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啊！它们的背后都涌动着什么不为人知的思绪啊！阿尔都塞想说，人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而那些不能被“选择”所定义的东西就沉淀在心里，慢慢变质发酵，散发出来，等待着被点燃和爆裂。读懂阿尔都塞，你便能意识到这些变质发酵东西的存在。来吧，尽管下面是一篇长文，让我慢慢给你讲述阿尔都塞是如何杀死“妻子”的吧。另，读这篇阿尔都塞长文需要一点关于马克思的理解（不是我们经常在书本上看到那个马克思主义），点击这里先读它。
如果人们被塑造、改变并随时做好准备去面对生存的需求，那么意识形态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路易·阿尔都塞，《捍卫马克思》
一、我杀死了我的妻子！
1980年11月16日刚好是礼拜天，早上九点的法国巴黎乌尔姆大街高等师范学院公寓楼还在清晨的宁静之中。突然，一阵喊叫声从楼道里传出来：“我杀死了我的妻子，我勒死了埃莱娜！”一名男子奔了出来，神色慌张，眼神迷茫。
要知道这所公寓楼里居住的都是巴黎高师的老师，其中不乏各种学术巨匠和思想大师，而此时高声叫喊的人正是被学术界公认为最权威的马克思主义解读者，法国著名哲学家，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
法国巴黎高师是世界上高等师范学校中最古老的一所
几扇窗户陆续打开，眯着眼探出头的人们看到身着睡衣，光着脚的阿尔都塞站在楼下的庭院里，一遍遍声嘶力竭地叫喊：“我的妻子死了！我的妻子死了！”有人通知了医生，校医埃蒂安迅速赶来，但一切都太晚了，房间里的女子已无生气。埃蒂安知道阿尔都塞处于精神不稳定状态已久，但没想到会发生弑妻这么严重的事情。校方和警方都赶到现场，在一番商议后将当事人送往圣安娜精神病院。
阿尔都塞的妻子，埃莱娜（Hélène Rytman），的确是被扼死的——法医在第二天尸检时发现她的气管因外力而破裂。埃蒂安医生证实，阿尔都塞的精神问题早在40年代就已显现，他生活在“正常-抑郁-狂躁”的神经紊乱循环之中，从1963年便开始定期接受精神分析治疗。鉴于当事人的精神状况，法院指定一个由三名专家组成的特别小组，对其精神状态进行裁定。两个月后的某一天，法院宣布，由于犯罪嫌疑人的精神状况，诉讼程序被中止，对阿尔都塞的法律起诉被撤回。
阿尔都塞和妻子在法国的生活照
二、我是我母亲所爱的男人，而不是我
家庭影响，特别是母亲，对阿尔都塞的精神分裂有种说不清但又无法分割的关系。阿尔都塞的母亲，露西安娜，从小就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在16岁时遇到性格脾气都很相投的一名男青年，叫做路易·阿尔都塞。是的，你没看错，与哲学家阿尔都塞一样的名字。
两人不光对诗歌和文学，还对彼此，都有共同的热爱，双方父母也欣然同意了两个人的订婚。然而，事情通常都不会那么完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路易和他哥哥查尔斯一起上了前线，回来的却只有哥哥查尔斯一个人。露西安娜伤心欲绝，尽管心里装着的满是对路易的怀念，但却在无奈之下接受了查尔斯的求婚。
然而，查尔斯毕竟不是弟弟路易。他在婚后暴露出来的各种粗鲁、蛮横、不学无术让悲惨和无奈几乎成了露西安娜生活的全部。结婚一年之后，小阿尔都塞降生了，母亲把所有对早亡恋人的爱都倾注到儿子身上。阿尔都塞在后来的自传中写道：“我出生之时便被命名为路易。……在母亲温柔地呼唤‘路易’这个名字的时候，它包含着另外一个人的声音，指涉的是我的叔叔，那个伫立在我背后的影子——‘路易’是路易，是我母亲所爱的男人，而不是我。”
母亲的依恋之情不仅体现在感情上，更体现在对小阿尔都塞的教育之上。阿尔都塞从小被要求专心于自己的学业，性格也变得听话和腼腆。成年之后的阿尔都塞回忆道：“实际上，我是在完成着母亲对另一个路易的愿望和期待，它存在于母亲的记忆中，而我实现了它。”
青年阿尔都塞的性格既敏感又腼腆
家庭，在阿尔都塞的成长经验中，是一种具有强大的教化力量的东西，它通过生活实践的细节和漫长的时间，一点一滴地将品性刻入个体的性格之中，形成某种印迹，个体也许在成长的道路上尝试去抹去或反抗，但不管你是否察觉，它始终在那里，若隐若现。
在这个意义上说，阿尔都塞是不会同意萨特那种存在主义的自我选择之路的，因为他认为个体形成其自我意识的过程同时也是被引导、被他者化的过程。这样的主体根本谈不上什么“自我的选择”。
以阿尔都塞为例，尽管他成名之后一直反思和反抗着其母亲的影子，但却不由自主地和一名大他八岁，隐约有着其母亲性格的立陶宛犹太女性，即前文提及的妻子埃莱娜，相依为命。无论生活中各种波折，两人共同生活长达30余年，直至阿尔都塞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将其扼死。这应验了弗洛伊德的那句话：无意识的自我才是最真实的自我。
三、一种非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1948年阿尔都塞获哲学博士学位，留校从教，在巴黎高师开始了一辈子的教书生涯。1960年开始，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哲学进行了一系列极具影响性的研究，并于1965年集结出版在《捍卫马克思》一书中。该书宣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真正科学的、客观的世界认识观，然而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误读和误解，必须看清马克思思想的实质才能理解之。
阿尔都塞所称的“误读和误解”大多指的是体现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马克思早期人道主义思想。这里有个背景知识：马克思的著作大多按时间顺序发表，除了这本《手稿》，内容大致是马克思在1844年4月至8月之间撰写的一系列重要笔记，但却在马克思生前一直未能发表，直到1932年由苏联的研究人员首次整理出版。
换句话说，马克思把自己一整套历史唯物主义的成熟理论构架推给世人之后，突然又出版了一本用人道主义话语解释自己理论的书籍（这里有一篇马克思思想历程的文章）。无论这本书被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或者《巴黎手稿》[1]，都没能很好地提示它的思想时间性，以至于马克思在阿尔都塞那个时期被重新解读为一名人道主义哲学家。
于是，突然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记述的那些枯燥乏味的技术性公式、资本主义经济学理念都在各种背景的知识分子眼中闪烁着人性的光芒。青年马克思在其思想初始阶段的人道主义出发点——资本主义造成劳动的异化，从而导致人的异化，以及意识形态的扭曲，理解和认识资本主义的运作机制，改变其制度便能走向自我实现的道路。可见，这种观点仍旧是以自我的主体意识为中心来论述的，阿尔都塞将此称之为“人处于其世界的中心”的理论，尽管引人注目，激昂斗志，但在阿尔都塞看来，却非是对马克思主义正确的理解。
于是，阿尔都塞写《捍卫马克思》的目的就是在于将马克思早期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其后期的历史唯物主义分割开来，提醒世人真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非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阿尔都塞旗帜鲜明地反对那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
那么，什么是阿尔都塞所说“非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呢？你可能会想到，既然人道主义是“人处于其世界的中心”的理论，那么非人道主义中人的位置就不会在中心了。还记得我写的结构主义简论吗？当索绪尔称，语言符号的意义并不是由现实或经验所决定的，而是由语言符号系统中各种符号之间的关系来确定的，这就已经将人的位置挪出了人们所使用的语言符号的中心。紧跟其后，列维-斯特劳斯试图证明在人类学中，或者广义地说，在人类文化的形成过程中，社会和文化也是一种巨型的语言结构体；拉康试图论证在精神分析学中，象征秩序以一种超个人的方式施加在主体之上，成为居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大写的他者”，无意识因此具有与语言一样的结构。
结构主义就是这样一步步将人请出了语言、文化、精神等的中心位置，而阿尔都塞试图将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证明在社会政治这个领域中，人也不是在其中心位置上的。具体点来说，阿尔都塞认为社会是由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按一定结构方式构成的复杂统一体，历史并非是按“人的本质的异化”和“扬弃异化”的人道主义方式发展，而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构成的“无主体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捍卫马克思》要达到的写作目的，便是在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上划出一道界线，指明其后期的非人道主义论著才是科学的观念，并以结构主义的思路重新阐明马克思未曾清楚说明的资本主义运作机制。阿尔都塞最为出色的论著大概在于对意识形态及其运作机制的讨论——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明显不是以意识形态为重点的，他只是将其描述为上层建筑的一种，而阿尔都塞成功地补充了马克思所忽视的这个话题。
四、既不真也不假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为统治阶级掌握着物质生产资料，并将自己的阶级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因此获得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可。面对这种粗略的描述，阿尔都塞的第一反应是：如果把意识形态看作是源自于统治阶级的、出于某种目的的一种纯粹功利性和技巧性的虚假意识，那么统治阶级就应该心知肚明，明知这个意识形态的虚假而故意瞒着不说。但这个秘密终归是个用纸包起来的火团，任何人只要开始掌握生产资料，就能摆脱虚假意识形态的掌控。
这明显与现实不符啊！！资产阶级跟无产阶级一样“信仰”着这个社会的生产机制，对劳动力市场的自由选择深信不疑，怎么看都不像意识形态的始作俑者。此外，意识形态并没有马克思描述的那么统一，那么界限分明，它更像一种弥漫于社会之中各种观念的集合，或者说，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不同的观念的集合。
基于这种疑问和思想，阿尔都塞修正，或者说，很大程度上补充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他认为，意识形态只在与科学的对比之下才是虚假的，在社会生活范畴里却是无比的真实。这里的“科学”是指实证主义研究下的观念，比如物理、化学等。当然，在阿尔都塞眼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属于科学，即社会科学。因此，从马克思的科学认识来说，社会的实质是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的结构关系，统治阶级的思想仍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只不过意识形态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统治阶级的思想，而是所有在社会中生活的人都会具有的一种对现实的表述体系。这后面半句便是阿尔都塞的修正和补充。
何为“表述体系”？简单地说，表述体系即是我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当用语言来表达和解释在现实世界生活所获得的那些经验的时候，人们开始对现实产生各种理解，把一个陌生的现实世界转换为自己的“世界”，并在这种认知的基础上决定和选择自己的行为。
请留意以上表述的一个先后次序——先有表述体系，再有自我决定和选择。是的，在阿尔都塞眼里，表述体系先于主体而存在。阿尔都塞接受了结构主义的理论，并将用于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改造。换句话说，只要生活并用语言去理解这个世界的个体，都无一幸免地遭受意识形态的洗礼，那些每时每刻围绕着我们的话语、概念、认识组成观念的意识流，弥漫在我们的生活、思考和行动中，影响着我们对自我的认识和选择。
因此，阿尔都塞写道：“人们通过并且依赖意识形态，从而在意识形态中体验他们的行动……。”[2]这里还需要理解的一点是意识形态的非个人属性。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铭刻在语言之中的概念系统，就像语言那样，它不是一个由个人想象所产生的观念，而是一个由社会群体编织起来的概念集合体，它先于个人而存在，因而也是将个人融入社会群体的基本要素。
所有对这个世界的理解，除开科学的，都被看作是意识形态的。这些理解五花八门、互相增强或矛盾。伊壁鸠鲁主义者认为生活的意义在于快乐，当人不受任何痛苦折磨、欲望也都得到满足后，就会进入“毫无纷扰”的最高境界；而印度教和佛教则认为人生必须在苦修中舍弃自我和现世，才能领悟梵的真谛。资本家认为社会生活本来就是一种自由竞争，只有比他人更勤奋、更敏锐、更有商品生产和交易的头脑，才能实现自我；而社会主义者则认为人们没有选择地在生产劳动中被剥削，社会应该形成一种更加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来帮助没有选择的贫困者。大男子主义者认为女人相比男人而言较柔弱，在感情方面更细腻，因此更应承担家务和养育子女的职责；而女性主义者则认为男女无论从生理还是心理上来看，都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女人的传统印象不是先天而是后天的。
啧啧，你看，关于世界和社会的理解是纷繁多样的——以上那些相互缠绕的认知，在阿尔都塞看来，都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且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无法离开意识形态而活着，你的心智可能像万花筒般存有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碎片，但不可能是意识形态的真空。就像拉康解释的那样，自我原本是空白的缺失，当我们进入象征界时，自我被符号化的现象所填满。从这个意识上来说，意识形态是不可或缺的，是我们表述，或者说，体验这个世界的必要方式。
这样一来，就不存在什么故意欺瞒人民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了，各种意识形态如同观念流一样在社会文化中流淌。你所理解的世界可能是在生活经历中，被自我内化的,多重意识形态的糅合物。
只不过，阿尔都塞特别指出，尽管除了意识形态我们别无选择，但是相对于科学，它过于主观，因而常常是一种误认。用阿尔都塞的话来说，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真实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换言之，人们用一种想象的，或者说，虚构的话语表述了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现实关系（实证的科学则不是）。
用阿尔都塞的话来说，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真实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
至于为什么我们总喜欢以“想象”或“虚构”的方式来理解世界，大致是因为我们正是想这样做，这样做能够表达出一种意愿，一种希望或者暗示，给予了现实世界一种可能性，驱动自我去选择、去行动、去实现某种生命的意义，即便这意义到头来只是一种误认。
五、为啥大多数人们都会这么想？
阿尔都塞是相信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现实世界是高于意识形态的，就像他给自己那本著作取名为《捍卫马克思》所表达的意思一样。然而，即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流传于街头巷尾，人们也不愿意在日常生活时时提醒自己如何被这个社会所剥削和压迫，被商品及其生产所异化，被统治阶级的思想所蒙蔽。这种话语适用于政治革命的宣传，却不适宜社会生活实践中的人际交往——毕竟大多数所谓的资本家，或者说，企业家，无论从人格还是才能来看都能赢得普通民众的尊敬。
因此，阿尔都塞面临的第二个难题是，如何解释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始终是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似乎过于笼统地将其原因总结为社会生产结构的对应物，即控制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就能控制意识形态。但这逻辑也太笼统了。如果事实果真如此（看上去大体如此），那么这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两者有如此的联系呢？
阿尔都塞对此提出两种相互结合的见解。首先，从社会结构和制度上看，存在着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它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镇压性的国家机器——那些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而设立的政府、行政部门、法庭、警察、监狱以及军队等的总和。或者，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可以将上述“国家机器”理解为有所重叠但又不尽相同的两部分：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前者通过暴力发挥职能（不施加在肉体上的强制性命令，比如行政命令，也是一种广义的暴力形式），后者通过意识形态发挥职能，如宗教、学校、家庭、媒介、文化等等。“有所重叠”是指，镇压性的国家机器的每一种强制性暴力，基本上都会得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背书，比如集会游行法的强制命令一定得被解释为对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的保证：
（镇压性）国家机器大量并首要地运用镇压（包括肉体的镇压）来发挥功能，而辅之以意识形态。（根本不存在纯粹的镇压性机器。）例如，军队和警察为了确保它们自身的凝聚力和再生产，也要凭借它们对外宣扬的“价值”，运用意识形态发挥功能。[3]
这种背书的有效性从一开始就是被保证的。阿尔都塞描述道，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个四岁到十六岁左右的孩子每天都要接受几个小时的教育，而教育的内容大多是按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话语、技术以及习惯来安排的。这种夹杂着观念和社会生存需要的教育会一直持续到十五岁（其一是因为强制的义务教育制度；其二是没有哪个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愿意聘用未成年的童工），但如果你打算成为社会中层管理人员，或者说，白领，的话，这种教育至少持续到二十岁以后。阿尔都塞将教育看作是为社会生产做准备的一条人生之路：
沿途被赶出来的每一批人，实际上都被提供了与他们在阶级社会必须充当的角色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被剥削者的角色需要“高度发达的”、“职业的”、“伦理的”、“公民的”、“民族的”和非政治的意识；剥削的当事人的角色需要一种向工人发号施令和对他们讲话的“人际关系”的能力，镇压的当事人的角色需要有发号施令和强迫“无条件”服从的能力，或是使用政治领袖的修辞术进行煽动的能力，而职业的意识形态家的角色则需要一种带着尊重去影响人们意识的能力，以及大谈道德、德行、“超越”、民族和法国的世界地位之类的论调。[4]
教育仅仅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种，或者，我们可以广义地将教育看作是教化的过程。所有来自家庭、媒介、宗教、文化的观念都试图在某方面拉拢你，左右你。当然，你可以不信，可以选择叛逆，抗拒一切莫名其妙妄图影响你的观念，就像每个人在成年之前必定经历的青春叛逆期那样。但最终你会在成长的过程中自觉放弃这种无力的抵抗。
把报纸换成是手机的话，这情形在今天同样有效
阿尔都塞对此有着切身的感受，他的无力感来自从小长大的家庭氛围、日复一日的生活实践。尽管他独立后耗尽一生与之抗衡，仍旧无法洗去精神上的惯习。在完成《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之前，阿尔都塞读到法国神学家布莱兹·帕斯卡 (Blaise Pascal)对宗教信仰做出的精妙解释：你必须如此这般地行动，如同你相信一样去祈祷、下跪，信仰就会自动地产生。
帕斯卡想说的是，信仰不是由于我相信某种观念体系，比如佛教，才去参加相应的行为实践，比如吃素、打坐、念经等。恰恰相反，是我们参与的日常仪式回溯性地产生出其所需要的信仰。这种说法深得阿尔都塞之心，他认识到意识形态具有几乎完全相同的回溯性。它并非纯观念似的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之中，而是在日常的物质生活实践中被感知、被印证和被内化的——我们不是因为相信什么才去如此行为的，而是在如此这般的行为习惯中逐渐相信的。
由此阿尔都塞认识到意识形态的一个被经常忽略的特征，即，它具有物质性的一面，和社会生活实践紧紧结合在一起。就像上述例子所体现的那样，个体的观念存在于其实践之中。我们不妨将日常生活的实践看作是种种生活的“仪式”，每种仪式都有其特点，比如，家庭中谁主厨、通常吃些什么、谁坐在餐桌的某个位置、谁决定家庭开支等等。而这些特点总是被该家庭的物质条件所影响和支配，因此，在相信男人应该多挣钱养家的信念之前，我们已经在这样的“仪式”中浸泡了许久。
六、成为自己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误解的地方。如果我们是根据活生生的生活实践来产生观念的，那么至少有两件事似乎确凿无误：第一，基于生活实际的观念具有真实性；第二，我们在作为主体去体验和认知。
但这两件确凿的事情却正是意识形态的吊诡之处——让你弄不清是先有生活实践的仪式，还是先有意识形态的物质布局。还好阿尔都塞有其伴随一身的精神分裂之经验，他立场坚定、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仪式本身又是由物质的意识形态机器来规定的。”[5]他提到的这个“意识形态机器”即是上述提及的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台机器装配出来的社会结构先于我们而存在，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仪式，而意识形态总是存在于这台机器的各种实践当中。
尽管阿尔都塞没有直接点明，但他给我们描绘了意识形态最为重要和最为隐秘的功能：诱使个体相信他或她是自我的中心，自身行为的主人和责任人，拥有自我的特性、个性，一种灵魂或一种精神，是自我思想、情感的根源。换言之，意识形态将个体塑造为主体，并悄悄隐匿了它自己的作用和存在，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持续运作。
自我当然是在感受这个世界，并对之做出反应，这是自古以来哲学的主体话题的认知论基础。即便阿尔都塞在揭露意识形态的运作时，他也会深刻地意识到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活动。然而，阿尔都塞想提醒我们的是，意识形态是一种由现代社会秩序为原因所产生的主体幻觉，它不以个人为中心，它作为一种先在的社会秩序向个体言说。它活脱脱就是拉康用精神分析术语所描述的“大他者”，只不过在阿尔都塞那里，它被描绘为一种不可或缺的“质询”（interpeller），或者叫“呼唤”——当母亲轻声唤你入睡时，当老师上课点名时，当经理指派时，当他或她用婚姻的伴侣称谓呼唤时，当警察突然在街上叫道，“喂，你！”时，我们突然便拥有了某种社会地位或角色，成为自己的主体。你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但你却难以独自创造一种新的选择，因为意识形态是你所有可能性的隐形背景。
至此，阿尔都塞完成了意识形态运作理论的设想。从宏观上看，镇压性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一枚钱币的正反面，结合得相当完美。你要么越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去感受压制性国家机器的碾压，要么避过镇压性国家机器去接受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洗礼。
从微观上看，每一个人都被嵌入一整套复杂的，归根结底由经济所决定的，社会生活实践之中，并作为这样的个体而存在；被不可避免地召唤为特定的社会地位和角色，成为自信满满的主体而思考和行事。
你在哪儿？你要去向何处？你在自己选择自己的方向吗？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意识形态已经完全超越单纯的思想和观念的概念、虚假和真实的概念，它是反映社会生活真实性的一种，是各种物质性力量在生活实践中的循环，是既有社会秩序生产出它所需要的“主体”的机器。“在这里，意识形态不再被理解为观念与现实的颠倒，思想的自我神秘化，而是被理解为从述行（performative）物质实践中回溯性地产生出个人自主性的幻想。”[6]于是，阿尔都塞沮丧地总结道，主体的观念就是从这些机器里产生出来的。
七、杀死那个石家庄（意识形态）人
弑妻事件五年后，阿尔都塞在自传《未来永续》里详尽追忆了杀死妻子的一幕：那天是星期日，上午9点左右，身穿睡衣的他从昏睡中醒来。11月的阳光透过床头的窗户，破旧的红窗帘似乎在熊熊燃烧。背向他的埃莱娜沉睡未醒，臀部靠在床边，双腿往下垂挂到地面。
接下来的记忆是他跪在地毯上，斜靠着妻子身体按摩她的头颈。这并非第一次，按摩技术是他早年在战俘营里学会的。“我正在按摩她头颈的前面部分，双手拇指紧压在胸骨顶端的空陷处，两个拇指再慢慢朝左右耳朵方向移动……埃莱娜面部安宁平静，她张开的双眼瞪视着天花板——突然我被恐怖击倒：她瞪视的眼睛一动不动，而舌尖正以古怪缓慢的方式在齿唇间显露出来……我明白，她已经被扼死了。但怎么会这样？我站起来大声叫喊：‘我已经扼死了埃莱娜!’”
阿尔都塞在书中为没有机会在法庭上解释便被投入精神病院的自己辩护道，对妻子的感情十分复杂。两个人性格相左，互相折磨，一度分居，却又无法离开对方，既有爱恋，又有畏惧。那日清晨，埃莱娜还在熟睡，照常去抚慰她，不知怎地，双手在妻子的颈部由抚摸转为渐渐勒紧，猛然清醒过来之时，妻子已经咽了气。对于阿尔都塞来说，埃莱娜不啻于自己一生与之抗争的意识形态，既拒斥又无法逃离，只有在感觉不到自我的无意识中才获得解脱。【全文完】
写在后面：有很多歌友莫名其妙地就喜欢上了万青的《杀死那个石家庄人》，真的是莫名其妙的：那种平淡的、经验的、三十年的生活描述突然就在“脑子里一万匹脱缰的马”中，像大厦一样崩塌（原歌词）。读了阿尔都塞，你就能感受到这首莫名其妙的歌试图藏匿在其旋律和歌词背后的那种意境：那个不啻于自己一生与之抗争的，既拒斥又无法逃离，只有在感觉不到自我的无意识中才获得解脱的石家庄人。
贴上万青的现场版，请大家欣赏：
参考
^马克思一生在许多地方居住过，按照其时间序列，应该是：求学时期的普鲁士莱茵省和柏林，青年时期的巴黎、布鲁塞尔，中晚年时期的科隆、伦敦。取名《巴黎手稿》意味着其著作的早期性。
^Louis Althusser. For Marxism[M]. trans. B. Brewster. London and New York:Verso. 1969:233.
^陈越. 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336.
^同上，第346页，有部分修改。
^同上，第359页。
^汪行福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最新发展态势[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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