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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京:摘抄南怀瑾批评王阳明

2025-10-16 08:54:34  来源: 《參閱文稿》No.2025~13   作者:黄晓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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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黄晓京

  摘自《參閱文稿》No.2025~13何以摘抄南怀瑾批评王阳明?有个缘起,要交待一下。

  多年前,1990年代末的香港,王小强兄引荐,第二次去拜望南老师。正值美日经贸摩擦激烈之时,老师问及日本现状,提及桥本龙太郎首相(1996~98年),我滞留日本多年,谈了一些日本观察,涉及明治维新和日本阳明学。读了南老师一些著述,他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己任,融汇道释儒三教的古典和佛经,经史合参,讲学授徒,颇有古贤之风。遥想王阳明当年之讲学,及明治日本阳明学者吉田松阴(1830~59年)的培养一代维新人物,我妄议一句说,老师啊,您或在接续500年前的王阳明。南老师听后神情微妙,呵呵一笑;在场的小强兄当即批评,你说什么哪,王阳明?老师一辈子批评王阳明!

  当头棒喝。这个妄议成了我的一个心结,南老师往生之后,发愿还债,重读南怀瑾。小强兄曾多次批评,只有你一个,敢在南老师面前谈王阳明,当着那么多人,你欠了老师一笔债,我看你怎么还!老友之责,自惭不已;很想还债,学养不足。读过《原本大学微言》,但并没有理解何以清末民初的重拾阳明学“形成一代的悲剧”?

  沿着日本“两种阳明学”之说和“周边的中国”的问题意识,试图写一篇考略文字,终究不得要领。小强兄建议,写不出文章来还债,把南老师评论王阳明的文字整理出来,也算是你对妄议南怀瑾的一个交待。他的意见是对的。这就是摘抄南怀瑾批评王阳明的缘起。

  清末民初,梁任公、孙中山、蒋中正曾居日多年。蒋氏在几次讲话之中均有载,说他当年留日时,因见日本人多阅读《传习录》,故尽其财力买了不少日本阳明学之著作。南老师深知其经纬。国内有学者认为,明治维新有赖阳明学只是一个传说,从那一代的史实来看似非只是传说而已。1906~08年蒋氏两次留日,初学日语后入振武学堂,受到明治风潮影响,重视阳明学,并在中国推而广之,其立场至晚年未变。阳明学者安冈正笃(1898~1983年)战后成为自民党的教祖,更与蒋氏渊源甚深。

  天理和人欲,人世间永恒的问题。王阳明归之于“心学”并以“心即理”统摄之。岛田虔次认为阳明学有启蒙性:“从王阳明到黄宗羲顾炎武等的思想史,是路德的、洛克的、卢梭的思想。”因其肯定市民社会的四民同道,天理和人欲不再对立;沟口雄三认为阳明学具现代性,李卓吾、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继承之,发展出中国的人本主义。此事不确。明末的顾、黄、王不在王学系统,且开山朴学实学。顾炎武《日知录》有录:“古有好学,不闻好心,心学二字六经孔孟所不道。”王学其特色引禅入儒。南老师说:“明儒王阳明,远绍陆象山心法,世称其已近于禅,其著名的四句教,为毕生学术思想中心至有以之与禅宗心法并提者,实则大误。”“经明武宗而到万历,王学大行,末流所及,弊漏百出,终至有‘圣人满街走,贤人多于狗’之讥。理学到此,已势成强弩之末,也与禅宗一样,都有等分齐衰之慨了。”

  现代学人评论曰:“阳明身前身后已成显学,门派众多,兴盛在士人群体之中,一部分演变成一种狂妄自大甚至虚妄。那个时代是一个繁荣的时代,也是一个堕落时代,甚至是士人的集体堕落。”在摘抄中发现,南老师认为,阳明“心学”和“良知”之说,并非孔孟真传;孟子非只强调知善恶,讲的是“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内涵有中国文化的智慧,南老师认为,“大智若愚”为老子的密宗,这句话也一样,或可称为孟子的密宗。

  阳明引禅入儒,人称“禅的儒学”,有人称他是“孔门大乘”。禅宗大德常在夜间得悟,慧能三鼓入室,五祖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阳明也是忽中夜大悟。阳明从禅上悟,南老师从禅上批:“我说他没有大彻大悟,没有见道。他参禅破了第六意识,分别心不起了,第七识影子都没摸到,第八识更谈不上。换句话说,参禅他破了初关了,什么是重关也不懂,更谈不上破末后牢关。我当年公开批评他时,那是很严重很危险的,因为当时蒋介石委员长,他提倡的是王学。”南老师常讲:“学佛乃大丈夫事,非帝王将相所能为。”见道难,修道难,证道更难,何况我这等门外汉。

  摘抄南怀瑾批评王阳明是对当年妄议的反思,更为了重温南老师之教。摘抄文字的一部分是小强兄的笔记,他对我的妄议有荐者的连带责任,他对我的摘录稿也多次审阅教正,感谢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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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大学微言》

  公元16世纪的初叶,在中国文化史或哲学史上产生了一位名人王阳明,他本名王守仁,儒家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他在明代历史上的事功,是以平定江西宁王“宸濠之乱”而出名。但在文化哲学史上,他是以“知行合一”的学说,影响当时和后世。最为突出的,就是东方的日本,在19到20世纪之间明治维新的成功,便是接受阳明学说的成果。因明治维新的影响,当清末民初中国一般留学日本的学生,回国以后,重新捡起阳明之学,作为革命救国的张本,提倡研读王阳明的《传习录》,乃至阳明的治兵语录,和曾国藩的家书等做典范,俨然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期的作风,用来抗衡由西方输入的各种文化思想潮流,形成一代的悲剧,为现代历史增添了太大的不幸。

  王阳明学说的由来,开始也和南北宋时期一般儒家的理学家们相同,也是为了追求形而上道和入世致用之学相结合,先是由道家和佛家的一般学理入手,而且努力参禅静坐,曾经发生有遇事先知的功能。但他却能自知,神通妙用的特异功能还不是道。因此退而反求儒家的经学,别有深入之处。恰好碰着在仕途上和当权的宦官刘瑾结怨,被贬到贵州的龙场驿以后,更有进益。总之,他后来心性学养的成就,如照朱熹所主张的道问学,和陆象山所主张的尊德性来讲,他也是以尊德性为本。而且更与朱、陆不同之处,他在尊德性入道的同时,又特别强调以事功的实践,与即知即行的良知良能相契合。实际上,王阳明的学问造诣,是由禅入儒,引儒入禅相结合,比宋儒朱熹的见地,实在别有胜处。他是极力反对朱熹的四书章句之说,认为朱注的章句,其祸害尤甚于洪水猛兽。因此,与当时宗奉朱熹学说,崇拜程朱学派的人,俨然对立。好在他有平宁王之乱的一段事功,震撼朝野,所以他在当时程朱学派的天下中,还能立足,这也是并非偶然的事。

  如果我们把明武宗时期和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儒家理学的时期,和西方欧洲历史文化作一对照,那也正是公元1517~61年之间,德国人马丁·路德开始从事宗教革命的同一时代。除此之外,也正是西方在这一时期(16世纪)历史文化上开始转运的阶段,如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生;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倡太阳中心及地动学说;维斯浦奇发现南美洲东岸;哥伦布发现中美洲;麦哲伦远航周游世界一周成功;葡萄牙人到了广东租澳门为通商地,为近世欧洲人到中国的开始;葡萄牙人又到日本的种子岛,首先掌握了东洋的贸易权;西班牙人征服了墨西哥;英国女王玛利登位,禁信耶稣教,接着是女王伊丽莎白即位,厉行新教;德国开宗教会议,重许信教自由,新旧教之争结束;法国新旧教开始战争。西方的欧洲,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这些等等事故,和我们虽然还远隔重洋,说是没有关系,却是很有关系,所以也在此顺便提起大家的注意。

  至于明朝在武宗时期,因有王阳明的学说出现以后,同时也影响了道家和佛家出家的和尚、道士,也有向王阳明参禅学道的出家人。王阳明虽然不像宋儒那样,左批佛,右批道,但对佛道两方,多少也有微言。不过,他和宋儒理学家相同,对性命之理,人生的生命之学,仍有存疑。他在晚年又研究道家的外丹,或者为证长生,结果因为服食信石中毒而殁。

  《论语别裁》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讲到孔子对于当时及其前后时代人物的评论。这个人物的评论,包括了如何作学问与整体的文化精神。

  什么是谥法?简单一句话,就是一个人死后的定论。这是一件很慎重的事,只有中国历史文化才有的,连皇帝都逃不过谥法的褒贬。我们要晓得,这一点便是中国文化春秋大义的精神所在,同时更应该使下一代记取这具深义的特点。中国古代做皇帝、做官的最怕这个谥法,怕他死后留下万世的骂名,甚至连累子孙抬不起头。因此他们为国家做事情,要想争取的是万世之名,不愿死后替子孙留下臭名,更不愿在历史上留个骂名。这个就叫谥法——也就是死后的一字之定评。皇帝死了就由大臣集议,或史官作评语,像汉朝的文帝、武帝,称谓“文”、“武”,都是谥法给他们的“谥号”。“哀帝”就惨了,汉朝最后那个帝为“献”帝,也含有奉献给别人,送上去的悲哀。可见这个谥法很厉害。王阳明,是他本人的号,后来加谥为“文成”。曾国藩,后人称他曾文正公,“文正”两字是清朝给他的谥号。死后的评语够得上称为“文成”、“文正”的,上下五千年历史,纵横十万里国土,虽然有几亿的人口,其中却数不出几个人,最多一二十人而已。这是中国文化中谥法的谨严。所以中国人做官也好,做事也好,他的精神目标,是要对后代负责;不但对这一辈子要负责任,对后世仍旧要负责任。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这是孔子对于高级干部、领导者,乃至为人事业伙伴者所说的话。孔子在这里有大臣与具臣的分别。中国历史上的高级干部,归纳起来大概有这几种特称:名臣、大臣、忠臣、奸臣、贤臣、佞臣,加上《论语》中孔子思想的具臣等等。这也就是中国文化历史上国家高级干部的标准。作历史上一个名臣,真是谈何容易?几千年来,名垂青史,只有诸葛亮、王阳明、曾国藩等可数的若干人而已。他们都是名臣,有名望。有些还不一定就是大臣,如范仲淹等等,可称得上是国家大臣,这更不多了。其他忠臣、奸臣、佞臣等的意思大家都知道的。至于“具臣”,只是够得上做个具员而已。我们知道在历史上留名实在不容易!中国历史,自然有个规格,不管当时权势有多大,最后这笔账是算得很公平的。像清朝皇帝下命令,修明朝的历史,而明朝许多大臣,最后投降满清的,仍然把他们定格为“二臣”。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那么这段书什么意思呢?我们引用别家的故事,来解释这个问题。我们中国文学中有“闻木樨香否?”这故事。木樨是桂花的一种。这是宋代文学家黄山谷的故事,他是学禅的,他老师就是宋代有名的晦堂禅师。因为禅宗大师们的教育方法,是不立文字不用言语的,黄山谷跟他多年,似乎并无所得。有一天就问老师有没有什么巧妙的方法,露一点消息,露一点缝给他钻一钻,让他钻进去。晦堂就问他念过《论语》没有?这句话现在问年轻人不算稀奇,在当时来问黄山谷这样的人是很不客气的,很难堪的,因为古人考功名的本钱就是四书五经,都能背诵的,晦堂还问他念过没有,这给黄山谷的刺激是很大的。黄山谷答道:“当然念过!”晦堂说,你念过《论语》,其中有:“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孔子说的话你懂吗?晦堂大师引用了这句话,就等于说我随时随地都在教你,你自己不懂,有什么办法?黄山谷还是茫然不懂。

  后来有一天,黄山谷站在老师的旁边,晦堂这位老和尚看他在身侧,摆一摆袖子,就径自往山门外走去。这时正是秋天,一路上桂花盛开,晦堂像是赏花去了,黄山谷也莫名其妙,只好在后面跟着走,晦堂故作不知的样子,走了一阵以后,回过头来问黄山谷:“闻木樨香否?”黄山谷答道:“闻。”这时晦堂就瞪着眼睛告诉他:“二三子,吾无隐乎尔。”据说黄山谷因此恍然有所悟而入了道。就是后来理学家说的,悟到了那个心性的本源。这是有名的一段禅话。事实上黄山谷的修养、诗名都很高,他与苏东坡他们几个人都蛮可怜的,遭遇王安石的种种打击,后来被贬谪到贵州的一个乡下,相当现在的区公所小干事。在古代被贬谪的大官,还要被人押解去报到,等于半个犯人,起居不自由,生活是很苦的。他在被解送的路上,才和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一样,真懂了晦堂老师的话,因此对于所遭受政治上的打击、环境上的打击、生活上的痛苦,都能处之泰然,还在那里对地方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

  《孟子》盡心、公孫丑

  ……

  《禅宗与道家》

  ……

  《亦新亦旧的一代》

  ……

  《中国文化泛言》

  第六个五百年,就是由宋儒朱熹、陆象山开始,经历元、明而到王阳明理学的权威时期。朱熹生在建炎四年(1130年),卒于庆元六年(1200年)陆象山生于绍兴九年(1139年),卒于绍熙三年(1192年)。朱熹的“道问学”和“集义所生”的宗旨,和陆象山的“尊德性”而直指心性,不重视支离破碎的探索,便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有名的朱、陆思想异同之争的一重学案。到了明代宪宗成化、嘉靖之间(1472~1528年间),王阳明理学的思想大行,从此之后,中国文化思想的邻域,大半都是陆、王的思想。

  由此经明武宗而到万历,王学大行,末流所及,弊漏百出,终至有“圣人满街走,贤人多于狗”之讥。理学到此,已势成强弩之末,也与禅宗一样,都有等分齐衰之慨了。

  《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

  ……

  《我说参同契》

  这个就又要扯上明朝的大儒王阳明了,他同朱熹对中国文化影响都非常之大。不过他同朱熹的路线相反,是走陆象山这个学派的路线,而且佛道两家他都学过,在他的传记里都有,能够未卜先知,不过后来他放弃了。为什么放弃?也就是书读多了,官做大了,“道”就不容易修成功了。王阳明虽然最后放弃了学道,可是也吹了一句大话,他说道家也不必修,在那里练气功打坐,上通下来,下通上去,一天时间都浪费了,王阳明认为那是“搬弄精神”。

  但是我们再仔细看看王阳明这一句话,他承认人的生命里有一个东西叫作精神,他至少承认这一点。我们常常听到有恭维人精神不死——精神是什么东西?精神是不是一个真东西?这是个问题!如果是真东西的话,就可以把握回来,把握回来就叫作人元丹。王阳明后来为什么能够搬弄精神而不搬了?…刚才讲到王阳明这个理学家,他也学过佛,学过道,打坐功夫很好。学佛走的是天台宗止观这个路线,修道家走的是哪一派的丹法,没有资料可查。有一点在他传记里记载,当时有个道人叫蔡蓬头,蓬头是外号。…这个人道行很高,王阳明曾经专门去山中的道观拜访他。蔡蓬头站在道观的山门外面,王阳明老远就跪下向他磕头,这个蔡蓬头居然拂袖而去,袖子一甩进山门去了。王阳明赶快站起来,跟他走进道观大殿。…

  这个蔡蓬头当时走进大殿,在“三清”面前一站,不理这个王阳明。王阳明一上大殿,又跪下来磕头,蔡蓬头又拂袖而去,向后面上了一个假山的亭子,王阳明跟到亭子上,又磕头。蔡蓬头回头看看他,对他说,你呀!前庭后堂拜了我三次,“礼虽隆”,你这个礼貌很隆重了,“终不离官气”,他说你不能修道,功名还有份,将来官做的大,事业好。

  我们读书看道书,看到这个地方不要轻易放过去。一个人的习气是很难改变的,修道的人自然有修道人的习气。…王阳明虽前庭后堂三拜紧跟,蔡蓬头接着掉头又走,王阳明又跟在后面跟,但却找不到人了。

  ……

  《禪與生命的認知初講》

  ……

  《禅海蠡测》

  儒者论心性之学,原非所尚,纪昀论之甚力。宋代理学,统由禅宗蜕变而来。…复次,明代大儒如王阳明,亦初学佛法天台止观,且曾于定中得相似神通,后复失之。又三度求道于道人蔡蓬头,不遂而罢。终成一代儒宗。…

  宋明诸儒,固皆出入佛老,尤多取自禅宗,而复排斥之者。而究之取者或为糟粕,舍者皆为精华,其见地诚多罅漏!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评之甚当。万有文库《清代学术概论》三中有云:

  唐代佛学极倡之后,宋儒采之,以建设一种“儒表佛里”的新哲学;至明而全盛。此派新哲学,在历史上有极大之价值,自无待言。顾吾辈所最不慊者,其一:既采取佛说而损益之,何可讳其所自出,而反加以丑诋?其二:所创新派,既非孔孟本来面目,何必附其名而淆其实?是故吾于宋明之学,认其独到且有益之处确不少;但对于建设表示之形式,不能曲怒;谓其诬孔,且诬佛,而并以自诬也。明王守仁为兹派晚出之杰,而其中次习气也亦更甚;…明故晚明狂禅一派,至于“满街皆是圣人,”“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道德且堕落极矣。…故晚明理学之弊,恰如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之景教。。

  明儒王阳明,远绍陆象山心法,世称其已近于禅,其著名之四句教,为毕生学术思想中心,至有以之与禅宗心法并提者,实则大误。四句教云:“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为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若心之体,本无善恶,则此体为一废物,意动而忽生善恶,此善恶之来,纯出无根,而其于心体两不相关,何须为善去恶;为善去恶又与心之体有何关系?纵不为善去恶,心之体亦自无善无恶也,此其误一。心既有体,在善恶之意未动以前,非绝无善恶,为潜伏于体中耳;此心可称之曰性善,亦可称之曰性恶;因善恶两俱潜伏。如心之体,在意未动前,是净明无过;则应准《大学》之义称之曰“至善”;否则当用《荀子》之意,称之曰“本恶”;何得言无善无恶。无与有乃相对意义,各代表绝对之辞;天下之无,何能生有,既认有心之体,而云无善无恶;于辩正名辞上,不免过失;不若以“无”易为“非”之为有当矣,此其误二。四句教中,为学得力处,只是一个“知”字;“良知”得辨其善恶,是以用为善去恶工夫,返此动意之初;如返之于无,则终成一个废物,明此心性何用?最不解者,此“知”之一字,又从何处生起?“良知”若从心体自生,心体绝非无物,“良知”若从外来,于心体绝无交涉;况此一知者,为是意动,为非意动?若为意动,落在善恶中矣;若非意动,“知”之一字,即为心之体,何云无善无恶为心之体,此其误三。阳明以一代儒宗,其四句教纲领,大误如此,世不之察,推为心性理学之极则,殊为识者所惜!儒师针石老人者,尝为文辩之,论说颇当。大慧杲禅师有言曰:

  而今学者,往往以仁义礼智信为学,以格物致知一以贯之之类为道;只管如博谜子相似;又如众盲摸象,各说异端。释不云呼!以思维心测度如来圆觉境界,如取萤火,烧须弥山,临生死祸福之际,却不得力,盖由此也。杨子曰:学者所言复性,性即道也。黄面老子云:性成无上道。…所以云:仁义礼智信,在性不在人也;贤愚顺背在人,而不在性也。…所以云:为学为道一也。

  儒者之见,若能进而体会于善恶、心物、理气之外,打破漆桶,则知佛出世入世之言,与乎心性“修齐治平”之道,悉在其中,何被滞于化迹,析虚空为两橛哉!

  《答问青壮年参禅者》

  杨仁山居士的父亲,跟曾国藩是同学,这个一讲一百多年了。那个时候洋文化来了,杨仁山居士的父亲就推荐自己的儿子去找曾国藩。…曾国藩看到杨仁山说,你跟我儿子一起到国外去吧。…

  他到了英国以后,才接触到佛学,在国内反而是不学佛的,而且反对佛教。后来一路跟随曾纪泽(曾国藩的儿子)转到了日本,日本那个时候,正流行中国的学问。这里告诉出家同学们,一定要注意,日本的明治维新,是靠中国什么学问呢?王阳明的学问。王阳明是明朝儒家里头的禅宗,是最了不起的,中国文化叫“王学”。日本当时也推翻了旧的文化,接受新的文化,他们之所以有今天,用的是“王学”起家的。

  现在讲到王阳明,中间岔过来是要大家注意。王阳明年轻时也学佛;究竟是参禅,还是修天台宗什么的,不知道,总归他学佛,也学道家的。他静坐得比我们一般出家的好多了,坐得有了眼通;他的朋友要来看他,半个月以前他就知道了,时候一到,他就去几里外等这个朋友。

  “哎,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来接你啊。”

  “你怎么知道我会来?”

  “我早就知道你今天会来。”

  他常玩这个本事,道家、禅都玩得很好。最后忽然不玩了,他说,玩这些本事,只是自己“玩弄精神”而已。他是走禅宗明心见性的路线开始,最后他用儒家的话,讲心性之学。

  这个事情你们要特别注意,直到现在王学还影响中国,影响东方也非常大。所以到了明朝末年,很多和尚是跟着王阳明学禅的,就是所谓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王阳明学问的重点是“即知即行,知行合一”,意思是说,我们能知之性,有个思想,有个知道,见闻觉知就是心。知道那个对的就该去做,不需要有分别去考虑,即知即行。日本人采用了他知行合一这个原则,融合了西方、东方文化,才有了明治维新,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因为时间关系,我只做简单的介绍,王学还有个道理的,你们这几位大师们,要特别注意啊!你听了这个王学,将来接引知识分子、学者,你们就有本事啦!不然你讲到禅宗,一提王学,什么都不知道,那不行的啊!尤其你们年轻学白话教育出来的,这些都不知道,那是不可以的。

  你们学禅,要参考王阳明的四句教,头两句:“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第三句话:“知善知恶是良知”,这个良知良能,是《孟子》里头提出来的。譬如我们的知性,大家今天坐在这里盘腿,自己知道在盘腿,现在听到了记录,是自己的知性。第四句话:“为善去恶是格物”,做人是为善去恶,是戒律。这四句教是王阳明学说的主旨,你看他学过禅没有?当然学过禅!对禅很清楚啊。

  我现在又岔过来,跳了三四岔了。可是后来我在教这个课的时候,反对王阳明,批评他了;我说他没有大彻大悟,没有见道。他参禅破了第六意识,分别心不起了,第七识影子都没摸到,第八识更谈不上。换句话说,参禅他破了初关了,什么是重关也不懂,更谈不上破末后牢关。

  我当年公开批评他时,那是很严重很危险的,因为当时蒋介石委员长,他提倡的是王学,他是校长,我是教官,我上课公开讲王阳明不对,讲他没有彻底悟道,但我讲出了理由。

  “无善无恶心之体”是根据六祖慧能来的,你们都知道那句话吧?慧能大师不是拿着衣钵,回到广东岭南吗?我请问你们知不知道?你知道就点头,免得我费事嘛!不知道我就补充一下,不要客气,我们是讨论,随便谈话,都知道就不要解释是吧?当时六祖接引那个什么人?(答:惠明禅师)对了!这样讲话就痛快了,不要那么严肃。

  惠明看到六祖,六祖说:“你为了衣钵,你拿啊!”他拿不动,这一下他就傻了。“师父啊,我不是为衣钵而来,是为法而来。”哦!既然为法而来,他就说法接引他。你们都看过《六祖坛经》吗?(答:看过。)下面怎么记载的?这考问你们了。古道师已经告诉过你们,我讲课随时出问答题的啊!不是光讲光听的。

  他说:“上座啊!”客气话,就是说法师啊!等于你们跟我对话,尤其学禅宗,读语录,完全变成对话就对了,像演电影一样,当场表演的,不是讲空话。你们一个人站出来,我就冒充六祖,你们冒充惠明。六祖说:“不思善,不思恶。”现在你什么都不要想,好的不想,坏的不想,一切都不想。六祖教他这样做,当然惠明照这样做了一下,他真的办到了。“正与么时”就是这个时候,用福建广东话就是“咁样”的时候,正是什么都不想,一切都放下了,这个时候,“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哪一个是你的本来面目?因此惠明禅师开悟了。这个“哪个”就是疑情,是问号;可是一般后世学禅的看了《坛经》都看成是肯定的句子。以为六祖说,你不思善,不思恶,正这个时候,“那个”就是你本来面目。那是错了!以为修到最后没有分别心,没有妄想,不思善不思恶,达到这样就悟道了,完全错了。六祖原文没有这样讲,是不是?你们都看过嘛!

  王阳明第一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我说他错了,他没有彻底的开悟,只见到一点清净,你们打坐的时候都碰到过的;就是坐得好的时候,没有妄想,也没有想什么,可是都明白,清清楚楚的,好像这个是对了,不过你们不敢承认而已,对不对?好像那个稀饭煮得很稀,一端来“嘘嘘”一吹,米浆吹开了,看到里头有几颗米,这比方叫做“吹汤见米”,你听懂吗?好像把分别心打开了,咦咦!咦咦!很清净,就是这个。

  这是第六意识分别妄想不起了,可是那个清净也只是心的一面啊!大家看《六祖坛经》学禅的,同王阳明一样认清净心就是本体心,都走了这个错路,所以我说王阳明错了。“无善无恶心之体,”认为心性的本体,就是无善无恶,这个是什么佛啊?只能叫糊涂佛!

  你们注意!这叫做参禅,不是思想噢!你们学禅要晓得参,参就是追问,叫起疑情。再看第二句,他说“有善有恶意之动,”我们心性是无善无恶的,这个念头一动就有善有恶,对不对啊?对,他讲的也对。那我就要问了,请问:那个本体既然无善无恶,这个一动念有善有恶,这个有,这个作用,是不是从体上来的啊?(答:是啊)那可见体上有善有恶了,“用”离不开“体”的,“有善有恶意之动”,用一动就有善恶。好,你说“无善无恶心之体”,本来空的,“有善有恶意之动。”那体岂不是两个了吗?一个是不动的,一个动的,对不对?(答:是)

  第三句“知善知恶为良知”,这是第三个了,这个像是包子里有三个馅了,有青菜萝卜,还有牛肉呢!“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这一动就是体上来的,可见体本来有善有恶,一动它就能分别啊。你另外加上这个良知,还有个知道,当我意动的时候,我们想一个事情善恶的时候,我们心里知道不知道?(答:知道)这一知,是不是本体来的?是啊!所以说,把它分成三个了。

  “为善去恶是格物。”第四句话不管,是行为上的,都对。修行,是修正自己心理行为,每天都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善去恶,行为上都是对的。儒家也好,佛家也好,道家也好,基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伊斯兰教也好,所有的宗教都是教人不做恶,向善方面走。

  可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这一套在日本,却起了这样大的作用,成就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影响全世界文化思想;所以日本当年王学同佛学一样,都非常流行。我讲的话有逻辑,你们注意,现在不是讲王阳明,是介绍杨仁山先生到日本去,正碰到日本那个时代,一般留学生在那里都接触到佛学了,接触到心性之学。包括所有的国民党,共产党,这个你们就不懂了。《習禪錄影》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

  你著急呵!想得個什麼呵!廢話!得個什麼?什麼也得不到!得個什麼倒容易,不得個什麼才真難。故說學佛乃大丈夫事,非帝王將相所能為。對付人好辦,對付自己不好辦。故王陽明說“去山中賊易,去心中賊難。”

  王陽明先生因此而懂得知行合一之理。他見道見到什麼程度姑且不管他,這個改變氣質功夫是懂得了,充其量他摸到了第七識邊緣,第八識還未親證。所以說見道與不見道,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如何是自知的事?參!

  《人生的起点和终站》

  再看王阳明是个大儒,他学过佛家学过儒家,有神通的。在王阳明的学案中,他也玩弄过神通的,但最后都丢弃了。王阳明比你这个本事厉害,他的朋友从很远要来看他,他已经早知道了。到了那一天,他就出门在几里外等了。朋友说,你怎么在这里?他说,我来接你的。朋友奇怪:你怎么知道我来?他说,我早就知道了。可是,王阳明后来放弃这个了。他说,“此乃玩弄精神也!”所以,你看王阳明的学案,他是走儒家路线的。

  王阳明当年很有意思的,出将入相。日本人明治维新是受他的学问影响,这叫王学。蒋老头子也是研究王学的。王阳明曾在江西做巡抚,那个时候的巡抚,等于现在的党政军一把抓,比现在的省长还有权。有个故事,在王阳明另外一个传记上,说王阳明到江西一个庙子去,他看这个庙子非常好,但是有个房间锁着;他问和尚,你这个房间为什么锁?和尚说,过去有个老和尚闭关,涅槃了,死在里头,吩咐锁着不准打开。王阳明一听,有问题啊!他是地方最高的首长,这个庙子有怪事,说不定里头是什么特务,或是和尚做什么坏事骗人。他说,打开!我看看。那和尚说,绝不能打开,我们两三代的祖师都吩咐过,不能打开这间房。王阳明的个性,越听越奇怪,非打开不可,马上给我打开!他那个威严一发,一下命令,和尚没有办法,打开了。打开一看,一个骷髅打坐在那里,前面桌子上有个条子,写着“五十年前王守仁,开门即是闭门人。”王阳明的名字叫王守仁,阳明是他的号,他一下傻了,哦,原来他就是我!前身在这里涅槃,工夫到这一步,他预知自己转世再来时,会打开这个门。但是儒家呢,这一段公案不采用,不记载。儒家把很多真的故事拿掉,认为太迷信了,怕人家批评。

  《中国佛教发展史略述》

  明代承元朝的余绪,到永乐年间,虽然放逐密宗,但因两宋以后,理学家的思想,已深入知识分子的阶层,又因朱明政权提倡儒学與朱注经疏,定为士大夫进身的范本,在明代三百年间,作为佛教唯一权威的禅宗,也难与理学相抗衡,只好故步自封,它的传统也是不绝如缕。晚明垂末,理学家的王学大行,佛教人才衰落,僧众良莠不齐,难以重振唐宋时代的声威。到万历时期,先后产生佛教四位名僧,如憨山、紫柏、莲池、蕅益,佛教界称之谓四大老的大师。他们都是深习儒家学说,后来宣扬佛教的思想,也都是儒佛同参,互为依傍。

  《金粟軒紀年詩》

  乙卯清明夜,蔣先生逝世,有感即成三律,其三

  故園西去猶江東,陌上花開路未通。

  海外人聞望帝哭,錢塘歸夢杜鵑紅。

  師傅王學迷心法,徒習山呼負乃翁。

  臣術無方君德薄,敢將成敗論英雄。

  摘自《參閱文稿》No.20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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