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育到就业：中国社会经历的两场焦虑

　　这几年，中国社会有两种声音格外突出：一边说，1200多万大学生毕业，成了社会的负担；另一边又叹息，900万新生儿太少。前者担心“人太多”，后者焦虑“人太少”。这两种看似矛盾的判断，其实揭开了同一层现实：我们的发展模式，正在卡在结构转型的关口上。

　　一、就业的困局：不是大学生太多，而是岗位太旧，2025年全国毕业生达到1222万，创下新纪录。就业压力的确前所未有，但原因并非“年轻人不肯吃苦”或“大学扩招过度”，而是经济结构与教育结构错位。

　　过去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投资带动基建、房地产，出口支撑制造业外向发展。

　　可如今，基建饱和、房地产降温，投资收益下降；出口又受到贸易保护和外部封锁。当投资与出口的动力减弱，经济自然要转向消费驱动。而消费的前提，是拥有足够数量的中产群体和稳定的高收入岗位。

　　问题在于，我们的教育在培养高学历人才，而产业却还停留在“世界工厂”的层面。工厂需要的是大量低技能劳动力，而不是本科、硕士；高学历岗位又增长缓慢，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吸纳能力有限。

　　于是，大量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无处安放，出现了“高学历、低薪资”“研究生抢社区岗”的现象。说他们“眼高手低”并不公平，本质上是社会没有为他们提供匹配的舞台。不是大学生太多，而是岗位太旧。这才是“就业难”的根源。

　　二、生育的焦虑：不是不想生，而是不敢生

　　另一个焦虑来自生育率。

　　从“全面二孩”到“鼓励三孩”，政策放得越来越松，但出生人数却一年比一年少，去年已跌破900万。很多评论把责任归咎于年轻人“自私”“不愿担当”，甚至上升到“对国家不负责任”的高度。

　　然而，只要看看现实的账本，就知道问题不在“愿不愿”，而在生活成本。

　　房价高企、教育负担沉重、育儿支持不足、职场歧视仍在。在这样的环境下，生育意味着巨大的个人代价。年轻人不是不想要孩子，而是害怕孩子未来重蹈自己的焦虑：从幼儿园的竞争，到高考的内卷，再到大学文凭贬值、就业无门。当一个社会无法提供可预期的生活和尊严的保障，生育意愿的下滑就不难理解。

　　而且，许多官方讨论仍停留在“人口数量”的层面，却忽视了“人口质量”与“人的尊严”。如果新生的孩子长大后依旧只能在996中挣扎，被当作可替代的劳动力，那么即使数量回升，也难言希望。一个真正健康的社会，不仅要有人口，更要有人——有自由、有安全感、有创造力的人。

　　三、就业与生育，看似一个是经济问题，一个是社会问题，但二者本质上是连在一起的。

　　当就业稳定、收入体面、生活可预期，人们自然愿意结婚、生子；反之，当工作不稳、生活压力过重，生育率下降也就成了必然结果。

　　就业难和生育难的共同根源，是社会把人当作“工具”，而不是“目的”。我们追求效率、增长，却常常忽视了个体的幸福感。如果年轻人对未来没有信心，再多的政策刺激也无济于事。真正的出路，不在于催生、催就，而在于重建生活的希望。

　　四、改变的方向：五个现实建议

　　1. 推动产业升级。

　　要创造能容纳高学历群体的岗位，必须发展高附加值产业、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就业结构不变，教育改革也难有实效。

　　2. 改革教育布局。

　　对长期就业率偏低的专业进行调整或淘汰，增加技术型、实践型学科。让教育真正与社会需求对接。

　　3. 优化区域就业。

　　提供中西部就业补贴、住房与社保支持，减轻大城市的过度拥挤，激活地方的人才潜能。

　　4. 降低生育成本。

　　政府可通过住房减税、公租房优先、托育补贴、打击天价彩礼、反对职场性别歧视等方式，让养育变得可承受。

　　5. 改善工作环境。

　　严格落实劳动法，整治过度加班，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当工作更有尊严，人们自然有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五、结语：让人有尊严地活着。如果1200万大学生能找到体面的岗位，他们不是负担，而是国家的动力；如果900万新生儿能在公平、安全的社会中成长，他们不是危机，而是希望。就业和生育，其实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一个社会，能不能让人活得有尊严？

　　当年轻人不再害怕未来，不再被迫在“生”与“不生”、“干”与“不干”之间挣扎，当他们相信努力有回报、生活有希望——那才是国家真正走向复兴的标志。

　　【文/青荷，作者原创投稿，授权188金宝搏体育官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