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思潮到马列主义（1）

　　1921年1月2日这天，毛泽东与新民学会的十余名成员，在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里，激烈的讨论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到底哪一套理论和方案才是挽救民族危亡和改造中国社会的良方。

　　为什么会有这个激烈的讨论呢？这就不得不提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

　　辛亥革命以后，军阀和官僚代替原来的满清皇室和贵族，成为全国最大的地主和买办群体。这些军阀在不同的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相互间进行着频繁的争夺和战争，巨额的战争开支全部加诸在中国人民身上。经济上的掠夺，政治上的黑暗，加上战争造成的各种破坏，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

　　这个时候我们迫切需要一套真正适合中国的社会改革方案。

　　而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在批判中国两千多年来以纲常为核心的封建思想文化的同时，也为各种新潮流、新思想、新理论、新主张打开了思想涌入的闸门。

　　1919年，巴黎和会上的屈辱和失败，引发了五四运动，这一运动加速了中国人民，尤其是知识青年寻找改造中国社会方案的步伐。

　　他们有的撰写文章，有的创办刊物，有的成立社团，用来宣传、研究和探索国外的各种新思潮。这些新思潮的各种主张和内容十分庞杂，有什么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斯坦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等等。

　　这些青年们对于这些纷繁复杂，又十分新鲜的各种理论主张，很多也处于“隔着纱窗看晓雾”的朦胧状态，并不十分清晰。他们还在分析、比较、探索和选择。

　　而新民学会，就是这样的背景下由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人成立的其中一个社会团体。他们在1918年4月份成立新民学会，到1921年的1月，已经过去了两年零9个月的时间，经过这两年多时间的比较、判断和思考，不同的学会成员也大多都有了自己比较清晰的主张。

　　因此，也就有了1月2号这天，十余民新民学会成员在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里的这次激烈的讨论。

　　他们面前一共摆着5套关于如何改造中国的方案，这5套方案代表着五种主义，或者说5种主张，而这5种主张也基本概括了当时中国最主流，最具影响力，最有社会基础的5种主张。

　　我们分别来看看这5种主张到底都是啥？

　　第一种：

　　社会改良主义。

　　这种主张认为，只要每个人尽力做好每一件事，从一个个具体的问题着手解决，从一个个具体的政策着手改革，最终就能实现根本问题的解决。

　　具体怎么办呢？

　　比如，通过教育塑造一批优良学子，等这批学子进入到社会领域的各行各业，发挥他们的才智、在每个不同的行业里面发光发热，就能逐渐实现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改造。因此他们大力倡导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兴办教育、出国留学等等，以求尽快培养一批这样的人才学子。在政府方面，他们认为应该推荐和选举一批德才兼备的“好人”进入政府核心领域，由他们来主导社会政策的变革，并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来打造一个公开透明的政府。

　　所以他们也常说，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这一派最鲜明的特点，其实是反对根本的改革，也就是革命。尤其反对马列主义式的暴力革命。胡适就曾讽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他虽然说的是反对空谈各种主义，但实际上只不过是借这种说法反对谈论马克思主义。他后来自己就说，当时是不希望大家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

　　第二种：

　　社会民主主义

　　这种主张认为社会的根本问题在制度，这里所提的制度主要指的是如西方的选举制、议会制等民主制度。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较为民主的办法，来制定一套符合社会方方面面运行的制度，包括宪法、法律、程序、规则等等。

　　他们认为社会最大的阻碍在于不公平，特权阶级总是压迫普通人民。要消灭特权阶级，就要制定一个人人都遵守的法律、制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应该享有法律之外的任何特权。

　　这一套思想大抵上继承了西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它也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就是它所说的制度，并不触及最基础的经济问题，也就是不促及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他们说的“制度”其实主要指的是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政治、法律层面的制度。

　　第三种：

　　温和的共产主义

　　也称经济主义，它与第二种方案，即社会民主主义在出发点上完全不同，它把自己的出发点放在了经济问题上，从这点看好像有点马克思主义的味道。

　　因为从经济基础着手分析社会问题，因此他们看到了剥削的实质，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根本危机，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赞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看法，甚至也赞同将来的社会应该要实现共产主义。

　　但是，他们认为一定要首先让资本主义先得到最为充分的发展，才能设想社会主义的实现。

　　什么意思呢？

　　他们认为，中国唯一的病根是太穷了，生产力极度不发达，小农生产占据极大的比例。因此，核心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而不是革命，不是阶级斗争。所谓的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就是先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因此，在他们看来，大量涌入的帝国资本，非但不是坏事，反而是有利于中国发展经济的好事，非但不应该反对帝国主义，反而应该积极拥抱帝国资本。

　　有了资本主义的大力发展，就有了经济的发展，有了经济的发展，就有钱办教育，有钱培养劳动人民，提升他们的知识文化水平。这样，在将来才能实现由劳动阶级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

　　他们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人民大多目不识丁，粗鄙不堪，如果在那样的条件下建立一个工农专政的社会，简直是中国的灾难，是不可设想的。

　　这就是由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演讲和传播的温和共产主义，把这种主张说简单点就是：赞同共产主义，但是认为实现共产主义最根本的办法是先好好的、充分的发展资本主义，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只有当生产力足够发达，资本主义足够充分的发展，人民受教育程度足够高，才能设想实现劳动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至于当时已经充分暴露的劳资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的矛盾，他们则宣称应该采取劳资调和的解决办法，而不是革命的办法。

　　这些观点听上去好像很熟悉的样子。

　　孙东荪、梁启超等人对罗素的观点大加赞赏，积极传播。

　　虽然这一派也把自己打扮成社会主义的样子，但其实质是比前面的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更激烈反对马克思主义，尤其反对阶级斗争、反对革命的一种主张。

　　第四种：

　　无政府主义

　　这一派的主张和观点，在新文化运动的初期颇受欢迎。毛泽东刚接触无政府主义的时候，就很受它的影响，赞同它的很多主张。

　　它的主张首先源于他们对社会的认识，他们认为劳动人民之所以极端的贫困和落后，皆是来源于阶级压迫，而阶级压迫最深刻、最剧烈的形式和后盾恰恰就是国家机器的暴力压制。

　　因此，他们反对一切强权，认为历史就是一个强权打倒另一个强权，得到的又是一个新的强权，然后这个新的强权又反过来剥削人民。

　　因此，他们否认一切国家政权，否认一切形式的专政，不但否认资产阶级专政，同样地也否认无产阶级专政。

　　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因此赞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他们看到了暴力机器的本质，因此反对一切强权。尤其在中国，他们还看到了封建制度对人的摧残，因此反对一切压迫和吃人的制度，崇尚人的绝对自由。

　　从他们对问题根源的认识上看，显然比什么民主主义，经济主义要深刻得多，但是无政府主义开出的药方问题就很大了。

　　他们既认为一切强权都不应该存在，那么自然也就不可能赞成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方式。

　　注意，他们不是不赞成革命，而是认为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新的政府，新的国家机器，而是在于消灭一切的强权和暴力机器。

　　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那么怎么才能消除剥削，打倒强权，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强权的社会呢？自己既然不能建立政权，那么革命的方法就只剩下罢工、游行、示威等呼吁性质的革命。

　　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不流血的呼吁革命。

　　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在当时之所以非常受欢迎，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几千年来，中国人民饱受封建专制的统治，本身对强权，尤其是衙门、军队、律令有很深的厌恶和反感。民国建立以后，军阀当权，军阀政府的压迫丝毫没有较之清政府而有所减轻，这种情况下，无政府主义自然很受欢迎。

　　另一方面，对于当时刚接触无政府主义观点的知识青年来说，他们对于这种既不通过暴力，又能实现革命目的的方案，自然是非常欢迎。

　　为此，他们不但组织宣传无政府主义的观点，而且还做了大量在经济领域方面的试验。

　　当时非常流行的互助主义，新村主义等，实际上都是无政府主义的一种尝试，他们希望通过建立这种没有剥削的小团体，互助组，新村等示范区，来逐渐达到建立没有剥削的社会。

　　同时，又不断地通过各种学生联合会组织游行示威、呼吁社会、宣传新思想等方式，来尝试达到革命的目的。

　　第五种：

　　激烈的共产主义（即马列主义）

　　与前四种主张最为根本的区别在于：马列主义主张暴力革命来实现改造社会的目的。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最终结果，必然是要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而绝不能是无政府主义，更不是寄希望于劳资调和，寄希望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而自动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用后来毛主席的一句话来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其实上述五种方案并不完全都是各自孤立的，他们在某些方面的主张常常有重合的地方，但是又都有原则性的分歧，甚至同一派的主张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尤其是在如何看待阶级斗争，如何看待暴力革命的问题上分歧极大。

　　此刻，新民学会的成员们正在就这5种主义，5套方案之间进行着激烈的讨论，而此时的毛泽东会支持其中哪一种呢？

　　这不单纯是一个思辨问题，也不是哪一种主义就具有天然的正义性，说到底，这些理论如果不能与实践结合起来，是没有意义的。因此，选择哪一种，就与当时毛泽东本人的亲身实践是分不开的。

　　于是，我们不得不把时间线拉回到两年半前的1918年6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