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钱学森的三重身份

　　钱学森是20世纪众多学科领域的科学群星中极少数的巨星之一。他是为新中国的成长作出无可估量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群体之中，影响最大、功勋最为卓著的杰出代表人物。

　　纵观钱学森的一生，他与其他中国老一辈科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他集三重身份于一身。第一、他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第二、他是我国“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的唯一获得者；第三、1989年，中央组织部将钱学森、史来贺、雷锋、王进喜、焦裕禄列为建国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1991年10月1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布命令，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在10月16日的授奖仪式上，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向钱学森致辞祝贺时说：“他几十年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和社会活动，无论何种政治风浪下，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的科技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完全可以说，钱学森同志是我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他的经历体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正确道路。”

　　钱学森1929年中学毕业后，考入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在交通大学时期，钱学森苦读了一些社会主义书籍，这些书籍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钱学森后来回忆：“1930年暑假后因为我当时害了伤寒病，在杭州家里病卧一月余，体弱不能上学，在家休学一年。这一年是我思想上有大转变的一年；我在这一年里第一次接触到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潮，在我脑筋里树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资本主义一定要灭亡。”“我当时是信服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对国民党的那一套不信了。觉得要中国能得救，要世界能够大同，只有靠共产党。”他在学校里接触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多次参加讨论会，知道红军和解放区的存在，对革命斗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痛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

　　1935年9月钱学森留学美国。1937年秋，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认识了热心研究火箭技术的同学马林纳并结成好友。由马林纳介绍，钱学森参加了当时加州理工学院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认识了该小组的书记、化学物理助理研究员威因鲍姆。小组学习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著作，每星期例会常讨论时事，主题是反法西斯和人民阵线。小组还参加过美国共产党书记布劳德的几次讲演会。1938年冬，不少小组成员加入了美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加紧回国的准备。但这时美国正值麦卡锡主义横行，几乎每天都发生对大学和其他机构进行审查或威胁性审查的事件。威因鲍姆被捕下狱，钱学森受到怀疑。1950年7月，美国政府指控钱学森是美共党员，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务的监视，因而被滞留5年之久。

　　1955年12月28日，钱学森归国不久，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政协礼堂请钱学森作了一次报告。钱学森报告的主题是关于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科研工作。在报告中，钱学森颇有体会地说：“我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20年，从科研工作中不断积累和认真总结的经验和科研方法，自感是行之有效的一套方法。回国后，学习了有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方面的著作以及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才恍然大悟，感到自己总结出来的那套科研方法，在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的著作中都已阐述得很清楚了。”

　　钱学森自发将“两论”内化为自己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正如他所说：“我们要用‘矛盾论’和‘实践论’来分析武器和尖端技术的发展过程。总是事出有因，有来龙去脉，这是可以分析研究的。这样，对武器的发展趋向，做到有个预见性。”同时钱学森还经常向其他科技工作者推荐如何学习“两论”，建议通过“掌握一般原理及方法”后在工程实践中积累经验以“再从理论上深入一步”，尔后再“回来搞具体应用”，进而实现“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的目的。1966年钱学森曾向友人建议，“要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并且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钱学森开始系统学习毛泽东著作，因为他已经认识到“只搞自然科学技术不行”，还有比“打导弹、放卫星可复杂得多”的社会问题要去解决，于是就“去学社会科学”。虽然社会科学“比打导弹、放卫星可复杂得多”，但钱学森通过十余年学习不仅弄懂了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弄通了社会科学原理。

　　◆钱学森拜谒马克思墓。

　　钱学森藏书颇丰，除了毛泽东著作，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经典著作。他的藏书里留有不少批注，例如他在《法兰西内战（第一分册）》一书上就写道：“1871年，马克思已经是五十三岁了，但他在公社存在的两个多月里是以多么大的干劲，忘我的劳动，以至在1871年5月30日马克思就写成了这篇光辉著作。”

　　钱学森回国后即被党和国家委以重任，毛泽东六次接见他，两人在哲学层面有过深度交谈。在1956年一次会议期间谈到了“物质无限可分性的问题”。1964年2月，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谈话两小时。钱学森后来回忆：“毛主席讲了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矛盾斗争推动事物前进的道理。这使我思想上受到很深的教诲，对我进行科研工作有很大的启发。”毛泽东与世长辞后，钱学森撰文纪念毛泽东：“每一次都给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每一次都给我增添了攀登高峰的力量。”作为继续前进和攀登高峰的途径，钱学森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十余年时间里，通过系统性沉潜研究毛泽东著述后达到学深悟透的境界，不仅践行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行合一观，同时更为自己晚年转向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储备了大量理论知识。

　　钱学森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历久弥坚。1987年3月14日至4月3日，钱学森率中国科协代表团赴英国进行友好访问。在访问英国期间，钱学森专门拜谒了位于伦敦的马克思墓并献花并为中国留学生作了一场《建国百年之际，中国必然强盛》的报告。钱学森说：“中国300多年的历史证明，不可能有其他的道路。只有一条道路——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钱学森还结合自己的经历和体会，向留学生们阐述了在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党和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最后，钱学森勉励留学生们说：“你们应该多想想，如何使我们的国家在总的方针政策指导下，科学技术搞得比那些同我们竞赛的国家高一等，让我们共同为祖国的科技出力。”

　　“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

　　在2019年第四个“中国航天日”前夕，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与同时期被誉为“航天四老”的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老一辈航天专家的全身铜像雕塑群，在中国航天科工二院大楼前落成亮相，旨在缅怀中国航天艰苦卓绝、拼搏奋斗的峥嵘岁月。钱学森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黄纬禄在悼念钱学森去世的文章称钱学森：“既是将才，又是帅才。‘将才’指他掌握这些技术的本领，‘帅才’就是在领导整个工程方面可以安排得有条有理，有矛盾也可以解决，所以他既是将才又是帅才。”

　　钱学森在1956年1月10日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后，参加了1月30日至2月7日的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并发了言。2月1日，毛泽东宴请部分委员时，专门把钱学森安排在邻座。毛泽东问：“学森同志，现在起，我们抓紧时间埋头苦干，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末期，使我国能在原子能、火箭等最急需的科学技术领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能不能做到?”此时，钱学森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导弹事业即将腾飞，他满怀信心地说：“只要计划周密、工作努力，是可以实现的。”（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编著：《丰碑》，中国宇航出版社2016年4月，第15页）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受命组建了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院长。任新民、梁守槃、庄逢甘、蔡金涛、屠守锷、黄纬禄等数十位专家先后来到五院，开始火箭导弹事业的创建工作。钱学森告诉大家，火箭导弹技术的发展，将彻底改变现代战争的模式，导弹可以从地面、地下、空中、水下或机动装置上发射出去，是赢得未来战争的战略性武器。况且中国人今后还要走出地球，还要搞星际航行，开发宇宙资源，和平利用外层空间，这都离不开火箭。

　　中国研制导弹是从仿制苏联提供的两枚导弹开始的。1960年7月，眼看导弹仿制成功在望，苏联却宣布终止援华，撤回所有专家。钱学森随后在五院党委扩大会议上，动情地对大家说：“我们一定会在撤走专家的压力面前挺直腰杆，通过努力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导弹事业。请聂帅转告中央放心，苏联压不倒我们，一定要搞出‘争气弹’！”功夫不负有心人，1960年11月5日，我国第一枚仿制的“1059”近程地地导弹（后来被命名为“东风一号”）发射成功，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956年2月1日，在招待全国政协委员的宴会上，毛泽东与钱学森亲切交谈。

　　作为主帅，钱学森每个星期天下午把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四位总设计师和庄逢甘、林爽等专家召集到自己家里，讨论导弹研制中的重大技术问题。钱学森提出，按照经民主讨论形成的方案，如果取得成功，功劳归大家；如果失败，责任由作为决策者的他承担。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将党的民主集中制决策模式“跨界移植”到“两弹一星”研制之中。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年之际，屠守锷的次子屠群回忆说：“那时，钱学森常常召集父亲等人去钱学森家里开会。回来后，屠守锷常常一个人在书房里看书。”

　　作为主将，钱学森在关键的时候敢于决断。1965年，梁守槃计划研制很适合我国国防战略需要的超低空超音速飞行的导弹。这一技术是世界性难题，长期无人能突破。但是，梁守槃提出的这个计划太大胆，以致于反对意见压倒了支持者。此时，梁守槃最需要强有力的支持者，他首先想到了钱学森。梁守槃立刻给时任七机部副部长的钱学森写了封信，钱学森认真细读了梁守槃的设想和技术方案后，在信上批示：“同意梁守槃同志的意见。”钱学森请梁守槃到他的办公室研讨，在技术问题上给予了很多指点。经过多年努力，梁守槃主持研制的“鹰击八号”终于出现在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阅兵仪式上，引起观礼台上中外嘉宾一片惊叹。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爆炸前的9月17日，中央专委正式对“两弹结合”工作作出部署——没有原子弹和导弹的“两弹结合”就不能形成真正核威慑。秉持“两弹结合”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技术”观念的钱学森负责抓总并于1966年10月27日取得圆满成功，由此完全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在抓导弹研制的同时，钱学森还亲自领导设计制造出我国核动力鱼雷潜艇，该艇于1974年8月1日正式列入人民海军战斗系列，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钱学森在发现人才方面独具慧眼，着眼长远。他所指点、提拔的青年科技人才，个个都作出了不俗的成绩，有的成为领军人物，孙家栋就是其中一位。孙家栋1951年赴苏联学习飞机设计，七年后学成归国，被分配到钱学森领导的五院工作。从航空专业转到导弹专业，再转到航天专业，孙家栋常常带着图纸上琢磨不透的问题请教钱学森，而钱学森在解答问题时总是有问必答，有板有眼，令孙家栋非常敬佩。钱学森发现这个年轻人所提的专业性问题越来越有深度，使钱学森看到了孙家栋的潜力。1967年3月，国家要加快卫星研制速度，加强卫星总体工作，时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的钱学森经过反复考虑后，决定向聂荣臻元帅推荐孙家栋，让孙家栋担任卫星总体技术总负责人，领导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研制工作。1967年8月1日，孙家栋正式上任。孙家栋后来回忆道：“作为卫星研制的总体负责人，我遇到困难便及时请教钱老。在他的指导下，各个系统都攻克了一系列难关。”2015年10月15日，孙家栋参加了纪念钱学森归国60周年座谈会。孙家栋在回顾他在跟随钱学森整整半个世纪中，“亲身体验和感受了他对发展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特别是航天事业作出的卓越成就和杰出贡献；亲眼目睹和见证了他用毕生的心血和精力，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树立了一座中国航天的丰碑。”

　　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正式踏上归国的航程。途经菲律宾时，一位记者问钱学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钱学森回答说：“我还不够格做一名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是人类最具有崇高理想的人。”10月8日一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就受到中科院专门派来迎接他们一家的朱兆祥的热情接待。钱学森后来回忆：“朱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党员，我对他有感情和敬重的心。在广州的参观使我第一次感到毛主席的伟大，以及革命先烈对人民事业立下的丰功。我所接触的党的领导同志，他们看事物的清晰、深刻，使我对他们起了敬佩的心。我的确认为党是英明的。我可以完全接受党的政策方针。”1958年9月，钱学森郑重向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党总支书记提交入党申请书。1959年1月被接受为中共预备党员。对于入党，钱学森视其为“人生三大激动”之一。这正是一位科学巨星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热爱之情的独特表达，也揭示了钱学森辉煌一生的根本所在。

　　◆1958年，钱学森郑重提交了入党申请书。

　　入党以后，钱学森总处处严格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始终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常对身边的同志说：“要树立人民的观念。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应该有这样的本事，就是能用通俗的语言向人民（包括领导）讲解你的专业知识。只有向人民宣传，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两弹结合”是史无前例的在自己国土上进行的导弹热核试验。一旦失误，就等于在自己的国土上扔了一颗原子弹，后果难以想象。为安全起见，周恩来要求对导弹经过的地区进行人员和物资疏散。但有家工厂就是不疏散，谁去做工作都不行。最后，只好请钱学森出面。工厂的干部职工听说钱学森来了，自发地夹道欢迎。经过钱学森一番诚恳的讲解，大家当场被说服，厂长表态：我们听科学家的，工厂按时疏散。后来又数次出现过类似情况，钱学森一出面讲解，问题就得到了解决。由此可见钱学森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之高。

　　作为科技主帅，钱学森虽不用做具体的型号设计与研制工作，但实际上，在许多技术攻关的关键时刻、具体技术争论中，在他人难以解决和把握的问题上，钱学森一次次亲自出马拍板与解决。他的秘书涂元季曾说：“当时五院，就是老一辈的科技人员也好，甚至行政人员也好，当时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口头禅，当你遇到了困难，技术上的最大的问题，在我们这个层次都解决不了的时候怎么办？找钱院长。”而钱学森一直坚持尊重每一位科技人员的意见和建议。那些当年参加过在钱学森家举行每周一次的技术碰头会的专家们，后来回忆时都亲切地称之为“神仙会”。那种无拘无束畅所欲言，思想的火花在碰撞中闪光，敞开的心扉在交流中融合的场面，使他们回味无穷，感慨万千。无论是他生前，还是他去世后，大家都称钱学森为“导弹之父”“航天之父”。钱学森生前多次重申：像航天这样的大科学工程，远不是爱迪生时代的科学工程，那时可以一个人在实验室搞发明创造，而航天是一项成千上万人的事业，没有党的领导，没有集体的努力是谁也干不成的，还是那句话，“一切成就归功于党，归功于集体。”

　　钱学森十分珍惜党员这个称号。他认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爱国爱民是党的宗旨所定。共产党员是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人，自然知道如何做人，品德必然是高尚的。他的最后一任秘书李明回忆钱学森时写道：“与钱学森点点滴滴的交往，他深邃的思想、崇高的风范、对生命的达观、对国家民族的热爱和对真理执着的追求，这一切使我深受教益。我个人感受最深的还是钱学森对金钱、地位、功绩、荣誉的超然态度。”2008年1月29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到家中看望钱学森，当胡锦涛代表党和国家赞扬他为国家作出了卓越贡献时，钱学森谦虚而坚定地摆手，用很轻的声音说了一句：“赶上了。”在场的李明回忆：“就是这一句轻的几乎听不见的平淡话语给我的内心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钱学森（中坐者）与学术讨论小组成员合影。

　　钱学森晚年仍坚守共产党员初心，更加甘于平淡，提出并恪守“七不”的处世原则：不题词、不写序、不参加任何科技成果评审会和鉴定会、不出席“应景”活动、不兼任荣誉性职务、不去外地开会、不上任何名人录。

　　随着他先后获得“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随着他退居二线后潜心研究学术成果的不断涌现，他的事迹不胫而走，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和敬佩。2008年被评为“2007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2009年9月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在他去世后的11月13日举行的第二届中国绿色发展高层论坛上，他被授予中国绿色贡献终身成就奖，此前袁隆平曾获得这个奖项。2010年2月，他获广受社会关注的2009中国教育年度新闻人物特别奖。

　　2009年10月31日，新华社在钱学森逝世当天发布新闻：“我国科学巨星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设置在钱学森住宅的灵堂，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有党政机关、军队系统的，有科技界、教育界、文艺界的，还有许许多多与钱学森素未谋面的各行各业人士。花圈从屋里摆到狭窄的楼道，再沿着楼外那条安静的小路，一直摆了下去……在西安交大钱学森塑像前，6000名师生自发地聚集在一起，点燃蜡烛，追思这位伟大的科学巨匠。浙江杭州的小营公园有座钱学森纪念墙，附近的居民纷纷来到小营公园，在纪念墙钱学森的画像前，献上了一朵又一朵菊花。钱学森遗体告别仪式于11月6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从全国各地自发而来的悼念者多达万人，队伍蜿蜒百余米。

　　在那些日子里，新闻媒体对钱学森逝世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其他新闻。电视、广播、报刊纷纷把最重要的位置留给了钱学森。正如《光明日报》一篇纪念钱学森文章的开头所说：“他大概是中国当代最受公众尊重的科学家。”此后每年的10月31日媒体都有缅怀钱学森内容发布。2024年10月31日，《光明日报》的网络媒体光明网在《今天，缅怀航天之父钱学森》一文中写道：“2009年的今天，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我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逝世”“我们对星辰大海的探索，就是对他最好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