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道会议是在多种因素促成下临时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不是什么“飞行集会”；促成会议召开的因素，除了国民党大军云集、红军面临生存危机这一主要原因外，毛泽东西进入黔的主张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周恩来等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赞同，也得到了广大红军指战员多数人的支持，在实践中也得到贯彻落实，一步步向西，并为入黔做了相应准备；同时，红军内部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中央召开会议来解决。通道会议不仅确定转兵贵州，还决定在川滇黔建立革命根据地、红八军团整编、中央纵队合编，并进行了人事调整。通道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放弃了与红二、六军会合，转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进军，这体现在1934年12月12日晚七点半发出的红一军团占领黎平和各军团继续西进的电令中。至于“中革军委”13日和14日电中提出“北上”，不是“北上”与红二方面军会合，而是周恩来所讲的“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之意。
通道会议在红军长征史上，甚至在人民军队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多年来，学术界对通道会议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涉及会议召开时间、地点、背景、内容、性质、评价等各方面，但由于缺乏文献史料的记载，各种论著在上述问题上表述不一。本文以学术界争议较大的关于会议召开原因、内容、性质以及会议是否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等问题展开研究。
一、通道会议召开的原因
对通道会议召开的原因，学术界大多认为是因为国民党大军云集武冈、绥宁、靖县、洪江、会同一线，并构筑大量碉堡，阻止红军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红军面临生存危机。除了这个主要原因外，长征以来及湘江战役的损失使博古、李德遭受严重的信任危机；毛泽东向中央提出了改变进军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还有学者认为，由于当时红军极度疲劳，士气低落；“三人团”威信下降，干部滋长不满情绪；“三人团”对军事指挥不满，发生了争论，而博古等人却对此一筹莫展。本文认为，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毛泽东西进的主张逐渐在中央高层领导中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推动其逐步接受毛泽东的主张。湘江之战后，中央红军向大埠头（今广西资源县）地域集中，意图从大埠头北上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1934年12月3日，当红军推进至广西大埠头地区时，该地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北上计划受阻，红军面临进军方向的选择。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坚决主张红军继续西进，朱德、周恩来也表示赞成，李德、博古虽然反对，但面对当时的形势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得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下令继续西进，向龙胜地域前进。虽然李德、博古并没有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但却迈出了极为关键的一步，为打破李德、博古军事指挥上的专权、从军事上纠正错误指挥开了一个头，迈出了第一步。
从3日开始，中央红军从大埠头地域继续西进，翻越老山界。毛泽东认为，国民党军队占领大埠头后，湘军主力有可能出城步、绥宁、通道截击红军，其一部继续尾追红军，桂军则有可能由大榕江口、龙胜侧击红军。为了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红军应先于国民党军队进占通道。这得到张闻天、王稼祥的赞同，并与博古、李德展开激烈争辩。朱德、周恩来经过慎重考虑，也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博古、李德也认为，也可以从通道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也勉强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12月4日，朱德电令红军各部“以继续西进至通道以南及播扬所、长安堡地域”为目的地，进一步明确了红军进军的方向。
红军经过艰苦转战，于12月8日抵达龙胜地域。此时，国民党追剿军第1兵团进至武冈、绥宁地域，准备向靖县、洪江挺进；湘军第16师则进至城步，拟经舟口、木路口、临口向通道挺进；桂军第15军先于红军占领了龙胜，与尾追红军的桂军第1追击部队东追南堵，夹击红军。面对这种形势，毛泽东等主张放弃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继续西进入贵州，遭到博古、李德的拒绝，因而12月8日“中革军委”做出的红军9日的行动部署依然是占领通道及其以南地域。毛泽东则认为，湘西是敌人的防堵重点，红军不能北上与敌人硬拼，而应避强击弱，西进贵州。毛泽东先后找王稼祥、张闻天交换了看法。毛泽东说：“蒋介石已在湘西布置好了大口袋，等着我们去钻，我们应该‘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敌人在湘西布下口袋阵，我们就另辟生路由他去。贵州方向敌人兵力不多，更没有堡垒工事和设防体系，我们可以乘虚而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让蒋介石白白操劳扑个空。”王稼祥、张闻天表示赞同，王稼祥说：“应该这么办，来个避实就虚！”
此时军情紧急，桂军步步紧逼，不断派小股部队袭扰并派特务到处纵火，使红军非常疲劳，中央主要领导人聚在一起开会讨论进军方向问题的时机不成熟，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乃将三人的意见向“三人团”提出，周恩来表示赞成，博古、李德坚决反对，争论的结果是双方做出妥协，不放弃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也不反对西进贵州的意见，这表现在12月9日“中革军委”制定的10日行动计划，红一军团继续完成占领通道的任务，红三军团派出一先头师或一个团进至陇城，向长安堡及其以西黎平道路侦察警戒。这是红军西进中首次提出侦察进入贵州黎平道路的电文，是毛泽东等同志力争的结果，也是双方妥协的结果。
这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中央队三人团”团结、争取周恩来、朱德，经过反复的争论，逐步使博古、李德接受了毛泽东西进的主张，并在他们心中种下了一颗西入贵州的“种子”，这为通道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可能。
二是毛泽东关于红军西进入黔的主张得到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赞同，并开始有所准备。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是坚决主张西进入黔的，得到朱德、周恩来等的赞同并开始贯彻实施。从12月9日起，朱德就指示红军开始侦察西进入黔、进入黎平的道路，并划分了红一、红三军团西入贵州的路线：红三军团主力应进至长安堡、陇城地域，向林溪、龙胜两方警戒，其先遣部队应前出至团头、头所地域，侦察通播阳及黎平的道路，红一军团主力及九军团进占通道及其东南和以南的地域，先头侦察部队前进至岩废坡，向新广、马路口侦察入黔道路，并且强调：“如通道已有湘敌开到，且有强固工事，则一军团主力及九军团应进至通道以南及东南地域，并控制瓜坪以北及地阳坪的西进道路，以掩护野战军通过。”红军中的高级将领如林彪、聂荣臻、彭德怀等积极支持、贯彻毛泽东西进入黔的主张，侦察西进入黔的道路，并开始要求“全军同志进行调查工作，开始研究黔军二十五军的情况及贵州政治、经济、地理、人口、气候、出产和民情风俗等情况”，这为毛泽东主张召开通道会议提供了条件。
三是红军内部存在一些问题急需解决。长时间的行军打仗，不仅导致红军减员较大，也非常疲劳，需要时间和相对安稳的地点进行休整；同时部队中出现了散漫、对前途悲观的现象，据陈伯钧日记记载：“连日山地行军疲惫甚，损失严重，部队除个别落伍的有增无减，甚至整班、整排、整连（卅九团第一连）均有落伍的……个别干部缺乏信心，因疲劳而放弃工作等，是主要原因。”特别是红八军团在过湘江时因损失较大，在防守老山界时被敌突袭，损失也较大，部队情绪很不稳定。12月12日，李卓然、陈云向博古、朱德、周恩来反映了红八军团存在的四个问题：一是红八军团3个主力团仅600余人，后方部队及师直属队超过主力团人数，在油榨坪时“中革军委”要求其整编，但“军委改编命令未执行”；二是“兵无一致，部队常常不能完成任务”；三是“从师到团、连干部，对部队及前途失去信心”；四是“组织散漫，每班自弄伙食备饭”。不解决这些问题，很可能会影响整个红军的斗志，影响红军战斗任务的达成和打破敌人围剿斗争胜利的信心，解决红八军团的问题就成了通道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通道会议的内容
对于通道会议的内容，学术界多认为是解决了红军进军方向问题，即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转兵入黔。这是通道会议的主题，是主要的、核心内容。实际上，通道会议不仅讨论了红军进军的方向问题，还讨论了建立根据地、人事调整、红八军团、中央纵队合编等问题。
关于进军方向问题，学术界对通道会议是“战略转兵”还是“战术转兵”或“转向”争论不休，焦点在于通道会议有没有决定西进贵州后的落脚点。现在虽然没有文献资料证明会议讨论了此问题，但也有资料记载通道会议不仅决定西入贵州，还决定要在川滇黔建立革命根据地。肖锋的日记写道：
在渠水河畔牙屯堡的一个祠堂里，我们又见到了周副主席，他今天显得特别高兴，连水也没顾上喝一口，就召集我团几个领导开会，亲自交代抢占黎平城的光荣任务。周副主席高兴地告诉我们，插向滇东的行动计划，是毛主席在通道会议上提出的。毛主席认为，在现在的条件下，要放弃在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北前进，力争在运动中打几个胜仗，创建黔滇川边苏区，扭转红军出征来的被动局面。大家感到有办法了。听了周副主席的讲话，大家劲头顿时上来了。
以后，肖锋也做过类似的回忆。
这段史料是研究者耳熟能详、经常引用的资料，但在解读中却容易忽视其中的核心内容：毛泽东在通道会议提议在川滇黔建立革命根据地，与会人员同意了，周恩来把它作为通道会议的精神传达给红军指战员，大家高兴了，觉得有办法了。如果肖锋的日记记载的情节为真，则可以肯定通道会议不仅做出向贵州进军的决定，而且明确提出并决定了要在川滇黔建立革命根据地。
能证明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提出在川滇黔建立革命根据的，还有林彪、聂荣臻在1934年12月16日致朱德电。林彪、聂荣臻认为，红军攻占黎平、锦屏后已摆脱受敌两面夹击的不利形势，敌对红军入黔后的企图似尚不明了，且敌主力距红军亦较远，而红军本身也非常疲劳且较分散，黔军内部不团结、战斗力不强。因此，建议红军趁这个有利时机在黎平西北部地区略事休息、整顿、集结，以部分兵力阻滞追敌，以一部向锦屏以北运动，诱使湘军向锦屏方向前进，使其将来不能侧击、只能尾追我军。并建议红军主力略事休整后，经施秉以南向镇雄关、绥阳、綦江、纳溪、毕节，而以桐梓、遵义、仁怀为中心之地域前进。这既是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提出建立川滇黔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在红军指战员中的反响，也是将毛泽东建立川滇黔革命根据地主张的具体化，明确化。黎平会议实际上就是将毛泽东的主张与林彪、聂荣臻建议相融合，决定红军前进到川黔边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关于人事调整问题，朱德在会议上提出刘伯承从红五军团调回军委任总参谋长职务，得到与会者一致赞成。同时还决定，陈伯钧接替刘伯承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马良骏任团长，毕占云、周子昆、黄甦调回军委。这是红军长征开始后进行的第一次干部任命，特别是重新任命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刘伯承是被李德、博古撤销红军总参谋长职务而贬到红五军团任军团参谋长的，刘伯承重新被任命为红军总参谋长，意味着李德以“太上皇”的身份包办一切的不正常现象一去不复返了，红军干部的任命权重新回到了中共中央集体手中。
关于红八军团问题，没有资料能够直接证明，甚至连回忆录也没有涉及会议上讨论过红八军团的问题。但会议确实讨论过并且有解决方案，这主要体现在12月13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出的关于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的电令中。电令规定了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的具体办法：红八军团全部人员除营级以上干部外应编入红五军团第13师各团，为其作战部队；红八团所属工兵连、排，补入红13师各团加强其各工兵排，其余则编入步兵分队。炮兵与红五军团所属炮兵排合为一迫击炮连，机关枪连、排并入第13师各团，使每营仍附有机枪排，团有机枪连，轻机枪则给第13师各团及军团直属队，每一连队配轻机枪一支。取消第13师师部，由红军团司令部直辖红13师3个团。红五军团后方部，缩小为师的编制，编余人员亦应编入各团。凡红八军团及第13师师部下级指挥员及工作人员，应尽量编入作战部队，不能编入作战部队的，再另行编入红五军团直属各部，或送军委四局及总政处理。我们认为，这么完整周致的合编计划，很显然不是在行军途中仓促制定，而是依据通道会议讨论和决定的。
关于中央纵队合编问题。红军长征开始时，中央纵队第一、二纵队就各自西进，不仅导致力量分散，也使得中央主要领导人难以集中在一起开会，影响了中央决策的制定和执行。为改变这种状况，经过反复商讨，决定将中央纵队第一、二纵队合编为一个纵队，称为军委纵队，下设三个梯队：第一梯队辖军委总司令部五局及其直属部队（缺炮兵营）、总政治部没委会、中局队、中央队、国家保卫局及一医务所；第二梯队辖总卫生部及一个医院（五个所）；第三梯队辖总供给部及通信队。另以干部团、保卫团为独立的作战部队，归军委纵队司令部直辖。任命刘伯承为军委纵队司令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陈云为政委，钟伟剑为参谋长，纵队司令员、政委、参谋长均兼第一梯队司令员、政委、参谋长，第二梯队以何长工为司令员兼政委，第三梯队以罗迈为司令员兼政委。
关于人事调整、红八军团、中央纵队合编问题都体现在12月13日颁布的《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关于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的决定及其办法致董振堂等电》和《中革军委关于取消第二纵队，合编第一、二纵队的命令》中。有些学者将上述三方面的内容放在黎平会议中叙述，这是不客观的。
三、通道会议的性质
有学者认为既不能称其为中央政治局会议，也不能称军委扩大会议，是党中央在紧急情况下召开的一次临时会议；有人认为是很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有人认为是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有人认为是在长征途中举行的短暂的“飞行集会”；有人认为通道会议不是军委（中革军委）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更像是“三人团”扩大会议；有人认为是紧急军事会议；更有人认为是一次“飞行集会”，这个会议没有什么正式名分，也就是个“碰头会”。这些观点实际上都受李德观点的影响，把李德定义的通道会议为“飞行集会”，作为定性通道会议和评价通道会议的依据，有贬低通道会议之嫌。
众所周知，李德的回忆录中无不充满了对中国工农红军特别是对毛泽东同志的不满和蔑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进行嘲讽、贬低，我们怎么能够用李德的观点作为我们评价的依据呢？这不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实际上，通道会议绝不是一次“飞行集会”，而是一次中央政治局高层会议，只要看一看参加会议的人员就可以明白，出席会议者除李德外，博古、朱德、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几乎是中央红军中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全体成员了，众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一起开会，还不能称为政治局会议？开会有时间、有地点、有主持者，大家坐下来阐述自己的观点，相互进行争辩，解决红军面临的重要问题，并依据会议决定发布命令贯彻实施，这是“飞行集会”能具备和解决的？很显然不能。而且，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参加者是通道会议的原班人马，遵义会议的主要参加者也是通道会议的原班人马，通过的决议也是集体讨论做出的。所以，本文认为通道会议应该与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一样，是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正式会议。
但它的确又是一次临时会议。在博古、李德的行程中没有召开会议的安排，他们也无意召开会议讨论问题，一切只要按原计划执行就行。但毛泽东、张闻天等则非常着急，朱德也着急，因为当时红一、三军团虽然在侦察西进入黔的道路，但是红2师占领通道后，并没有按朱德规划的入黔路线西入贵州，而是与红九军团在通道按兵不动，只是派了左权率一团兵力侦察入黔道路，这就使朱德部署的西进贵州的计划有落空的可能。而中央纵队分别从流源和辰口出发，行至芙蓉和金殿也停止下来，既没有西进的意图，也没有对红军13日的行军计划做出安排。在这种形势下，张闻天去毛泽东住处同他进行长达一个多小时关于当前军事问题的谈话，向他通报了红军在通过四道封锁线后的严重损失情况，还告以敌人已发现我军要北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正调集大军向我包围的紧急形势，并向毛泽东请教对策。毛泽东则提出不能再照原计划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而应改变方向，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的意见。张闻天将毛泽东的意见转达给“三人团”并提议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得到周恩来、朱德、博古等的赞成，李德也不反对，通道会议就正式召开了。
所以，通道会议是一次临时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正式会议。
四、通道会议是否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
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的意见，不少学者认为，由于受博古和李德的干扰，通道会议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仍按原计划北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主要立论的依据就是12月13日“中革军委”部署红军各兵团14日行动中提出“我军以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的目的”和14日致红二、六军团要求其配合中央红军北上的电文。如何解读这两封电令中的“北上”就成了评价通道会议的关键。
首先，必须肯定通道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是集体的决定。学者们多认为会议只接受了毛泽东西入贵州的主张，没有接受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实际上是疏忽了或者片面解读了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言的主要内容。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不仅提出要西入贵州，而且主张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就说，毛泽东“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周恩来对前来询问通道会议结果的李德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这就意味着，通道会议不仅接受了毛泽东西入贵州的主张，而且也接受了毛泽东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对此，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坦然承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当事人李德都承认毛泽东的建议被会议通过，不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怀疑。既然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又是集体作出了决定，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必须坚决贯彻执行，而不能把党的集体决定随便更改，视为儿戏，推翻重来。
其次，也应该承认，一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思想的交流、碰撞、意见分歧、纷争难以避免。通道会议决定西入贵州、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这是向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重要战略转变迈出的第一步，中央领导集体和红军指战员有意见分歧纯属正常现象，何况这是否定博古、李德推行的主张，作为当时仍然是中共中央最高决策人的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他们在执行中央这一决定时有意见、有争吵，甚至利用自己身份地位干扰红军的行动，都属于中共中央领导层内部意见分歧的正常现象，12月14日给红二、六军团的电令就是这种现象的反映。但不能因此而就认为通道会议没有接受毛泽东的主张的结论，如果这样简单地下结论，那么黎平会议后，博古、李德仍然提出循红六军团路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中央不得不召开猴场会议解决争端，对此又作何种评价呢？所以，通道会议后，在西进与北上的问题上党内依然还存在争论，这种争论一直存在遵义会议之前，但这种争论改变不了红军进军的大方向，改变不了党的集体决定。
再次，12月13日、14日电令中提出的“北上”并不意味着是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朱德13日令各军团14日进入贵州虽然提出要“寻找机动，以便转入北上”，但部署却是继续西进的部署：红一军团主力经马路口入黔，向黎平以北地域前进，侦察经黎平以北汉寨、乌山、洋潭堡到剑河的道路。这是以向剑河进军的部署，而剑河在黎平的西北方向，是西进不是北上；而红三军团进至播阳地域，先头团向黎平侦察敌情，及经黎平向茶寨、育洞前进的道路，而育洞在黎平以西。所以两支红军主力前进的方向不是经黎平北上，而是继续西进。从剑河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是东进。而朱德于14日给红二、六军团配合中央红军北上的电文中，告知红二、六军团，中央红军“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要求红二、六军团“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西方军之行动”。这里，“中革军委”强调的是“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西方军之行动”，而不是用军事行动直接配合中央红军行动，所以朱德电令中对红二、六军团的军事行动是向沅江上游行动，以便“相当调动或钳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而不是发动强大攻势，吸引敌人火力。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军事部署，达到的目的和产生的结果也完全不相同。实际上，周恩来在1943年11月27日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中对“北上”的含义做了明确的解释。他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这里很明显地看到两层意思：一是建立川滇黔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既然是毛泽东提出，很显然不仅是在黎平会议上提出，而是毛泽东自通道会议后的一贯主张，其思想的基础源于通道会议上与会人员的共识；二是在黎平会议上，李德的主张是“折入黔东”，不是“北上”，而“北上”是指“循红二、六军团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而不是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就意味着，中革军委12月13日、14日电文中的“北上”应指“循红二、六军团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之意，而非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综上所述，通道会议是在多种因素促成下，由毛泽东、张闻天等提议，博古、周恩来、朱德等同意的情况下临时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不仅接受了毛泽东的西入贵州、在川滇黔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意见和建议，而且解决了红八军团整编问题、中央纵队合编问题，并对人事进行了调整。会后，中央红军西进入黔，占领黎平，剑指黔北，虽然部分领导人有意见且有干扰，但基本上没有改变这一进军方向。这些问题的提出和初步解决，昭示着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为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作者：罗玉明，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蔡博远，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湘大毛研中心”，，原刊于《怀化学院学报》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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