缘化。我们知道，美国，尤其是英国，利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的破碎性曾大获其利，正因此，它们对欧洲的统一一直持谨慎的态度。尽管1946年丘吉尔呼吁建立“欧洲合众国”，但直到1973年英国才加入欧共体，迄今仍未加入欧元区。英国明白，近代以来英国的全部辉煌，都是以欧洲的破碎为基础的;而没有破碎的欧洲，也就没有近代的英国。一旦欧洲大陆统一，英国外交特有的“离岸平衡手”的优势就荡然无存，面对统一的欧洲大陆，英国在地缘政治上不免落入与日本在亚洲同样的边缘地位。英国人明白，没有一个统一的欧洲，正如张伯伦先生预见的那样，欧洲的世界霸权就会为美国或俄国所取代[31];英国人更明白，一旦欧洲统一，英国的欧洲优势地位也将不复存在。明乎此，我们也就明白了“二战”一结束就呼吁“欧洲合众国”却直到1973年才加入欧共体的英国至今还在欧元区外踯躅的原因。但对地缘政治有深刻的理解能力的英国人而言，这种为欧洲统一而自觉牺牲的尺度，随欧洲统一的进程加快，将会日益减小。

　　[1] 这里转借毛泽东“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句，详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34页。

　　[2] 《专家：超越道德和解历史 向日本伸温暖援手》;(原题：《让我们向日本伸出温暖的手——100名中国学者的倡议书》);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1-03/1565984.html。

　　[3] 刘江永：《面对天灾，中日有难同当》，http://opinion.huanqiu.com/roll/2011-03/1560269.html。

　　[4]逭，huàn，逃避：～暑(避暑)。该详解见江灏、钱宗武：《今古文尚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页。

　　[5] 目前国内学界有人提出“先秦时代的国际关系”或“先秦国家间政治”的概念，认为战国时的“七国”已是主权意义上的“国家”。《研究先秦时代的国际关系》一文认为：“可以肯定，春秋时代的那些‘国’，既不是城邦，更不是简单的部落，而是具备所有‘国家’特征的实体。那里有国家认同、有疆界、有包括军队和税收体系在内的，功能相当完备的政府。国内还有对研究‘先秦国际关系’的禁忌，视之为‘国内关系’。然而，先秦时代各国的关系显然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外交关系。”载《凤凰周刊》，2004年第28期，第75页。

　　[6]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意指由1648年10月24日签订的象征三十年战争结束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的欧洲国家间的法权关系，以及建立其上的国际和平体系。签约双方分别是统治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和法国、瑞典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内勃兰登堡、萨克森、巴伐利亚等诸侯邦国。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核心是承认国家主权像人的生命一样不可随意被剥夺，从1648年以来，国家主权的观念已经存在了350多年，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

　　[7]《孟子•尽心下》，刘俊田、林松、禹克坤：《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34～635页。

　　[8]2011年5月2日，奥巴马在白宫主持一项颁奖仪式时再次表示：“国家兑现了承诺，正义得以伸张，世界因为拉登之死变得更美好、更安全。今天让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奥巴马：击毙拉登证明美国无所不能》，http://news.qq.com/a/20110504/000325.htm。

　　[9] “离岸平衡”，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米尔斯海默的学术用语。[美]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第七章，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

　　[10] 《盖茨声称美不会遏制中国发展 警告中国“别学苏联”》，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6/1733488.html。

　　[11] 1975年6月4日，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发表文章称“我们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发动稳固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性进攻的时代”。转引自邢广程著：《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4分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页。

　　[12][美]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32~433页。

　　[13] 苏星、龚育之、杨春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页。

　　[14]共济会(Freemasonry)，世界最大的秘密团体，旨在传授并执行其秘密互助纲领。共济会的传播是由英帝国的向外扩张引起的。共济会起源于中世纪的石匠和教堂建筑工匠行会。《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3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440页。

　　[15]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

　　[16][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17][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6页。

　　[18][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6页。

　　[19] 列宁说：“全世界已经分成被压迫民族和统治民族。被压迫民族至少占全世界人口的70%。凡尔赛和约又使被压迫民族增加了1亿或15000万人口。”参阅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关于租让的报告(1920年12月6日)》《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3、74页。

　　[20][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1页。

　　[21]目前在这方面的资料最集中、最全面的披露，可参见何新《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

　　[22]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1919年3月，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总部位于莫斯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破产和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客观形势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组织。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有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52名代表参加。大会通过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等文件，宣告第三国际在列宁领导下成立，总部设于莫斯科。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并考虑各国斗争情况的复杂，需要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处理面临的问题，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于5月22日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决定。同年6月10日，鉴于共产国际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反对协约国而创，而美国此时成为苏联拉拢以反对法西斯德国的重要对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共产国际正式宣告解散。

　　[23]《美国非洲司令部主导地区安全合作 牵头联合军演》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0-01/26/content_12877941.htm。

　　[24][俄]列宁：《论欧洲联邦》，《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8～709页。

　　[25][俄]列宁：《论欧洲联邦》，《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9页。

　　[26] 转引自[美]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72页。

　　[27] 张蓉初译：《库罗巴特金日记》，《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91页。

　　[28][俄]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著，张开译：《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新华出版社1983年1月版，第256页。

　　[29] 此方面的论述可参见[德]威廉•恩道尔著，赵刚等译：《石油战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

　　[30]俄狄浦斯，希腊神话中底比斯国王拉伊俄斯的儿子。因神曾预言他将杀父娶母，出生后就被其父弃在山崖，但为牧人所救，由科林斯国王收养。长大后，想逃避杀父娶母的命运，却无意中杀死亲父并娶其母为妻。此处比喻美国的命运是生于欧洲但注定要毁灭欧洲的“俄狄浦斯”式的命运。参见梁德润编著：《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小辞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44页。

　　[31]1938年10月19日，张伯伦派英国首席顾问利思·罗斯以私人的身份与德国驻英商务参赞吕特尔和德国经济部官员施文迪在伦敦进行非官方秘谈，他再次提醒德方官员慕尼黑协定之后建立的欧洲安全集体合作的排外性质，说：“作为英国政府的经济顾问，他有责任使促进欧洲国家合作的任何适当机会都不致错过。同样，假若欧洲四大国不是相互合作，而是互相拆台的话，那么欧洲经济就将处于严重的危险中，特别是在面临美利坚合众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力量的时候。”参阅《德国驻英大使狄克逊的备忘录》(1938年10月19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3~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