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高中生：论文化宣传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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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提到了资本主义进行和平演变的手段之一，就是进行文化价值观输出。通过进行文化宣传，达到动摇社会主义制度、思想、文化在人民心中的地位的目的，进而推广“普世价值”。一些收了好处的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所干的事，正如被美国媒体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的著名苏联公知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所做的那样：污蔑人民民主专政、抑制少数精英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意愿的社会是“极权主义”，是“暴民政治”。有的说现在的中国是……，有的用自己的陈年老锅底灰将1976年以前的历史抹成一团黑……

　　而现在，吸收了疫情防控被西方媒体造谣的教训，国家宣布，要重新夺回世界话语权。没错！是时候了！马克思说过：“共产党人从不屑于隐瞒自己的目的。”我们就是要将掌握在西方资本主义反动势力手中的话语权夺回来！不能任凭他们造谣中伤。

　　在这之前，我们要看到文化宣传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重要性。

什么叫做“意识形态斗争”？

　　这一点我在《向十四班学习》中有过论述：“这是（斗争的）最后一环，如果最后一环胜利，就能取得彻底成功。但这也是最难的一环，需要我们不断努力，创造出更好的成绩，让那些顽固反动派看了都发抖，最后，自觉加入我们的阵营。”意识形态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方面为争夺高地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因为意识形态斗争大多是无产阶级对于已经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既定的、不合理的道德秩序的挑战，且这样的挑战大多是为了广大的人民，与很多左派同志的意愿不谋而合，所以它的本质，是左派运动。

　　要完成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对于敌人，一定不能采取包庇纵容的态度，任由反动思想在人们脑海中生根发芽结果，也不能让敌人把控我们的宣传机关、喉舌命脉。对于我们自身，一定要纯洁我们的G命队伍、始终不渝地维护我们的G命指导思想，要有信心，坚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些需要同志们历经艰苦卓绝的奋斗，甚至有可能遭遇重大挫折、付出惨痛代价。

国家性质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我曾多次、不厌其烦地拿苏联的解体举例子，来证明意识形态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苏联之所以解体，确有一部分原因在于苏联中央的腐化和一连串失败的改革；但更大一部分原因，是在于西方资本主义反动派抓住苏联建设过程中的错误和缺点，对苏联人民进行的反共宣传和抓住苏联人民媚外心理进行的资本主义文化输出。这两件事，一使苏联人民对现有政治制度产生了不满，二使苏联人民对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向往，为苏联的解体准备了广大的群众基础，所以这个超级大国才在四个月的动荡后轰然倒塌。

　　归根结底，国家性质转变的原因，是因为构成广大群众思想基础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变化。

　　资本主义输出其文化的能力固然强大，那末，有没有社会主义文化输出成功的先例呢？

　　答案是有的。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的日本，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性质的G命运动——全共斗运动。这场运动是因为受到了邻国中国此时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G命的影响。当年，《毛主席语录》被翻译成50多种文字，以方便全世界的同志们学习毛泽东思想，亚非拉许多国家的共产主义游击队，基本上许多战士都接触过、读过《毛泽东选集》。卢旺达现任总统保罗·卡加梅在青年时代参军时，就曾经读过中国教官送给他的《毛泽东选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学老师还翻译了菲律宾语的《毛泽东选集》……

　　诸如此类事例都说明，中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G命时期的文化输出是相当了得的。尤其是在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修叛徒集团篡党夺权、苏联开始变为修正主义后，全世界G命人民对于苏联的信任开始崩塌，这时中国站了出来，给人们带来了毛泽东思想，成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中流砥柱，国际共运的第二中心。

文化宣传的重要性

　　苏联为什么从一个社会主义联盟解体成了十多个资本主义国家呢？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政体，掌握权力的是无产阶级，舆论和文化导向，都是偏向于无产阶级的一方；一个稳定的资本主义政体，掌握权力的是资产阶级，舆论和文化导向，自然是偏向于资产阶级的一方。当一个政体的权力即将易主，舆论和文化的风向也会因此而改变。怎么变呢？就是一个社会主义政体，舆论和文化导向开始偏向于资产阶级的一方（参考解体前夕的苏联）。文化舆论导向一变，意识形态也会跟着变。所以，国家性质与文化导向的关系，就像是抱在一起的两个人：你往左，我也得往左；你往右，我也得往右。

　　我在开头提到的所谓“俄罗斯的良心”——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写过一本书叫做《古拉格群岛》，这本书中细致描写了苏联劳改营里的生活，最终给读者留下了“苏联就是个不讲道理的野蛮集权政体”的印象，和杨绛的《干校六记》如出一辙，似乎是在找寻所谓“黑暗年代的人性之光”，但明里暗里地夹入了自己的情绪，笔锋直指所谓“黑暗年代”。索尔仁尼琴凭借这本书获得了197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果然，除非有极高的文学造诣，否则就只能通过背叛自己的祖国来拿到诺贝尔文学奖！以这本书为起点，美国对苏联进行了大量的资本主义渗透，包括但不限于在“每日一句英语”广播节目中加入对资本主义国家“自由生活”的描写句子、在广播中宣传一些苏联政府的阴暗面、播放好听的摇滚乐让人们对孕育出摇滚文化的国度产生向往。最终苏联的社会主义好青年们一个个堕落腐化，染上了小资产阶级习气。在一片“我们要自由”“不要集权”“我们要过好生活”的呼声中，叶利钦跳上了装甲车，戈尔巴乔夫签下了字。

　　请各位同志们看一看历史，苏联倒下的巨响犹在耳边。当年美国仅凭广播就将苏联的意识形态捣了个稀巴烂，如今各种信息传播渠道层出不穷，我们应该如何防止虎视眈眈的美帝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

　　答案是，遏制资本主义文化宣传、加大社会主义文化宣传的力度。

意识形态斗争的规律

　　毛主席说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用这句话来表述意识形态斗争的规律，同样合适。意识形态斗争中，由于资本主义占据了大部分话语权，以及拥有较多的认可者，故而在资本主义世界，剥削具有其意识形态上的“天然合理性”。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可以完全解构他们的世界，并摧毁剥削制度的合理性，所以他们会不断发起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围剿”。而我们就是要进行一系列的“反围剿”，以证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优越性、科学性。最终的胜利，一定是属于将人类引向更高阶段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

重拾对群众的唯物主义史观教育

　　我们中国人总是擅长忘记的。忘记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暴行，忘记了国民党反动派剿共的疯狂“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忘记了地主恶霸残忍杀害土改干部，也忘记了美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忘记坏事，似乎还有说得过去的一丝余地，毕竟谁也不会把坏事每时每刻挂在嘴边耽误好心情。但好事我们也是照忘不误，忘记了白山黑水间的英雄儿女，忘记了舍生忘死的抗援英雄，忘记了G命，忘记了阶级斗争，忘记了那个火红的年代。甚至还有人要将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割裂开来，让我们也忘掉他。

　　这真不是危言耸听，还记得那个火遍全网的历史老师袁腾飞吗？他亲手炮制并宣传了英雄的志愿军烈士毛岸英同志“壁炉烤鸭”的恶毒攻击言论。在讲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时，他说道：“如果不能正视（1949—1976）毛泽东祸国的这段历史，我们就永远无法前进。”各位同志们听一听，这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能说出来的话吗？他还炮制了诸如“教授垒墙”“东西宫娘娘”等有关毛主席人品方面的谣言，妄图摧毁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人民心中的地位。为什么老百姓那么敬仰毛主席？因为毛主席把老百姓放在心里。他离世的前一天，当时正值唐山大地震，严重的人员伤亡以及一个重工业城市因为一场天灾遭遇重大打击。连日来的操劳病痛，他的身体已经极度透支，但还是强撑着，由护士手捧，看了两个半小时的文件。这就叫“人民领袖人民爱，人民领袖爱人民”。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奠基人，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的名字将永远闪烁在共和国的史册上和人类历史的长河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的骄傲。

　　网上历史讨论中出现的很多现象，有一位网友是这样概括的：“读明史以为自己是朱家皇帝，而不是苦难老百姓；读民国史认为自己是军阀，是书香门第，而不是饿殍亡者；读新中国史，认为自己是被打倒的地主和资本家，而不是站起来的数万工农。”网上的一些同志总喜欢站在统治者角度来思考问题，如著名的明清之争，但其实，只要明朝和清朝是封建王朝，那必然有大多数的百姓受到压迫，即使变革成功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这些同志没有看清封建王朝的反动本质，所以犯了根本上的错误。

　　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一批能和资本家、富农地主等剥削阶级共情的人，他们高喊着“为黄世仁翻案”“为袁世凯翻案”，说民国是什么“浪漫的年代”“繁华的时代”。这种人，非蠢即坏。民国是很浪漫，但那是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才有的浪漫，任何一个民国时代普通人的一生都是一出人间惨剧：军阀混战、贪官污吏、连年大灾。然而还有些人不清醒，给民国和军阀洗地。为那些剥削人民压迫人民、最后被人民施以专政的人发声，难道是很值得骄傲的事情吗？难道这些人不知道他们已经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吗？

　　毛主席曾经说过：“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以上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没有重视唯物主义史观的教育，才使得历史虚无主义有了可乘之机，历史唯心主义才得以横行！

纠正我们内部的错误思想

　　（一）关于所谓“个人崇拜”问题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秘密报告”，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出发点，对斯大林进行了全面否定。“反对个人崇拜”，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啊！美帝国主义将此报告称为“炸毁共产主义世界的原子弹”，多么准确的评价啊！赫鲁晓夫为全世界的修正主义者开了一个好头，开启了社会主义国家继任领导人否定前任领导人的模式，也开启了用“反对个人崇拜”来反对被搞个人崇拜的伟人的时代。

　　我想请各位同志们思考三个问题：什么叫个人崇拜？我们应该反对什么样的个人崇拜？我们应该怎样去反对个人崇拜？

　　如今，我们对毛主席流露出哪怕一丁点的敬佩神情，就会被说“搞个人崇拜”。但毛主席已经去世45年有余，还有人在崇拜他，难道是被迫的吗？即便真的对毛主席搞个人崇拜，能得到哪怕一点的实际利益吗？搞个人崇拜又搞到了什么地步，以至于有些人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反对呢？

　　综上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答案是：这不是个人崇拜，而是人民领袖的人格魅力。

　　难道就是因为要破除莫须有的个人崇拜，就要把毛主席抹成一团黑吗？

　　一些人打出了“客观认识”的大旗，一面打压讲毛主席真实故事的人，一面又给毛主席造谣，美其名曰“客观理性”。“客观理性看待历史”的口号，是西方人提出的。但在我看来，是专门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要想集中力量，就需要强大的向心力。但让人们“客观理性认识”了领袖和政府之后，可能会发现一些阴暗的地方。即使这和光明面比起来微不足道，但也足以摧毁政府和领袖在人民心中的神圣地位，向心力就这样被瓦解了。

　　可笑的是，西方资产阶级反动派一边毁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领袖在人民心中的形象，一边在自己国家造神。华盛顿，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奴隶主，剥削阶级的代言人，美国种族矛盾的奠基人，被塑造成诚实的代名词，砍了一棵子虚乌有的樱桃树，就被吹上了天。所谓上帝也是个虚幻的存在，但却成了人民精神的寄托，说没有他就没有全世界。反观我们，为了破除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形象可谓是煞费苦心，在《攀登者》中删掉本该被登山队在珠峰顶上挖出来的毛主席半身像，在《智取威虎山》唱词“那就是对党和毛主席的赤胆忠心”中删去“毛主席”三个字，甚至在纪念他诞辰的120周年大会上还要说他犯了“严重错误”。为什么我们自己国家的、真正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领袖，还要我们去“客观理性”看待？这是何等的荒谬啊！

　　一些反共分子要进行反共宣传，最容易的入手点就是反毛。因为在现在的中国，反毛非毛是政治正确，就连某大报也涉嫌侮辱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烈士。那些人从社会主义探索时期的一些本不属于毛主席的错误入手，诋毁，旁敲侧击，妄图将毛主席打入深渊。但甚至对此，毛主席也早有预言：“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他被为了追求权力的林、江反G命集团抬到了如此高的位置，却没有放弃与他们作斗争，仍然保持了这样清楚的判断，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

　　为什么一些人对毛主席死抓着不放，非要把他打得粉碎呢？为什么没有人去管对马恩列斯的崇拜呢？

　　很简单，因为修Z主义者、资本家、精神资本家、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官僚主义者、走Z派，一句话——现行标准下的特权阶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G命”的理论，招招都是冲着他们去的。他们害怕群众掌握毛主席的这个伟大理论，进而发现他们的本质，揭露他们的真面目，把他们拉到阳光下批斗，这样他们就没法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了。

　　在这里我还是要点名著名公知，共产党员，历史教师袁腾飞，不顾史实，公然辱骂伟大领袖毛主席，却只受到了批评和谈话教育，甚至现在还是党员。

　　我一向认为，在阳光下看见一只老鼠，说明阴暗处已经多的挤不下了。一定要纯净G命的队伍，加强政治审查，将那些举着党员挡箭牌的反动分子清除出去！

　　（二）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

　　宪法规定：“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

　　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也是宪法所规定的。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尤其是这些年，只要一有人提到阶级斗争，就会有一些人跳出来，说这是要搞文革，是红卫兵。

　　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搞阶级斗争，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那还叫社会主义国家吗？列宁说过：“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现在一些人是反其道而行之，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却不承认阶级斗争的正义性、光明性以及在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阶级斗争的合理性。无产阶级是不会一下子就全部觉醒的，必须有一个先锋队一直在前面敲响警钟。但怎样保证先锋队的警钟敲得响，并且敲钟人不会偷懒和腐化呢？答案只有一个：对那些被腐蚀的人进行阶级斗争。要让他们知道，一旦腐化，就会成为阶级敌人、斗争目标。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但现在很多的同志对于阶级斗争却十分抵触，认为这是极“左”，是“文G余N”，甚至有些读过几本哲学著作、颇懂些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人认为这是“召回派”。

　　亲爱的先生，你说对了，我们就是要召回那些本该属于人民的权利，召回那些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本该有的政治日常！

　　我正式劝告各位同志放弃那些不必要的想法，我们既然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这样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这样一条为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奋斗的道路，就不要有私心杂念，不要总是想着为自己谋利益，多看看向往着美好生活的人民群众，看看世界上正在受苦的人：非洲的难民，北美的贫民、有色人种，南朝鲜和日本的社畜……

　　关于无政府（安那其）主义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人民群众的思想觉醒和政府在一些事件中处理问题不当，导致很多同志出现了类似于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有的通过批判斯大林主义来批判集权制度，说“集权死路一条”、“集权百害而无一利”，要求中国共产党停止一党领导模式，将权力分散至各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手中，以此实现所谓“民主”。

　　私以为，这种论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不合时宜的，也是经不起社会实践检验的。因为在当下之中国，很大一部分群众的小资产阶级（小农）思想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如果让他们分到权力，很难保证不会被用来谋私利。更有甚者已经开始公然崇拜资产阶级的代表，将其言论视作人生信条。这样的事是真实存在的，我的一位小学同学给我推荐书单，其中就包括《狼道》《人性的弱点》这样充斥着大量欺骗性文字的所谓“处世哲学”类作品。只要群众的思想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放，那末，就始终需要一个能起到先锋队作用的政党来进行统一战线和改造思想的工作，就不能彻底否定政党和政府的积极意义。目前在我们国家，能起到先锋队作用的强有力的政党有且只有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

　　近几年解放思想带来的社会动荡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已经不止一次地告诫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使无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夺回话语权，要完成这个目标，就要在保证先锋队政党存在的前提下，对党内以袁腾飞、罗崇敏为首的一小撮反动分子进行专政，严整党内贪污腐败分子和思想不正的投机主义者；在保证党内政治生活正常的情况下，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揭露批判阴暗面，让群众明白，共产党完全有能力认识改正自己的错误，同时也不怕群众提出批评建议。一方面能使政治更加清明，另一方面也能增进群众对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政党的信心。

　　并且，社会主义国家从来都不是一个能实行多党政治的地方，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党作为最大执政党，带领其他各党派活动，不然执政党一换，政策也要换，就无法一直按照原定的道路——实现共产主义努力。

　　还有人会说，群众生产有自己的积极性，不需要政府也可以发展经济。

　　这种论调过分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群众本身阶级的局限性等消极影响。现阶段，有些思想没有改造完全的人，没有了政府的管理，会随意处置自己所得的生产资料，这会造成部分田地荒芜。同时，失去了政府管制，一些能力较强的人会将生产资料（如土地）集中起来，然后就会变成新兴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毛主席说过：“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毛主席如此严肃地将他的忧虑告诉了我们，我想各位同志也不想看到这样的情况再次出现吧？

　　综上所述，无政府主义过于超前，是不合时宜的理论，在今后的交流讨论过程中应避免出现此类观点。

解决内部矛盾

　　最近左派之间流行起了一个词，叫做“网左”。用来指代那些在网上喊口号、冲塔、抨击当下政治制度的人。“网左”被一些左派定义为“为了赶时髦信仰共产主义的人”。

　　我是十分厌恶这种做法的。左派运动之所以一直无法搞起来，就是因为派系太多，容易内耗内斗，给右派以可乘之机。不如左派团结起来，既然都是左，何不同心协力，求同存异呢？而现在一些左派的同志开始抨击所谓的“网左”，甚至乱扣帽子，阴阳怪气，党同伐异，似乎有了当年左派内斗的趋势。不得不让人怀疑是有些右派混在我们的队伍里冒充左派搞分裂。

　　“网左”一词本就不应该出现，谁不是先对马列主义感兴趣，然后才深入了解并且去践行的呢？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开始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最初，他为了人民的解放，选择了他认为最正确的道路——各省独立自治。是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同志的引领和指导下，他才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末，请问那些系统学习过马列主义的同志们，你们为什么不愿去做“李大钊”呢？

　　学生阶级被视为“网左”的概率比其他阶级都要大，因为学生阶级是脱产阶级，平日里的学习任务很重，所以无法抽身去实践、做调查。但这不是一些人说学生阶级左派是“网左”的理由。学生阶级将来会走向社会，成为不同的阶级。作为各个阶级的后备力量，学生阶级应该受到应有的重视。如果让他们在探索马列主义知识的阶段就被批评是什么“网左”，那末，他们可能会放弃这一条让他们挨骂的路，进而走向与马列主义相反、相背的道路，其最终结果，就是想成为无产阶级G命力量的学生阶级越来越少，想站到马列主义对立面的人越来越多，左派的势力就越来越单薄，右派的势力就越来越壮大，国内刚刚有起色的左派运动就危险了。

　　学生阶级的思想固然不够成熟，但这也不是一些人说他们是“网左”的理由。学生阶级的需要的是一个指引他们向前的先锋队，然而现有的先锋队不是被腐蚀，就是不去带领他们。所以学生阶级就会选择“冲塔”。但冲掉旧塔的同时，也要建立一个新的“塔”。“一切G命的党派、G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现在的时局不会强迫那些学过马列主义的同志们迅速地选择，你们可以谨慎地考虑、权衡利弊，但请你们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

　　还有的同志说，“这些人是公开的、激进的、违法的理想主义，要同这一刀两断，要同这作斗争。”

　　所谓的“公开的、激进的、违法的理想主义”，是在现行标准下“公开、激进且违法”。我们要不要同这种理想主义作斗争呢？要视情况而定。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我们伟大光荣的共产党公开提出，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客观上来讲，这在当时的政治体制和标准下，也属于“公开的、激进的、违法的理想主义”。要不要同这种理想主义作斗争呢？答案是不要的。因为这种理想主义是符合大多数人民意愿，且受到大多数人民拥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些党内党外的反动分子要复辟资本主义。这在当时的政治体制和标准下，也属于“公开的、激进的、违法的理想主义”。要不要同这种理想主义作斗争呢？答案是要的。因为他们的与大多数人民的意愿相违背，逆历史潮流而动。

　　那末，我们再来审视一下这些同志们口中所谓“公开的、激进的、违法的理想主义”，是否符合大多数人民的意愿？是否顺应历史的发展？是否对人民有好处？就可以得出要不要同这作斗争的结论了。

　　综上，我认为，凡是为了让国家向好的地方发展的、为了维护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为了世界人民能获得真正解放的左派，都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团结目标，这些同志们犯了错误，批评的重点要在于教育，而不要阴阳怪气、展现自己的优越感。左派之间应互相团结、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要使同志们时刻注意到，我们冲掉旧塔，是为了建立一个新塔。

　　2020年来，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左派群众的年轻化。这些新兴的左派有理想、有抱负、有干劲，他们大多是在疫情来临后，看穿了西方世界的本质，自愿加入左派的队伍，这是很好的势头。但是，有些同志不知是怎么回事，竟然开始讽刺挖苦他们，说些什么“小资身进步魂”之类的话。这些同志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举动，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学生阶级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重要作用。

　　我曾经在以前的文章中写过：“学生阶级的力量是无穷的。一百多年前，北大学生振臂一呼，拉开了新民主主义G命的序幕；九十年前，学生阶级顶着反动军警的高压水枪和初冬刺骨的严寒，发起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七十多年前，昆明师生高呼“要民主，反内战”，给予国民党反动派迎头一棒；五十多年前，全国学生戴上红袖标，投身到无产阶级文化大G命的洪流当中去；还是五十多年前，为响应“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知识青年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四十多年前，蛇口专家座谈会上学生的一问，拉开了建设经济特区的帷幕。百年来，学生阶级始终站在历史的潮头。引领着历史的发展。”在激烈的斗争过程中，谁获得了学生阶级的支持，谁就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应使我们的每一位同志都晓得这个道理。

以上这些内容，就是我对文化宣传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重要作用的全部论述。

那末，知晓了它的重要性。我们要如何进行文化宣传，以争取意识形态斗争的胜利呢？

占领宣传高地，注意宣传方式

　　正如小标题所言，这就是我们在文化宣传方面的方针。

　　宣传高地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道德高地，另一个是逻辑高地。一个人要宣传自己的思想，首先得使自己的思辨逻辑看上去缜密，甚至无懈可击，起码也要做到经得起推敲。文化宣传也是一样，在我们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工作时，一定要运用唯物辩证手法。分析事件的根本原因，以得出与我们的意识形态相适应的结论。逻辑要清晰，思路要顺畅，不能东拉西扯，自相矛盾。至于道德制高点，那更是不必多说。道德感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人民群众自有分辨善恶的能力。我们要在文章中揭露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罪恶，点明它们的本质是剥削和压迫，指明他们必然消亡的结局，使我们的人民树立起必胜的信心。

　　宣传的方式有很多种。如何选择成了最大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

　　首先是最广泛的，便是文章。做文章门槛最低，只要识字且遣词造句无问题者都可以做。但很多同志的弊病在于写的东西不能教人看懂，或教人看得云里雾里、一知半解。毛主席曾经说过：“许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说的就是这种人。他们不看对象，将生涩的名词往文章里乱塞一气，更有甚者在文章中乱放洋屁，搬来一堆外语词汇，却完全不去解释它的含义和内容，貌似文章看起来有学术价值、高大上，实则这些文章人民群众看都不会去看一眼。我们做文章，是向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不是资深学者之间相互讨论专业学术问题。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语言就要更加平实且生动，必须是大白话，是人民群众的语言，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是G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

　　还有些同志的弊病，在于只注重于主义、思想方面的思考与辩证，却忘了与实际相结合，最终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死循环。王阳明在自家后院“格物致知”格竹子格了三天三夜，没有得一点儿有用的结论，自己反倒还因为受寒大病一场。由此可知，唯心主义对于人类思想进步害处要大于益处，它可以使人们沉浸在各种主义交错的世界内“超然物外”，任由人们瞎说一气而没有终结，但却提不出对社会有大作用的建议，因为它脱离实际。我们有些同志也犯了和格竹子的王阳明一样的错误，终日冥思苦想，纠结于各种的哲学概念，十分痛苦。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关注时事，分析背景原因，得出结论，提出解决办法——一个非常简单的“四步走”止痛药就足够了。

　　其次是音乐。社会主义国家的音乐应该是大气磅礴、大义凛然、苍凉悲壮的，绝对不是像《万疆》那样堆砌辞藻、花腔花调，这不是红歌。真正的红歌歌词平实、情感真挚，处处体现对人民、对共产党、对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对社会主义制度、对伟大人民领袖的热爱，而不是像《万疆》那样，只是说热爱祖国。爱国是每个人都有的情感，但社会主义国家的向心力绝不只是来源于纯粹的爱国情感，工人阶级是没有祖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向心力源自于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制度发自内心的拥护，我们所创作的红歌中，应该大量的去体现这一点，至于为何《万疆》中没有说任何关于社会主义的事情，实在是让人不解，却又发人深省。

　　最后是影视作品。建国初期拍摄的电影大都深入人心。有反映抗美援朝的《上甘岭》《英雄儿女》，反映西藏和平解放的《农奴》，反映新中国妓女改造运动的《姐姐妹妹站起来》，还有八大G命样板戏，甚至是被一些人称作“文化荒漠”的六七十年代，也有像《决裂》《第二个春天》这样现在看来依旧不过时的作品。但近几年，随着改革开放“文艺复兴”的浪潮，中央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改为“文艺为人民服务”后，一大批反映城市小资产阶级生活的作品接二连三地冒了出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可能是郭敬明的《小时代》系列了罢。小资产阶级勾心斗角、自私自利、享乐拜金、笑贫不笑娼的嘴脸纷纷出现在人们眼前，在不知不觉中重塑了人们的价值观。历史主题的电视剧，也渐渐偏离了唯物主义史观，展现在人们眼前的，不是统治阶级和特权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压榨，而是一片太平盛世；不是上层权贵的肮脏交易，而是一场场宫斗大戏；不是军阀为争夺利益搞得民不聊生，而是太太、小姐、老爷、少爷们的奢华生活和家庭矛盾、芝麻烂谷子。这难道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市场吗？我们自己所宣传的都是这样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难道还指望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占上风吗？

　　全国的文艺工作者在写剧本前，都应该先去读一读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很有必要，一定要了解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作品应该是什么样的！

　　最后，请允许我用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结尾写下的激情澎湃的句子，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束语罢：

“我所说的中国G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

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二〇二二年九月九日

【文/六三七一，本文为作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