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英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感

2024-04-21

作者:退役校尉 来源:校尉讲堂

　　正常情况下，社会精英应该是维持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否则就不应该叫做精英，而应该叫做社会寄生虫，或者按照韩非子的说法，叫做蠹虫。因为他们享受了最好的社会资源，却不肯给社会以任何正面回报。

虽然韩非子对于五蠹的定义有点偏激狭隘，但对于蠹虫的定义很准确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管是法家还是儒家，不管是内儒外法还是内法外儒，其实都是这样一种理念。

　　所以季康子问政时，孔子答复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意思很直白，你季康子作为鲁国的权臣，辅助君主治国理政，做事就要堂堂正正。

　　什么是堂堂正正，就是不管是个人的言行举止，还是代表国家推行的政策法令，都要出自公心，都要符合公德，都要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否则你就是社会的蠹虫。

　　所谓权力越大、责任越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在中国历史上，从先秦时期社会责任感强烈、以天下为己任、勇于自我牺牲的士大夫，到明清时期动不动就“水太凉”、怯懦猥琐毫无风骨的无耻文人，再到今天充满精致利己主义小算计的所谓精英阶层，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

　　出现这两次蜕变，有一内一外两大原因。

　　内因主要产生于漫长的古代历史中。

　　对于汉武帝、明太祖、清高宗等极度揽权的皇权统治者来说，不允许士大夫有自己的思想，尤其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动则为天下苍生鸣不平的思想。在他们眼中，整个国家，只允许皇帝一个人有思想，其他人要不是被统治的牛马，要不是驱赶牛马的道具，都用不着思想，尤其是站在普罗大众一边质疑最高统治者的思想。

　　在以他们为代表的封建皇权的持续打压下，中国古代士大夫精神中自信、骄傲、尚武、开放的一面被阉割，逐渐失去独立人格，沦为权力的附庸。

　　外因主要产生于近现代历史中。

　　殖民时代开启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打着民主自由、个性解放旗号的极度自我中心主义思想开始大规模入侵，与中国那些被皇权打断脊梁的文化人一结合，便形成了大行其道的精致利己主义。

　　范跑跑、裸官、名人诈捐、富豪移民、女权主义、LGBT运动等精致利己主义现象，归根结底，就是社会精英阶层丧失了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感。

　　更过分的是，他们自己不爱国，也见不得他人爱国，因为那会凸显他们的自私本性。

　　于是他们发明了“不在乎大国崛起、只在乎小民尊严”“月薪三千不配关心国家大事”之类的谬论，不惜通过拉低全社会的道德水准和责任意识，来遮掩自己内心的丑恶，试图借此反向证明自己精致利己主义的道德正当性。

　　人们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实际上，从责权利对等的角度来说，天下兴亡，首先应该是精英有责。

因为他们享受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因而也就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讽刺的是，国家罹难、民族危亡之际，跑得最快的，每每是这些所谓的精英，挺身而出的，往往是精英们看不起甚至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月薪三千甚至食不果腹的升斗小民。

　　道理很简单，很多精英，原本就是将自私自利刻入骨髓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原本就是趴在国家、民族身上吸食养分却一无是处的蠹虫，原本就是靠钻制度的空子甚至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才能够出人头地，对他们来说，道德、义务、责任从来都不存在，家国情怀、民族大义更是笑话，国家能够为他们提供机会时，他们表现得比谁都爱国，国家需要他们付出时，他们跑得比兔子都快。

一边喊着伟光正的口号，一边贪赃枉法、转移财产，才是这些所谓精英的本性

　　但对于月薪三千的升斗小民来说，在生存的压力下，也许平时真没时间高谈阔论爱国，可他们知道，相比那些身家丰厚、人脉广泛、随时可以撒丫子跑路、随地可以满世界认爹的精英，他们只有脚下的这片土地，他们只能与祖国共存亡。

越是劳苦大众，越是天然的爱国者。

越是精致利己主义附体的所谓精英，越是经不住历史的考验。

　　历史告诉我们，从西汉投靠匈奴的中行说开始，北宋时期金国扶持的伪齐傀儡皇帝刘豫，南宋时期勾结金人杀害岳飞的秦桧，南宋末年逼数十万宋民跳海并在崖山刻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的张弘范，主动投奔后金的范文程，绞杀永历皇帝的吴三桂，还有卖身于日寇的汪精卫，以及倭奴余孽李登辉，反华政客的狗头军师余茂春等等大汉奸，无一不是典型的精致利己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