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解决双高的思路
此处双高，是指高资产价格和高人民币汇率。
无需解释原因(你懂得)，玩双高的本质(利益导向)，就是补贴资本外逃。双高，无疑是后工业化国家最令人恐惧的死亡陷阱。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双高对我们国家和老百姓的巨大危害。
第一、由于资本外逃，导致资本积累率狂降，从而提前十年出现经济增长失速。如果，不能采取断然措施，我国五年内经济增速将降至零或负值，我国将提前结束对美国经济总量的赶超过程。
第二、由于资产高溢价，导致实业资本大规模涌入各类型不动产，以致於山东、江苏、浙江、广东陆续开始去工业化过程。让人震惊，实体经济正在迅速萎缩，全国经济已经开始进入东北化的局面。
第三、由于超级地租获利颇丰，导致各级政府疯狂扩张财政支出，导致各级政府疯狂扩张地方债务，导致全国财政收支结构严重错配。在没有自然灾害和战争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预征税赋竟然达到数年税收的水平。事实上，若土地财政遇阻，若地方发债受限，许多地方财政立刻无以为继，我国已经陷入财政危机的初始阶段。
第四、由于持续的资产高溢价，导致机构和个人疯狂增加杠杆，许多机构和个人完全不具备长期债务的偿还能力。一旦金融形势逆转，将有大规模的机构和个人破产。我国对金融机构监管存在巨大漏洞，表外业务规模已经超越表内业务，事实上表外业务已经处于半失控的状态。金融危机已经进入倒计时了，金融危机将引发全面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第五、由于史无前例的资产泡沫，导致人民币汇率承受巨大的压力。我国资产国际溢价每超出正常值10%，就意味着汇率必须同步贬值至少10%，否则必然形成汇率补贴，必然迅速消耗外汇储备。我们认为，我国主要资产国际溢价已经高出正常值30%到50%了。人民币正在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我们估计，过去五年从我国流出资本应不低于3万亿美元。如不能迅速解决双高问题，在未来十八个月内人民币可能发生塌方式的贬值过程。
第六、由于巨大的资产泡沫，导致我国居民实际购买力迅速下降，非名义通货膨胀率正在急速地攀升，非名义通货膨胀率在汇率出现问题后会立刻转变成名义通货膨胀率。当名义通货膨胀率暴涨之时，就会出现非常棘手的社会动荡(如伊朗此刻的局面)。须知，我国已经进入居民无物资储备并高度依赖市场的状态，我国绝对不允许出现名义通货膨胀率超出10%的快速增长。有关方面必须清醒，没有任何国家有意愿和能力帮助我们。我们只能扼制通货膨胀于未然。
鉴于上述看法，我们强烈建议有关方面重新考虑宏观经济政策安排。我们深知，有关方面和老百姓都需要正面的鼓励。但是，我们此刻必须直面冷峻的现实，我们在虚耗我们解决问题的时间和空间。我们不能将宝贵的资源用于粉饰橱窗，我们不需要我们的敌人给予我们廉价的赞美。最重要的是，大国经济博弈，赌上去的是三百年国运，我们的主要对手已经在涅磐求生了。不要低估了川普税改和英国脱欧，资本流动格局正在发生巨变。资本流向的巨变，将导致资产和商品价格剧烈波动。全球将很快进入结构性经济危机的动荡时代。现在，我们必需要有所作为。
第一、开始精兵简政。在2018年度大幅度压缩行政事业经费和军费，我国必须坚持不搞赤字财政的审慎理财原则。一定要包死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一定要划定各地各级地方债的绝对边际。中央必须明确予以表述，历史性地结束积极的财政政策，历史性地结束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制度。
第二、开始部署撤销地市级政府，启动压缩行政层级的试点工作。在大数据已经成型的技术条件下，减少地市级行政层级的条件已经成熟。我国将因此减少近四分之一的行政编制，减少近五分之一的行政经费，并极大地提高行政效能。古今中外，皆为中央(联邦)、省(州)、县(县)三级行政体系。道理很简单，便于税政一体化。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已经拖得太久了。
第三、启动向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课税的立法程序，将资本利得压缩至与劳动所得相当的水平。一方面，彻底解决资产价格溢价预期，引导资本回流实体经济，完成工业化升级。另一方面，坚决阻止疯狂的资本食利现象，清除已经形成规模的食利阶级。大规模的食利现象，导致我国投资和消费日渐沉没。此外，我国直接税与间接税失衡问题已经拖了二十四年了，早就该解决了。
第四、将人民币汇率一次调整至7.8水平(与港币同等水平)，并允许在此水平上下波动5%。结束人民币汇率的贬值预期，继续引导国际资本有序流入，确保我国资本积累率处于较高水平，确保我国未来三十年经济增速不低于6%。人民币汇率一次性调整，可以锐减资本外逃的补贴，可以重建人民币升值预期，可以刺激我国出口企业国际贸易。美国税改为我国汇率调整提供了最佳时机，也是我国应对税改的上佳的策略，不必理会既得利益者的鼓噪。
第五、强化银监会和央行的制度建设，必须将我国全部金融行为纳入有效监督和管理。严格限制商人银行的表外业务，立刻开始清理现存表外业务，清除一切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隐患。展开对各级政府地方债的考核评级，与当地财政部门协同，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考虑到实体经济的需要，应为企业开辟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的新通道和新办法。
第六、严厉限制政府、机构和个人的杠杆水平，对於已经处于高风险的政府、机构和个人负债限期清理。我国不同于西方发达经济体，我国政府、机构、个人不习惯于破产清盘，我国缺乏应对破产潮的相应机制和法律体系。因此，政府主导主动清理极为重要。必须提前做好不良资产的处置方案，特别是提前做好解决三四线城市过剩房产的一揽子方案。平稳度过房地产高峰期结束时的经济结构转型周期。
第七、强化管理实际通货膨胀水平，务必使实际通货膨胀不波及名义通货膨胀。稳住并有序提升居民实际购买力水平，确保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我国为制造业大国，我国拥有解决通货膨胀的天然优势。只要正确处理人民币汇率，只要管理好非正常资本外逃，我国就有能力控制能源和食品价格。
第八、尽快建立全体国民无差别社会保障制度。我国针对全体国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还有待完善。国家治理进入现代文明的根本标志，就是建立全体国民无差别社会保障制度。我国财政已经完全具备了建立全体国民无差别社会保障的实力。我们坚决支持扶贫工作，但最主要的工作是建立全体国民无差别社会保障制度。这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仁慈与悲悯的高尚情怀。
第九、在适当时间，开启不明来源收入的税收补交及合法性确认工作。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积累了不亚于美国未税收入的灰色收入。我们预计，大陆居民持有的未完税收入应在百万亿级别。粗略估计，应可一次性提供近两年的财政收入。我们在建立关于资产持有课税之时，应给予所有居民一次补税的机会(可以理解为一次性特赦)。此后，国人的资产得到法律确认，且得到宪法和法律保护，神圣不可侵犯。当然，反腐败也到了收官之时了。
总之，我们必须结束持续两高的危险状况了。
全球结构性经济失衡并未改善，各国宽松的财政金融政策已经走到尽头了。美国减税而导致的资本大规模回流，将导致全球流动性发生结构性变化。美国和英国将重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联盟，剧烈的贸易冲突和金融争夺不可避免，并不排除因此引发局部的军事冲突。这一变化，将导致各国货币和资产价格重置。不排除，价格重置过程产生结构性的经济危机。我们在与时间赛跑，我们必须未雨筹谋。新时代，总是在阵痛中诞生的，我们有勇气在困难的条件下，主动而坚决地完成结构性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