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河市“去红令”暴露出“土皇帝”一言堂之巨大危害 - 网友杂谈

　　最近，河北省三河市的一纸“去红令””，搅动了全国舆论。原本普通的城市管理，因强制要求商户拆除红、蓝、黑三色招牌，甚至将医院、公安部门的红色标识改为白色或绿色，演变成一场关于权力失控的全民讨论。这场“颜色革命”背后，不仅暴露了个别地方官员、特别是地方大员，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和民意之上的乱象，更折射出“一把手”权力膨胀的深重危害。

　　我们暂且把三河市的这场“颜色革命”的政治图谋放在一边不议，仅就此事件背后的权力任性来看，三河市的地方大员已经看不到一点人民公仆的模样了，简直就是一尊活生生的“土皇帝”了。

　　在该市市场监管局流出的会议视频中，其负责人直言：“书记说要打造学院风、国际化，红色代表火，蓝色太俗。”

　　我操！书记的个人“审美”竟然就在书记“拈花一笑”间，就成了该市所向披靡的行政命令！这样的书记，这不是“土皇帝”又是什么呢？

　　既然是“土皇帝”，那就一定会抖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皇威。皇权所至，见神杀神，见佛杀佛。这样一来，老百姓可就倒了大霉。

　　你看，三河市的火锅店老板张建国面对被强拆的红色招牌不就一脸无奈么？他说：“我这‘红火火锅’用了二十年，现在说红色让人亢奋，必须改成暗绿色。改门头花了两万块，抵得上三个月利润。”

　　对于张建国这样的人，除了无奈又能咋的？书记捏死你“张建国”，就像捏死一只蚂蚁。所有商铺招牌与书记“审美”不一致的，统统都让你们成为“张建国”。

　　不但三河市的老百姓成了书记逞皇威的“臣民”，只能顺从书记，不可反抗书记，三河市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也都是书记“胯下之骑”，在书记面前，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服从。医院急诊的红色十字标识、公安部门的警徽都被要求“去红”。在三河市，只能认书记，行业规范，法律法规统统不能认。

　　“土皇帝”比真皇帝还要厉害！这决不是什么夸张！

　　你以为就只有三河市有“土皇帝”么？那就错了！

　　据报道，全国各地，“土皇帝”现象多了去了，区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江苏某县要求全县商铺统一使用金色招牌，理由是“金色象征财富”；西南某市“创建文明城市”，强令拆除所有霓虹灯箱。等等“土皇帝”现象，俯身可拾。

　　总之，“书记的话就是圣旨”，书记的个人偏好就是当地的“法”，谁若不从，定斩不赦。

　　权力异化触目惊心！党的民主集中制，根本要求是“集体领导、民主决策”，而在“土皇帝”那里，变成了“书记定调、班子举手”。河南某落马县委书记在忏悔书中写道：“开常委会时，我咳嗽一声，会场就鸦雀无声。时间久了，真觉得自己不会犯错。”

　　这种绝对权力的成因尽管十分复杂，但制度因素却不难发现。现行体制下，书记同时担任地方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等多套班子的核心，掌控人事任免、财政审批、考核评价等核心权力，如此一来，当监督机制失灵时，本应相互制衡的“四套班子”就会沦为“书记办公会”的延伸，书记不想成为一言九鼎的“土皇帝”都难。

　　特别需要重视的是，“土皇帝”异化正在产生“破窗效应”。比如，山东某镇党委书记模仿上级做法，强推“白墙运动”，将村民自建房的彩色外墙统一刷白，美其名曰“乡村美学改造”。当记者问其政策依据时，镇党委书记说：“县长要求县城这么干，我们乡镇当然要跟上。”

　　这种层层加码的“效忠竞赛”，使得荒诞政策向下不断复制，不但劳民伤财，也严重损伤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严重动摇党的执政根基。若不猛踩刹车，用不了多久，是要亡党亡国的。

　　面对“土皇帝”现象，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的监督机制不是都在吗？我们的监督机制为何会集体失灵？

　　是的，但凡“土皇帝”横行的地方，这个地方的监督机制都会集体沉默。三河去红令从政策出台到网络曝光长达三个月间，市人大未曾启动专项监督，政协未组织民主协商，司法部门对商户的行政诉讼申请置之不理。三河市“去红令事件”是这样，所有的“土皇帝”横行的地方全都是这样。

　　既然不是个案，那就要查找这种系统性失语的原因。

　　某省纪委内部报告指出：对“一把手”的监督存在“三怕”——同级纪委怕得罪人、上级监督怕影响稳定、群众监督怕遭报复。应该说，他们的这一观点，道出了实情。

　　当权力监督变成“下级监督不敢、同级监督不愿、上级监督不到”时，再完善的制度设计都可能沦为纸面文章。

　　舆论监督的困境同样凸显。三河商户李女士回忆：“我们打过市长热线、找过电视台，但得到的回复都是‘按上级要求执行’”。直到短视频平台上的曝光引发舆情海啸，事件才出现转机。这种“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治理逻辑，不仅消耗政府公信力，更助长了“捂盖子”思维。

　　由此一来，一旦“土皇帝”坐上了龙椅，我党最大的制度优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便成了“土皇帝”的新衣。在这件权力新衣的乔装打扮下，“坚持党的领导”成了“服从‘土皇帝’个人领导”，“两个维护”成了“维护‘土皇帝’权威”。

　　于是，群众的诉求，甚至体制内的访求，正常渠道不畅通了，取而代之的是“抖音成了开封府，网络成了包青天”。共产党的治下，竟然会有如此滑天下之大稽的现象，悲催！

　　这一现象的缘由，我们比较认同某党校教授分析。他说，权力失衡源于三个结构性矛盾：

　　“三权集中”困局——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集中于书记；

　　“党管干部”异化——干部选拔变成“书记点将”；

　　“属地管理”扭曲——责任制演变为“书记责任制”。

　　当这三个环节失去制衡，再小的“一把手”都可能成为“土皇帝”。云南某州委书记将全州85%的工程项目指定给特定企业，江西某市委书记让妻子担任市发改委主任……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表明，失去约束的“一把手”权力，完全可能架空集体领导制度。

　　“土皇帝”一言堂是权力任性的产物，那么，把权力关进笼子，就成了破解“土皇帝”一言堂困局之必然政治逻辑，这就需要着力从多维度进行大刀阔斧地制度革新。我们认为，这么几大块工作应该落实到位，抓紧进行。

　　一是重构权力运行机制。要将决策、执行、监督部门完全分离，“一把手”的权力清单必须明细，重大项目必须经法律顾问、群众代表、专家三方论证，不得单独决策；包括基层纪检干部在内的任何人，一旦发现书记违规可直接向上级纪委专网报送。

　　二是激活监督体系。要完善事前、事中、事后监督体制机制，要广开监督举报渠道，特别是要重奖举报者。要实现体制内监督与群众监督的同步，形成体制内外的监督合力。要建立常态化的监督反馈机制，定期公开监督结果，让群众了解监督的进展和成效，增强监督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搭建智能化监督平台，实现监督数据的实时采集和分析，提高监督的精准性和效率。要注重柔性引导，鼓励自查自纠，营造主动接受监督、自觉整改问题的良好氛围。对于主动发现问题并积极整改的单位或个人，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或激励，形成监督的正向循环。

　　三是要夯实法治根基。所有政策出台前，都必须经第三方机构合法性审查，都必须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所有的决策都要终身追责。

　　建议引入“双盲评审”机制，由随机抽选的法学专家和人工智能系统同步开展独立评估，当两者结论差异超过一定百分比时（视具体事项而定），即自动触发复核程序，并重新组织评审。群众意见征集应当突破传统听证会模式，可以运用区块链技术建立“立法意见池”，每位公民都能通过数字身份随时提交建议，系统自动生成可视化舆情图谱供决策参考。

　　追责机制则要建立“决策DNA”档案库，运用大数据技术对每项政策的制定过程进行全要素标记，包括参与人员的思维轨迹、数据来源可信度、反对意见权重等维度等等。当政策实施出现偏差时，可通过智能算法快速定位程序漏洞与责任边界。同时设立“法治健康指数”动态监测体系，对各部门的决策质量进行季度“体检”，指标包括行政诉讼败诉率、复议纠正率、群众满意度等核心数据。

　　在基层治理层面，要构建“法治神经末梢”工程，为每个社区配备具备法律AI辅助系统的调解机器人，实时对接司法大数据平台。当发现群体性矛盾风险时，系统自动生成包含类案裁判要点的处置预案。通过这样的现代科技深度嵌入法治建设各环节的方式，真正实现“制度设计无死角、权力运行全留痕、责任追溯可闭环”的治理新格局。

　　五是要落实党的民主生活制度。“三会一课”制度这些好传统不能丢。要在“实”字上下功夫。各级党组织应当创新方式方法，避免形式化、走过场。比如在组织生活会前，可以通过问卷调查、个别谈话等方式广泛征求意见，找准突出问题；会中要营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民主氛围，领导干部要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后要建立问题整改台账，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限，确保整改落实到位。

　　同时，要注重提升“三会一课”质量。可以结合工作实际，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运用新媒体技术增强学习效果。党课内容要贴近党员思想实际，避免照本宣科。可以邀请优秀党员现身说法，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支部委员会要聚焦中心工作，把党建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防止"两张皮"现象。

　　此外，要建立健全考核评价机制。将民主生活会质量纳入党建工作考核，通过随机抽查、列席指导等方式加强督促检查。对搞形式、走过场的要严肃批评教育，对成效突出的要总结推广经验。通过常态化、规范化的组织生活，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地方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五是严格干部任用特别是一把手任用政审关。不可以走过场，要量化打分，突出干部的德才兼备。努力铲除“土皇帝”的生存土壤。

　　中国自古有“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政治智慧。新时代背景下，地方官员、特别是地方大员的能力作风，关系着治国理政的根基。

　　三河事件给全国敲响警钟：一个地方一旦出现了可以随意决定千万人生活中的色彩的“土皇帝”时，就一定会背离党的群众路线，破坏党的执政根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其核心要义就在于打破“替民做主”的惯性思维。其要求就在不是用权力涂抹一方，而是让人民自己执起画笔。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我们需要清醒认识到，防止“一把手”变成“一霸手”，不仅是反腐败斗争的需要，更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唯有将制度优势真正转化为治理效能，让每个环节的监督都带电运行，才能避免三河式的闹剧重演，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本文来自作者投稿，首发于“上官茂华A”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