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跃斌：思想的自我迷失——评日本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

无论是希望避免中美开战的谨慎派还是甘心“为王前驱”的投机派，都把针对中国的“修昔底德陷阱”论作为不证自明的“真理”，区别是前者对于战争尚存敬畏之心，后者则完全陷入“暴走”式的豪赌心态。

　　在美国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论应运而生。日本对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主要持两种态度，一是恐惧中美之战会将日本卷入战争深渊，二是企图借助“中美之战”实现日本再度崛起。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两种观点，都将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视为不证自明的理论。这既反映出美国重塑战后日本政治文化与日本右翼企图重温“军事政治大国”旧梦的“双向奔赴”，更揭示了当下日本思想界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的自我迷失。

谨慎派的彷徨

　　众所周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论，出自美国学者艾利森于2012年发表的一篇时政评论《太平洋已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该文发表后，引起国际各界广泛热议。2017年，艾利森出版专著《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对中美关系的走向进行了分析预测。该书出版不久，日译本便面世，书名被翻译为《美中战争前夜》，日本著名评论家船桥洋一为之作序——《“修昔底德陷阱”与日本的方向》。不难看出，船桥的核心关切是在中美变局中日本作何选择。需要指出的是，船桥所谓“日本的方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自主选择题，作为美国的“盟友”，日本的战略选择无疑要以这一前提作为出发点。尽管如此，船桥在序言里还是表达了三个观点。

　　其一，对于日本而言，中美战争如若爆发，将是不可承受之重。船桥说道，“我们必须明白，对于日本而言，最大的风险不是美中之间的交易，而是美中之间的对抗”。船桥认为，一方面，作为美国的盟国，日本如果参与对中作战，必定“成为中国导弹和核弹的目标”，但是在日本生死存亡之际，美国未必会提供足够的军事保护——“美国在本土未受核攻击时，会为了保卫日本而与中国作战吗？”另一方面，如果日本在中美开战之前脱离日美同盟，保持中立，那么“其后日本被美国抛弃，被中国蔑视、恫吓，在战略上成为行尸走肉一般的存在”。其二，船桥对中美两国能够避免战争比较悲观，其判断依据是“中国的对外观是国内秩序概念的延长和投影，即‘天无二日，地无二主’”。同时，他还认同艾利森在书中的挑衅性言论——“我不希望我的子孙们在中国统治的世界生活”。其三，船桥虽然没有对日本的战略选择提出明确方向，但他还是强调中美两国挣脱“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性。船桥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战略提出异议，但拐弯抹角地指出，希望艾利森的著作能够促使“两国领导人认识到‘修昔底德陷阱’的恐怖性，发挥领导力，自我克制，不使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不难看出，船桥的观点暴露了三个问题。一是日本对“修昔底德陷阱”的高度关切。从地缘政治上看，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日本可谓是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准当事国”。二是面对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时的无力感甚至是宿命感，是战后日本对美政治和军事依附长期发展的结果。三是对中国历史和现实国情的错误认识。船桥偏执地认为中国必定会走美国式的“国强必霸”的老路，而这一判断不仅缺乏依据，与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策风马牛不相及，更加剧了他对日本、东亚以及世界前景的迷茫与悲观。

　　船桥表露出的焦虑、矛盾、悲观与彷徨，代表了部分持谨慎态度的舆论观点。谨慎派的基本共识是，一旦中美落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将给日本带来巨大灾难，因此，日本应主动作为，推动两国化解落入所谓“陷阱”的风险。日本著名民间智库野村综合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木内登英认为，“如果中美发生冲突，遭受最大打击的无疑是作为美国同盟国的日本。考虑到这一点，日本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外交影响力，以致力于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成为现实”。一位《美中战争前夜》的读者也评论道，“在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总量上，美国已经被中国超越，虽然美国在科学技术和军事力量上依旧领先于中国，但二者差距越来越小。美国是否成熟到能够甘居第二的位置，这种担忧挥之难去。从地理上来看，中美发生战争，日本几乎确定成为战场。因此，诚恳地向美国提出建议，也是日本作为同盟国的义务”。《朝日新闻》发表文章称，“日美同盟非常重要，但两个国家的利益经常不一致。日本要坚决应对挑衅，但稳定的中日关系也有助于日本的安全保障。日本站在中美对立的最前线，也应该独立自主地寻找摆脱中美之间‘修昔底德陷阱’的道路”。总体上看，谨慎派主张以协商、合作、和平为基调，希望日本在中美之间发挥沟通桥梁的作用，以期避免陷入毁灭性局面。

投机派的鼓噪

　　然而，一些右翼媒体人却抱着投机主义态度，深信“修昔底德陷阱”是日本渔利的“机会”，日本《产经新闻》资深媒体人汤浅博的观点即是典型。

　　一是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为“修昔底德陷阱”鼓噪声势。汤浅博称，新兴大国在经济发展放缓、增长乏力的时候，出于越来越迫近的危机感，倾向于尽早采取大胆行动，意图打破现状。他毫无根据地给中国扣上扩张主义帽子——“中国传统的扩张主义如果要扩大新的帝国版图的话，哈佛大学的艾利森教授所警告的‘修昔底德陷阱’将再次抬头。斯巴达对于雅典崛起的恐惧而引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就会再次出现”。

　　二是广泛散播“美国优势论”和“中国必败论”，为美国继续加强对华围堵封锁推波助澜。汤浅博呼吁美国发出冷战号召：“如果现在美国有意阻止全体主义的中国扩张势力，就必须像凯南那样分析威胁，像英国前首相丘吉尔那样发表‘铁幕演说’发出警告，像杜鲁门总统那样向国民展示决心。”汤浅博认为，美国“在统合盟国之外，还采用综合威慑手段，从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限制中国的敌对行动”，因此“从现状来看，中国失败的风险太大”。他还套用艾利森的逻辑，将美国比附为斯巴达，将中国比附为雅典，预言中国必败。

　　三是敦促日本政府尽快与中国全面脱钩，完全投入美国怀抱——“在中美落入‘修昔底德陷阱’、走向不可避免的战争之前，日本政府和企业必须为‘修昔底德陷阱’未雨绸缪，不能松懈”，“现在正是考验岸田文雄政权决心的时候”。他毫不避讳地维护美国霸权，还幻想通过美日同盟关系，压制中国发展：“如果中国崛起威胁到了美国霸权和自由主义秩序，那就应该协调同盟国加强对华围堵。”

　　同样是预言中美之战难以避免，但是与船桥的谨慎态度不同，投机派极力鼓噪“中美必有一战”——“深思之后会发现，中国作为雅典，而美国作为斯巴达的格局正在现代国际社会浮现”，甚至已经设想中美开战之后日本的举措——“如果美中发生军事冲突的话，作为同盟国的日本需要发挥最前线的‘航空母舰’的作用。在日美军基地很可能在初战中遭受猛烈攻击，对日本而言，（对华战争）也只能是国际法上承认的自卫战争。也有推测认为，为了躲避人民解放军的导弹袭击，驻日美军会撤退至关岛。美军支援与否，端赖日本在战斗中的表现”。

根子在缺乏自主意识

　　无论是希望避免中美开战的谨慎派还是甘心“为王前驱”的投机派，都把针对中国的“修昔底德陷阱”论作为不证自明的“真理”，区别是前者对于战争尚存敬畏之心，后者则完全陷入“暴走”式的豪赌心态。而对于“中国究竟是不是挑战斯巴达霸权的雅典”这一关键前提，缺乏自觉反省和独立思考。我们不禁想问，素以“中国研究”见长的日本，何以会走到如此境地？

　　如前所述，船桥认为中美难以避免一战的原因，在于他认定中国奉行“天无二日，地无二主”的政治观，中国必然走“国强必霸”的道路。这一错误思维，与美国对日本的思想控制和渗透关系密切。日本学者姜尚中回忆，他在上高中时看过一部美国拍摄的反映义和团运动的电影，名为《北京的55日》。电影给他的感受是“中国人怎么这么残暴啊！”现在，随着阅历的增加，他反思道：“（在这部电影中）侵略者被描写得非常文明，他们以所谓‘法人法’、‘居留民法’为依据武力干涉他国。然而，我当时也就人云亦云地认为，这就是正义之友在驱散恶魔。我们已经非常习惯于站在美国的角度看待问题。”2022年，著名政治史专家北冈伸一在《中央公论》发表时政评论《“学问”与“政治”——新的开国进取》，文中有一段话令人印象深刻。他说：“战后日本依靠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忽视世界的安全保障问题，而专注于经济活动，这是不是一种锁国呢？如果不能打开国门，维护世界和平，在维护日本优秀传统的同时，积极学习国外的优点，今后的日本就危险了。自1990年以后，这样的问题意识一直存在于我内心深处。”实际上，20世纪后半叶，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完全谈不上“锁国”，就日本民众而言，恐怕再也没有比战后半个世纪更为幸福的时代了。其实，北冈的这种心态深受美国的影响。1989年布什政府就提出要将“日本从一个内向的、信奉重商主义的经济巨人转变为一个向外看的经济政治强国，并与日本保持密切联系”。北冈的言论，证明不少日本知识分子对美国有意无意的配合与屈从，而无法展示一个独立国家的自由意志。

　　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显著增强，为了打压和遏制中国，美国加强对日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全方位控制，进一步削弱了日本“中国研究”的客观性和独立性。20世纪末，一位美国学者自问：“如果中美之间发生冲突，日本会作何反应？”当时他认为，“我们在亚洲不会有任何盟友帮忙”，“这会导致与日本、韩国和整个东南亚关系严重紧张，更不用说澳大利亚了”。然而在2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将自己捆绑在“美国战车”上的意图越发明显。一位日本网民评论道：“直到大约10年前，日本的‘中国研究’一直引领世界。但是，现在几乎所有研究者都陷入‘美国占优’、‘美国正义’的成见，倾倒于‘中国邪恶’、‘中国否定’运动，成为搜集‘中国不利’原材料的工作人员。”这一言论揭示出，随着美国对日本的全方位渗透和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塑造愈加深入，日本学界逐渐按照美国的意愿进行“自我塑造”，加剧了日本的自我迷失。

　　那么日本怎样才能找回自我？回顾二战后的历史，在遇到生死攸关的问题特别是日美利益发生严重分歧时，日本也会发出一些客观的声音。比如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被日本保守势力反复炒作。但是日本庆应大学法学院教授森聪曾表示：“若问日本民众愿不愿意为台湾而战，此刻九成的人会说‘不’。”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光一也认为，除自民党的保守派外，几乎没有人支持日本卷入台海战争。日本对美国的不信任一直存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日本感觉遭到“背叛”，称之为“越顶外交”，这样的心理阴影一直盘踞在日本心头。故而在国防问题上，北冈并不讳言自己的担忧：“美国虽然是盟国，但也是外国，无法保证其百分之百满足日本的期待。”

　　当然，上述言论尚不足以扭转日本思想界自我迷失的局面，而且从整体趋势上看，日本政治社会还在不断右倾化，随着日本阶层固化和政坛世袭现象的加剧，民众越来越难以独立表达政治意愿，遑论对国家战略施加有益影响。独立自主地思考日本的前途命运，是回归理性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就目下的日本而言，静下心来重温战后日本历史，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日本“安保斗争”的历史，认真学习和整理田中角荣、丸山真男等老一辈政治家、思想家的思想遗产，或许是找回真正自我的一条可靠路径。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