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国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温铁军教授提出了“人民经济”的概念，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争议。有人认为是对经济规律的不尊重，有人批评说是对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否定，这些帽子可谓危言耸听。笔者感觉，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辨别是非曲折，真理只有在辩析中阐明。
首先，要搞清论辩双方背后的逻辑起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就是将自由市场经济当作天然合理的教条，认准了只有相信市场自然调节功能的经济学才是经济学；相信市场是万能的，市场会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将“看不见的手”看作是最合乎市场理性的力量，对于市场之外的其他因素天然排斥，似乎除了市场规律，其他都不能叫规律。殊不知，市场经济自从发展以来不断被“市场失灵”所挑战，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发生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很早就被人们所注意，经济危机所造成的资源的浪费就是市场不合理性的一种体现。市场经济的第二个不合理性的后果就是造成并加剧了贫富分化的“马太效应”。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两极分化扩大了人类社会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只会加剧人类社会的矛盾。
要解决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经济危机”与“贫富分化”的这两大怪胎，必须打破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神话，寻找更新的出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最早就提出了改造资本主义的良方，那就是要从化解劳资双方的矛盾的视角来看待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经济秩序的不合理性，建构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试图将资本主义所有制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亘古不变的教条，实际上是希望维持资本权贵的利益，马克思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自由解放的立场提出了一种新型的财产公有制，具有非常明确的“人民性”和理论创新性。
过去的经济实践与经济研究表明：单一的经济模式并不符合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适应的要求。也就是说处于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经济经营方式与所有制的形式必须是多样化的，而不是单一的私有制与公有制就是最合理的。经济发展的实践显示：多元经济格局是符合实际需要最为恰当的经济架构，而不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鼓吹的只有私有制才是最合理的经济模式。自由主义经济学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们盲目鼓吹所谓的产权理论，并将产权问题教条化和形而上学化，似乎不能触碰这个私有产权的老虎屁股，将私有财产当作万古不变的信条。其实，私有财产也是人类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私有制起源于财产的剩余和人的自私贪婪的天性，却不能体现人类社会的合作精神；人类在遇到复杂的难题时并不是凭个人的力量就可以解决的，人类在本质上是群居与协作的动物，在远古时代人类只有通过相互合作才能对付猛兽，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工协作的社会，每个人只有依赖他人的专业技能创造的文明成果才能更好的生存。所以，个人的私有财产的获得也是在仰仗他人的恩惠下才能获得的。
私有制的排他性明显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性，不符合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合作精神。近代以来的经济实践表明：财产的社会化公有是一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那种固守私有财产的宗教般的信仰，不符合现代社会财产公有化的事实，这种盲目崇拜私有制的结果只会加剧人类的分化与对立，人为设置人与人之间的鸿沟。
从现有的股份制经济类型看，这种多元主体甚至淡化了个人财产占有方式的私人所有，大大削弱了私有产权的合理性，为实现财产的社会化公有提供了可能性。过去那种产权明晰所产生的激励效应只有在社会化不充分的时期，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作坊式经营条件下，才能显示它的看得见的效果。在生产社会化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这种激励可以通过制度化的社会管理来替代，股份制的基础上出现的代理经纪人制度就是这种股份社会化后的产物。
西方经济学的范式不是唯一合理的经济学理论。由于以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理论其自身的内在矛盾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不完备性，需要进行理论上的创新替代。而中国改开以来盛行的西化理论与现实社会的矛盾深化，唤醒了一些困惑中的正义学者。“人民经济”的提出正是适应这一时代呼唤的产物。
其次，人民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本质属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人民经济”的提法，应该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释义。昨日，“昆仑策研究院”发表刘明国教授《旗帜鲜明地为社会主义经济正名》一文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人民性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反映本质的基本属性，人民经济就是指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是人民，生产目的为人民。”“社会主义经济不仅具有人民性，还具有公有性、计划性、共富性等所有制、运行机制和分配制度等方面的规定性。”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社会经济主体是谁、生产目的为谁，这具有根本性的决定意义。社会主义经济的公有性、计划性、共富性等等，与社会主义经济的人民性密不可分，也只有人民当家作主、为人民服务的经济，才必然要求具备这些社会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的人民经济，是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深化理解和进一步阐明，而绝非离开社会主义经济去另搞一套其他什么主义的经济。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最早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已经做了深入的分析与批判，但马克思没有看到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我们必须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维护无产阶级和最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人民立场予以坚守并强化。马克思正是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极端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站在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角度提出要变革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建立更合理的社会制度。经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长期共存的实践，我们发现：这两种社会制度各自有着自己产生的客观社会基础。资本主义是人类出现了私有制之后的产物，它无法克服其自身固有的矛盾与局限性，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有助于克服资本的局限性。远的不说，就拿应对疫情而言，资本主义国家的医院都是私有的，它无法不顾及资本家的经营成本而无条件地接受社会大众对医疗资源的需求，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做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因为我们的医院是国家所有的事业单位，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与医院进行对接，弥补医院在抗疫过程中所付出的人力物力成本。可以说，抗疫就是人民经济的一个胜利。如果我们的医院都是自负盈亏的私立医院，他们如何免费地收治这些大量的病患呢？美国抗疫不成功，不是他们的政府不努力，而是他们的医疗体制决定了他们无法不计成本地满足社会对医疗资源的需求。
第三，人民经济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经济。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市场经济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具有投机炒作的机会主义风险，因为资本单纯追求利益的动机，会使得资本疯狂地为了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而进行恶意地炒作。而社会主义的人民经济，要求人民政府代表人民利益，去驾驭和调控市场经济运行。疫情封控期间，一些地方出现高价蔬菜猪肉香烟等生活必需品，说明市场本身具有失控的可能性，没有政府的监管，人民的利益就很难得到维护。正是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实现了市场的稳定有序，最大限度地维护了人民的利益。这在实践的维度诠释了一个真理，只有社会主义的人民经济，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第四，人民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逻辑基础。“以资本为中心”，还是“以人民为中心”，这反映着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我们党确立的经济发展根本指导思想。我们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让人民共享成果、共同富裕，而人民是指大多数人，绝不是少数人，但市场经济的自发结果只能实现资本致富，只能造就少数富人群体。“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如何带动大多数人都富起来，是一个需要认真解决的难题。从规律上说，只有“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经济，才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如前文所言：市场只会使“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要扭转市场经济造成的不合理结果，一方面必须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用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保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机制，解决初次分配的不公平问题；另一方面，政府必须通过调节税的方式，让富人多交税，穷人少交税或者免税，甚至还可以对特困群体增加低保收入的方式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政府只有对中国广大的劳动者群体成功解决缩差共富问题，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回答“我们过去为什么成功，将来如何继续成功”的历史之问。
第五，人民经济是促进经济健康良性循环的经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群众的购买力才是市场购买力的真实基础，也是经济良性循环发展的真正动力。即使从消费经济角度看，富人的消费能力也会有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从这个视角看，富人收入的增加，他们的消费不会进一步扩展，社会消费能力并不会显著提升，至多是增加他们银行账户上的存款数额。相反，如果是社会大众收入的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增强，对社会生活用品的消费需求会显著增强，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会促进生产领域的扩展，从而在消费与生产之间建立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这样才可以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整体的进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希望维持的是一种“权贵经济”的既得利益，他们担心提倡“人民经济”就会冲击非公经济，这是他们对人民经济极为不满和痛恨的根本原因。但这是不符合国家推动经济良性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只能是一种日落黄昏的凄鸣。
综上所述，对于“人民经济”应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给予科学准确的定义和诠释。适应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需要，用“人民经济”一词概括社会主义经济的人民性本质，这是理所应当的清晰表达，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福祉、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伟大进程的光辉写照。“人民经济”是对“权贵经济”“附庸经济”“寡头经济”等资本主义腐朽经济的根本否定，它打破了以往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所垄断的话语霸权，提出了在新时代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和方法，创造了经济学的中国学术话语的新范式，是一个有重要积极意义的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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