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马克思逝世140周年，140年来，世界历史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从理论到现实、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140年来，无论世界如何复杂演进、矛盾重重、冲突不断，我们都始终深切意识到，人类社会实践、特别是社会主义运动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马克思的思想财富和实践智慧。140年来，有无数种学说都宣称打败了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因其对人类社会历史实践的科学把握，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始终发挥着巨大的实践功能。今天，我们对马克思的纪念，是为了前进的纪念，他的生活、斗争所创造的不朽价值是推动我们前进的不竭动力。被列宁称为“不仅是一个愿意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而且是一个善于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梅林曾经这样写到，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记忆，“在那些他们为之而生活、而斗争、而创造了不朽的价值的人们中间是永远活着的。每一年他们的诞生和逝世纪念日都以新的力量重温这种记忆；但每当只要知道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世界濒于临终喘息的困境，在上空亮起新革命时代的曙光时，我们就会听见他们的金属般宏亮的语声，就象他们还活在我们中间一样”。[1](P297)使马克思始终“活在我们中间”的最好方式就是科学把握马克思及其思想的实践品格，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一个科学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是一个“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相统一的历史。所以，习近平曾经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2](P220)从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角度讲，马克思的理论创造与实践活动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品格的核心与灵魂。因此，理解马克思的实践品格是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实践品格的关键所在。
一、清算“过去的信仰”：人类思想史上的革命者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重重思想迷雾和强大反动势力阻碍着科学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各种唯心主义理论构成了庞大的体系，这个“臆说”体系为落后的社会制度和各种反动势力辩护，马克思必须同形形色色的“臆说”进行斗争、划清界限，才能迎来科学理论的“壮丽日出”，才能开辟出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列宁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的经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脚踢开。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让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如果我们的实践所证实的是唯一的、最终的、客观的真理，那么，因此就得承认：坚持唯物主义观点的科学的道路是走向这种真理的唯一的道路。”[3](P103)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踢开”无数臆说的历史。
马克思在其科学世界观形成时期就对脱离生活、脱离实践的哲学进行了讽刺与批判。“哲学，尤其是德国的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所有这些， 一开始就使哲学同那种与它格格不入的报纸的一般性质——经常的战斗准备、对于急需报道的耸人听闻的当前问题的热情关心对立起来。从哲学的整个发展来看，它不是通俗易懂的，它那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稀奇古怪；它被当做一个魔术师，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语，因为谁也不懂得他在念些什么。”[4](P120)随着科学世界观的形成与发展，马克思对整个西方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彻底批判，吸收了它们的有益成分，划清了科学理论与“臆说”体系的界限，使科学“解释世界”成为可能，为先进阶级积极“改变世界”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唯心主义“臆说”体系没有、也不会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而消失，从根本上说，出于维护落后社会制度和反动统治集团利益的需要，唯心主义“臆说”总是层出不穷，其哲学方法论特点是否定哲学基本问题，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比如，现象学号称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有人认为现象学是现当代哲学发展的顶峰。其实不然，有学者指出，“胡塞尔用回避哲学基本问题的‘存而不论’的方法，实质上排除了肯定客观世界存在的唯物主义，把客观存在的东西归结为意识的对象；进而，他把这个对象的本质归结为离开个别的具体的事实靠直观来把握的理念，最后，把全部创造性的根源归结为先验的自我。因此，这种现象学还原方法，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5](P271)这样的评价切中了现象学的要害，现象学的现象只是意识现象、主观现象，它不关心客观现象和人类实践，以为只要“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语”，就可以登上思想之巅。唯心主义“臆说”不光存在于少数人乐在其中的“象牙塔”，“即使在我们的时代，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中，矛盾的发展和克服，往往采取同理论问题和实践活动中的没有被意识到的唯心主义表现作斗争的形式。唯心主义的表现在于脱离现实问题，不善于考虑当前的要求，不善于把解决眼前的问题同运动的前景结合起来。”[6](P287)
马克思始终将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及其创新性成果植根于实践、服务于实践，这就是马克思及其思想的实践品格，这种实践品格同一切脱离社会存在、脱离人类实践的倾向是格格不入的。1897年1月，梅林在一篇题为《尼采反对社会主义》的文章中指出：“有些思想史家认为哲学独立存在于云端某处，不依赖于或可说不依赖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这种理论用最接近我们的例子，用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资产阶级的三个时髦哲学家的例子可以最容易地和最迅速地加以驳倒。叔本华、哈特曼和尼采——这三位，如果相信他们的崇拜者的话，是超于一切民族和时代之上的哲人，他们的创造天才据说已解决了宇宙之谜——他们的存在，彻头彻尾都植根于他们所属的阶级，在这五十年中所经历的经济发展的几个不同时期的。”[1](P242)当代许多时髦哲学家，他们都不屑于提及和应用马克思的社会经济结构理论，认为在自己的时髦哲学中如果出现了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等范畴，就降低了自己思想的层次与境界。但是，那些所谓“高层次”“高境界”的时髦哲学只是小众思想游戏而已，与大众无关，与实践无涉。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将自己封闭在概念体系里，它的生命力归根结底决定于实践的发展，它始终将其锋芒指向充满矛盾的人类社会实践。因此，有学者指出，“理论为实践照亮道路，同时又被实践所滋养和丰富，对我们来说，这已是起码的真理。理论如果不同实践相联系，就会虚弱无力并变成教条。同实践相联系，就是深刻研究并创造性地概括活生生的现实的过程和事实，通过制定旨在完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并提高人们实践活动的效率的有科学根据的政策、理论原理、建议、方案，来影响现实的发展。”[6](P709)
二、“思想的人”和“实践的人”的高度统一
1883年4月1日，法国巴黎的《未来达吉亚人报》曾经这样评价马克思，：“马克思不仅是一位思想家，也是一名战士。……他在精心创立人类解放的理论方面作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承认这个事实，就是我们对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的最好的纪念。”[7](P152)梅林在其《马克思传》中也作过类似的评价，“无疑的，马克思之所以无比伟大，主要是因为思想的人和实践的人在他身上是密切地结合着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同样无疑的是，在他身上，作为战士的一面是永远胜过作为思想家的一面的……在我们的时代，我们有着触目惊心的体会：那些用了三十年甚至四十年的时间来专心考究马克思著作中的每一逗点的一本正经的研究者们，本来到了可以而且必须像马克思那样行动的历史时机，却只是像风信标那样吱吱哑哑地绕轴自转。”[8](P4)这个评价表明，马克思是思想的人和实践的人的高度统一，是思想家和战士的高度统一。但是，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思想的人、思想家同实践的人、战士并不是对等的关系，成为实践的人、战士是更为根本的方面，成为思想的人、思想家归根到底是为了成为实践的人、战士。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马克思身上，“作为战士的一面是永远胜过作为思想家的一面的”。这丝毫不是贬低思想的价值，而是揭示了思想的真正价值，即只有那些引领人类解放实践和社会进步事业的思想，才是最有价值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的思想。
梅林所说的那个“触目惊心的体会”揭示的是社会主义运动中存在的一种不良倾向，是一种将理论与实践割裂开来的现象，这种现象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当中大量存在着，这些学者甘愿成为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究，他们喜欢被人称为思想家，但不愿被人称为战士。对于这样的所谓“思想家”，马克思是反对的。青年马克思曾经这样批判脱离人民、脱离生活的“平庸作家们”，“德国人只要回顾一下自己的历史，就会知道造成本国政治发展缓慢以及在莱辛以前著作界贫弱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够资格的作家’。17世纪和18世纪的职业的、行会的、有特权的学者、博士……以及大学的平庸作家们，他们头戴呆板的假发，学究气十足，抱着毫无价值的烦琐的学位论文横亘在人民同精神、生活同科学、自由同人的中间。” [4](P91)同马克思一样，青年恩格斯也用自己的行动与脱离现实、自命清高的学究们划清了界限，他只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划时代的科学社会主义著作，就彰显了自己的实践品格和战斗精神，“当恩格斯写这部书并且用它把那些学院的假发拍打得尘土飞扬的时候，他不过二十四岁。但是恩格斯不是那种在温室里很快地开花结果而后又更快地雕谢的早熟的天才。他的‘年青人的热情’是发自崇高思想的真正不熄的火焰。这火焰温暖着他的老年，正如它曾经燃烧着他的青春一样。”[8](P140)
马克思的战士品格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没有这个品格，就无法同反动力势力进行斗争，就无法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正是有了战士的品格，就连无产阶级的敌人也对马克思肃然起敬。马克思去世之后，1883年3月17日，维也纳《新自由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他发出了仇恨与毁灭的好斗叫嚣》的评论，它是这样评价马克思的：“我们向这么一位劲敌的遗体脱帽致敬。我们对他强有力的精神力量表示敬意，尽管这种以最可怕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精神力量想以雷鸣般的轰击力摧毁中产阶级社会。这个无家可归的人……，懂得如何找到一些象出鞘的利剑一样能够刺入穷人之心的词句，他们象虔诚的信徒一样结结巴巴地不断背诵这些词句。”[7](P131-132)这个评论对马克思及其思想的攻击与污蔑，更加彰显了马克思对旧世界和旧势力已经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更加彰显了马克思的战士品格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伟力。
马克思的科学理论与战斗精神极大地影响了整个科学社会主义运动，推动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向现实的历史性转变。1883年3月18日，《纽约人民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马克思与俄国社会主义者》的文章，文章指出：“可以毫无保留地肯定，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俄国的普及甚至比德国还早。——有些思想家坐在书桌旁声称要摧毁世界，但在街头踩到一个鞭炮就会吓得缩成一团。马克思不属于这一类思想家。严酷的社会斗争迫使俄国革命者采取的暴力行动并没有吓倒他；恰恰相反，他以极大的喜悦听到‘民粹主义者’毎一个新的坚决行动的消息。马克思欢迎这批人中的每—个人，好象他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晚年常说，他期望由俄国青年发动走向伟大的社会革命的第一步。是的，在俄国，马克思也不是一个外人。他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在那里，在许多矮小的书房里，在散落于西伯利亚大草原中的许多村子里，在西伯利亚矿井中许多忧心如焚的人的心中，马克思逝世的消息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无可弥补的损失。全人类都站在这位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墓前致哀。”[7](P197-198)从这里可以看出，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是马克思的科学理论、实践品格和革命精神长期影响和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革命战士英勇斗争的结果。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实践发展，使马克思及其理论的实践品格在中国得到了继承和弘扬。1945年2月，毛泽东曾经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中国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帝国主义，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甚至连马克思的名字都没有听到过，“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将世界历史划分为两个时代，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流行了。十月革命头一天爆发，第二天中国人民就知道了。同志们，革命行动的实际影响比理论宣传文章传播得快得多，当然，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十月革命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七十年来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主义的政党才诞生，现在已经发展到一百多万党员。从一九二一年到今年二十四年了，这二十四年中，中国起了变化，而且变化得很快。这二十四年的变化，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二千四百年，甚至超过了三千年、四千年。”[9](P249)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马克思的实践品格和斗争精神，始终在为民族复兴和人类解放事业不懈奋斗。社会主义中国始终沿着马克思开辟的道路奋勇前行，始终以自己的实践方式不断改变着世界，这是我们纪念和告慰马克思的最好方式。
三、科学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领导者、推动者
1883年3月14日,恩格斯在写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这样评价马克思，“这个天才的头脑不再用他那强有力的思想来哺育两个半球的无产阶级运动了。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一切，都应当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10](P655-656)恩格斯在写给伯恩施坦的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这个人在理论方面，而且在一切紧要关头也在实践方面，对我们究竟有多么大的意义，这只有同他经常在一起的人才能想象得出。……运动必将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但是已经缺少那种沉着的、及时的、深思熟虑的指导了，这种指导到现在为止曾多次使它避免在歧路上长期徘徊。”[11](P455)恩格斯所说的现代运动就是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就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恩格斯认为这个现代运动如果没有马克思的领导与指导是不可想象的。从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方面看，马克思主要从三个方面将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实践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一，通过参与、领导国际工人组织，推动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与团结。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参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设，他们最大的历史性贡献就是为这个同盟起草了永载史册的光辉文献《共产党宣言》，为国际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工人运动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为各国无产阶级共同对付国际反革命同盟的进攻提供了行动指南。《共产党宣言》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响彻全球的伟大号召。从一定意义上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是《共产党宣言》的胜利，因为《共产党宣言》所起的巨大的共产主义思想启蒙作用极大地推进了革命进程。因此，有人这样评价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伟大作用，“当时的日译本很可能是非常粗糙的，陈译本也就难免很不准确。但是它对于革命风暴前的中国革命干部和群众起了非常重要的教育作用，仅仅‘有产者’、‘无产者’、‘阶级斗争’以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样的词句，就给了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革命群众难以估计的力量。……毛泽东、周恩来等许多后来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产生重大影响的伟人几乎都异口同声地承认过，在所有影响自己世界观、人生观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众多的译著中，首推《共产党宣言》为最早、也最深地决定自己命运的书籍。”[12](P160)
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领导创立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目的在于使各国工人阶级分散进行的求解放的斗争联合起来、普遍地开展起来。马克思为第一国际的创立和发展倾注了大量精力。1864年11月4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10月20日，英国人的代表克里默、方塔纳和勒吕贝在我家里集会。……40条章程的第一条通过时已是午夜一点钟了。……我觉得，想根据这种东西弄出点什么名堂来是不可能的。我要用一种极其特殊的方法来整理这些已经‘被采纳的意见’，为了要证明这种方法正确，我起草了《告工人阶级书》（这不在原来的计划之内，这是对1845年以来工人阶级的命运的一种回顾）。我以这份《告工人阶级书》已经包括了一切实际材料和我们不应当再三重复同样的东西为借口，修改了整个导言，删掉了‘原则宣言’，最后以10条章程代替了原来的40条章程。……总委员会会议以很大的热情（一致）通过了我的《告工人阶级书》，等等。关于付印方法等问题将在下星期二讨论。勒吕贝拿了《告工人阶级书》的一个副本去译成法文，方塔纳拿了一个副本去译成意大利文。（首先将刊登在叫做《蜂房报》的周报上，这是一种通报，由工联主义者波特尔编辑。）我自己准备把这个文件译成德文。”[13](P214-216)仅从这封信就可以看出，马克思为第一国际成立作了大量细致的工作。马克思参与、领导国际工人组织，彰显了马克思的实践品格，彰显了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先进组织团结起来的重大意义。
第二，通过维护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防止无产阶级先锋队蜕化变质。世界工人运动的发展是一个极其复杂而曲折的历史实践过程，一个重要的历史经验是必须维护工人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关心和重视德国工人阶级政党和整个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他们对德国工人运动始终寄于厚望。但是，德国工人阶级政党在其变化发展进程中，特别是哥达合并之后，存在着思想混乱和组织混乱的状况。针对这一状况，1875年5月，马克思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写了一封通告信，这就是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严肃指出了哥达合并纲领存在的理论错误和实践危害。1879年7月，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层又写了一封通告信，即《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在这个“通告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德国工人队伍中存在的混乱状况进行了更加严厉的批评。在这个通告信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德国工人阶级政党内部混乱的主要根源，是各种“私人科学”给党和工人运动“造成了极度的混乱”，各种“私人科学”严重背离科学理论、无法给运动指明正确方向。1891年1月，《哥达纲领批判》公开发表后，1891年2月13日，李卜克内西在《前进报》以社论的形式发表了《马克思关于纲领的一封信》，公开回应《哥达纲领批判》，李卜克内西完全拒绝了马克思的批评与帮助，认为马克思错了。而后来的发展表明，不是马克思错了，而是李卜克内西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最终蜕变为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党内思想混乱和组织混乱是一个重要原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一状况，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整个欧洲工人阶级政党发展的一个缩影。后来，西欧工人阶级政党几乎全部被纳入资本主义框框之内即资本主义化，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大憾事。
第三，通过对错误思潮的坚决斗争，防范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被误导。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经常会受到错误思潮的干扰与破坏。马克思批判的错误思潮包括很多方面，马克思批判的重点是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出现的错误思潮，这些思潮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它们有各种形形色色的行动方案，但都不主张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这些思潮在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不可能起到积极作用，相反，它们产生的破坏影响是十分严重的。因此，马克思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各种错误思潮进行了坚决斗争，通过斗争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在《共产党宣言》的“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这一章，马克思、恩格斯集中批判了三种错误思潮，即“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深刻阐述了各种假社会主义思潮的实质和危害，为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划清各种假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界限提供了理论武器。
上述三种错误思潮的反动之处就在于，落后阶级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出发，共同主张阶级调和，反对通过阶级斗争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从方法论上讲，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这些错误思潮都无法把握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总是从一定的主观愿望和既得利益出发，不能把握一定社会存在的性质及其变化趋势，总是将特定的社会形态、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永恒化。我们对阶级社会的认识必须建立在对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科学把握上，否则，对人类社会、特别是阶级社会的观察必然陷入雾里看花的混乱状态。
梅林指出，“资产阶级历史家恨不得用他们的细小的大头针把马克思主义戳死，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1](P77)“可以理解”和“合乎情理”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现代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也就不足为奇了。”[3]( P1)社会主义运动不论在其高涨时期，还是在低谷时期，一切反动势力都会用尽全力扼杀社会主义，它们肯定不能阻挡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但是它们制造麻烦和障碍的意愿从来都很强烈，它们总是用尽一切办法来实现这种意愿。因此，“丢掉幻想，准备战斗”从来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学习马克思的实践品格正是实际斗争的需要，是掌握斗争本领的需要，是推进事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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