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的“时间”都去哪儿了——移动互联时代劳动的加速、断裂与异化
人类在时间中找寻生存的意义。时间是哲学史的一个重要课题，许多哲学家都为这一问题冥思苦想，但只有少数社会科学对时间有过深刻的阐述。在绝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中，时间一直是某种缺席的变量，一般认为，社会科学是与时间“无涉的”。当我们研究某一问题时，默认对象处于静止状态，比如统计数据大多是截止到某一时点的，时间的因素往往被忽略了，但并非不会发生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自己争取时间;人类迄今为止的一切文明史，就是一部时间被异化的历史、一部时间反噬于人本身的历史。
在时间社会学看来，年龄是社会用以规定生命时间结构的一个关键要素，它一方面呈现了生命的时间序列，另一方面也让生命时间具有规范性，使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被指定了不同的角色期待和社会位置。正因如此，处在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也就有着不同的时间节奏。对于“青年”这一特定的年龄阶段而言，其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年轻，这看似同义反复的话语其实预示着青年的本质属性—有着看似用不完的时间和一生中最为旺盛的体力精力。我们研究青年，有必要重拾被忽视的青年第一性问题——时间，以获得一种关于如何走入青年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
由时间生发开去，我们就可以找到理解青年的钥匙。本文以时间社会学为研究视角，探讨移动互联时代青年工作的真实状态以及时间制度是如何影响青年的。在移动互联时代，人们可以体会到周遭的世界在不断地加速，对于青年个体而言，他们只能主动跟上或被裹挟着卷入加速的时间之中。这种加速的时间观念外化为工作制度，使得青年的工作状态呈现出“节奏快”“并行多”“协同杂”“全天候”的特征。同时，时间也愈发显示出其自身的强制性，这种强制有时会发生偏离，成为控制青年精神的枷锁，而这正是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本文使用的数据涉及笔者参与的三次社会调查，三次调查均在35岁以下大城市就业青年群体中展开。其中，2019年“快递小哥和外卖骑手（蜂鸟）调查”在北京进行，发放有效问卷1692份，访谈62人；2020年“互联网青年工程师（码农）调查”在深圳进行，发放有效问卷505份，访谈46人；2021年“高校青年教师（工蜂）调查”在上海进行，发放问卷1031份，访谈54人。三次调查虽然开展的城市不同，关注的群体不同，但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时间对于青年的塑造和修饬。其实，我们一旦了解了制度如何设计时间，也就知晓了社会究竟怎样对待青年，这种对待不是通过写在书本上的宣传语或PUA软文来展现的关心和慈爱，而是以青年现实生活为背景的真实存在。
倒逼的时间——被加速的人
在移动互联时代，各类物流平台都将速度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随着智慧零售的加速落地，分钟级的即时配送已成为物流行业新的职业标准。在整个物流体系中，送货员（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作为送达环节的“最后一公里”，前序所有环节的延时风险都向其传递和叠加，一旦前序超时，那么必须在最后环节完成补时，以确保总流程的相对效率，因此，送达压力全部集中于最后的劳动者身上。对平台而言，时间就是效率，时间就是市场竞争力，更短的时间是平台给予消费者的承诺，也是对于从业者的要求。
时间的感知是由生活节奏决定的，有研究表明，个人的时间感往往依赖于细胞新陈代谢的速度，在某些场景下，时间会失去准确性，这也是为什么有时我们会感觉时间稍纵即逝，而有时则度日如年。具体到送餐或送货的场景中，平常毫不在意的十几分钟或几十分钟，为什么能驱动骑手“分秒必争”、令消费者“焦躁难耐”？是什么机制让这短暂的等待显得如此漫长且迫切？造成这种时间差异感的，正是——“倒计时”。在人类历史上，计时装置的每一步发展都会影响人们对于现实的看法。最早的时钟并不是持续运转的，而是作为报时器使用的，中世纪的修道院通过敲响时钟来提醒僧侣进行祈祷。钟声和铃声在中世纪的城镇里也很常见，因为城镇有大量的商业需要和技术流程相配合，计时员和整个社区都要能听到时间信号。时钟最初位于公共场所中央可见的位置，例如大教堂和钟楼所在地。后来，时钟越来越小型化，被分散在更加私密的个人空间，如办公室、车间、卧室等，最后是衣服的口袋和人的手腕。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具有了更为普遍的时间意识，时钟成为每个人必备的“假肢”，关注时间、遵守时间成为一项基本的纪律要求。
工业化以来对生产流程的不断革新——泰勒主义、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其本质都是围绕对时间的有效利用。效率至上主义为不断汲取时间提供了思想动力，时间被赋予了价值，并且以货币的形式来衡量，时间就是金钱，成为精心安排和系统计算的对象。近代以来无数技术发现和人造装置都与获取或节约时间有关，其目的都是为了克服“慢”，来提高速度。迭代、换代、打新，几乎是当今所有公司的考核指标。
随着效率至上主义的进一步扩展，“倒计时”这种时间表达方式应运而生。倒计时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把某段时间从一个正序的时间序列里分离出来，而采用倒序的方式予以重新叙述，在这个过程中，时间的连续流动被表现为更紧张的片段来得以显现。在倒计时里，时间不再是向未来无限延展的可能，而是有边界有范围的存在，是逐渐逼近目标的距离。
正如物体因为空间上的接近而有不同的呈现一样，目标在时间上不同的接近路径，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倒计时具有一种独特的“翻转结构”。面对同一个目标，当采用正序计时，时间是向外舒展的，目标是向人聚拢的，此时人是中心，随着时间的流逝，目标逐渐向人靠近。回想自己坐在火车上的场景，窗外的群山和景色是向“我”走来，而不是“我”走向窗外的物体。当采用倒序计时，物和人的关系就颠倒过来了，时间是向内收敛的，目标则成为中心，随着时间的逼近，人变为主动向目标靠拢。换句话说，在倒计时里，目标和人的主体性被翻转了，人彻底沦为实现目标的工具，人在空间中的结构被扭曲了。因此，对于同样的时长，采用正序计时和倒序计时，给人的感觉就会完全不同。
课题组调研发现，派送平台在骑手端会显示为倒计时模式，当截止时间临近时，系统还会启动提醒和预警功能。有外卖骑手说：“接单之后，整个人的状态都变了，时间嘀嗒嘀嗒地走，每一分每一秒都走在心尖上。”其实，心理上的恐慌，是对自身逐渐丧失主体性的一种精神反抗。当一个人进入倒计时状态后，会感到压力陡增，时间在注视你，目标在催促你，有东西在追赶你。劳动者完全忽略了外部世界（交通规则此时也不存在了），他忘记了自我，变成了一台飞奔的机器。
在移动互联平台兴起之前，人们对于吃饭的即刻需求从未到达如此急迫的程度。就本质而言，倒计时对于送达时间的苛刻要求与泰勒主义对于劳动时间的精致计算并无二致，都是期待通过对时间的管理来提高效率，时间序列使劳动者置身于流水线式的“生产”次序之中—接单、取餐、送餐、到达。但与泰勒制通过正序时间对劳动过程进行控制有所不同的是，平台是通过“逆向时间”把对人的压迫发挥到极致。时间快速地消耗，形成的压力足以使劳动者本身产生更多的动力去自我加速，即便这种速度要求已经超出劳动者完成既定任务的能力。
必须承认，倒计时令“速度”这一要素更为凸显出来，速度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也成为分配正当性的依据。速度快的劳动者能够获得更多的奖赏（接单量），而慢的则要接受处罚，这种处罚包括经济上的（系统派单量的减少）、名誉上的（每周排名靠后）、心理上的（重新接受培训）。快与慢，成为新的分配正义。有外卖骑手谈及:“根据公司规定，超时要扣除50元以上的工资。如果超时投诉过多还会收到‘需要接受公司培训’的短信或站长约谈。”可见，倒计时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对劳动者进行了双重打击。经济的损失、名誉的羞辱、认知的洗脑，配合倒计时的制度设计，无疑让时间展露出更为强大的纪律属性，时间已不是为了保证送达而采取的必要措施，而表现为“暴政”的压制和惩戒。当然，一定有更多的外卖骑手是在限定时间内送达而未受处罚，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赢得了与时间的战斗，但作为劳动者整体，他们已经输掉了与时间的全面战争。
如今，倒计时的机制设计已经渗入到网约车、社区团购、生鲜电商、即时通讯等互联网平台，并蔓延到其他领域，逐渐掌握了对劳动者的话语权，同时也把焦虑和恐慌带给更多的社会成员。倒计时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一套工作机制，更是一种构造行为方式的手段，它通过心理建设和驯化行为将“不能延误”的观念加速传递，使劳动者彻底“异化”为时间的奴隶。毫无疑问，倒计时提高了时间的利用效率，但也将时间的过分榨取推向了人性的反面。
倒计时的盛行是加速社会的彰显。马克·泰勒说“速度会杀人”，哈特穆特·罗萨认为“加速界定了现代社会的动力、发展与改变的逻辑，以及推动力”。罗萨进一步将现代社会的本质定义为“加速社会”，认为加速是产生新异化的原因。笔者认为，倒计时的泛化是加速主义新异化的最新表现形式，它除了给我们带来更为便利和更有效率的协作之外，也将我们安置在加速社会功利编织的“牢笼”之中。而今，我们处于各种倒计时设定的不能落后的高度警觉状态（如各种考试倒计时、各种工作任务倒计时、各种工程项目倒计时等），即便我们根本看不到具象的倒计时装置的存在。更为可怕的是，倒计时一旦启动，连加速度本身都在加速，每个人在拼命奔跑中会不自觉地“竞速”，时间越来越不够用，只要稍微喘口气，就感觉已经落后，倒计时就像一个高举着皮鞭的监工，驱使着我们奔波忙碌，只争朝夕。本该是自由追逐梦想的年龄，青年人却在无形中被逼迫着追赶倒计时设定的各种目标，以免错失各种机会和任何有价值的可能。而悖论在于，在这个剧烈变迁的社会里，没有哪个选项能被事先证明在未来是最有价值的。就像外卖骑手被称为“蜂鸟”（唯一能“悬停”的鸟类）一样，“蜂鸟”拍打着翅膀努力使自己不跌落而下，却也不知道将飞往何方。外卖骑手“悬浮”在城乡之间，也“悬浮”在制度缝隙之间，他们没有闲暇为未来积累足够的知识和技能，也来不及与平台争论上一次扣费是否合理，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倒计时截止之前送达手中的这一单。他们对过去充满了遗憾，对未来充满了恐惧，只有拼命地消耗现在这一刻，才确信自己没有虚度光阴。
侵入的时间——被掏空的人
2019年3月，一些互联网公司实行“996”工作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所谓“996工作制”，是指员工每天早9点到岗，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每周工作6天，是一种违反现行劳动保障法的工作制度），成为中文互联网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劳资关系讨论，也是首次有大规模“白领”和高知青年群体卷入的网络社会运动。其后，有关互联网行业加班泛化的讨论甚嚣尘上。2020年12月31日，知名网络平台“知乎”热榜上出现话题：“如何看待‘快手’将于2021年1月10日全员开启大小周?”4天后，“‘拼多多’22岁女员工在凌晨下班途中猝死”的新闻，把整个社会舆论批评的声音推向了高潮。
在互联网行业，“996”几乎是“明规则”。课题组“码农”调查显示，98.81%的受访者有过加班经历，其中有9.70%总是加班、37.82%经常加班、40.99%有时加班，只有10.30%很少加班和1.19%从不加班。从每天工作时间来看，工作时长在8~10小时占81.59%，10小时以上占15.45%，劳动法规定的8小时以下仅占2.96%。有受访者表示，“如果某天不加班反而显得不正常了”。当然，加班本身并不构成对劳动者权益的侵犯，但如果加班不支付报酬则违反了有关法律。调查显示，只有15.83%的受访者表示加班后“有时”会获得加班工资，30.06%表示“每次”加班后都会获得加班工资，两者之和不到调查样本的一半。
为什么互联网公司敢于公然漠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加班”。当“加班”不存在时，也就遑论为加班而付酬了。与社会公众对于加班的理解不同，互联网公司的加班行为由于并非全部发生在单位的物理空间，因而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
在工业化时代，空间的边界构成了当班（on duty）和不当班（off duty）的区分，这也是公共时间与私人时间的区分。时间的划分伴随着空间的转换。无论是甘蔗园还是流水线，工作都需要一定物理空间，劳动者必须聚集在一定的空间内才得以发生劳动关系。在劳动空间之内，个体在职业中的投入度以其“售出”的时间边界为限；在劳动空间之外，个体有权拒绝与职业角色发生关系，也有权拒绝认同该角色。职业角色所包含的承诺和责任已经被限定在劳动空间之内，个体并不希望超越劳动空间去完成工作任务，空间的边界被用来区分职业角色和个人生活。在劳动空间之外，人们可以合理地摆脱他们的职业角色，回归到其他角色，如儿女、父母、夫妻、朋友等。人们的社会世界也被清晰地划分为私人时间（生活时间）和公共时间（劳动时间），在生活时间里，人们不必随身带着工作笔记和工作内容，告诉同事在哪里可以找到他们。他们可以放心，离开了劳动空间，他们的私人性就受到了保护。
在移动互联时代，智能移动设备既可用于体闲娱乐，也具备办公功能，其强大的联网性、互通性和便携性，打通了工作与非工作情境下的使用区隔，成为边界整合的有力工具。作为一台随时可以接入工作网络的“寻呼机”，移动设备一方面极大促进了工作的延展性，另一方面也给劳动者带来了大量的隐形工作时间。劳动者越来越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劳动时间和私人时间的边界愈发模糊。由于劳动者可以及时被找到、被唤醒，个体没有完全私人性的时间和不受干扰的时段了。试想，一个人可能正在照顾老人、养育孩子、陪伴朋友，一旦移动设备呼叫他，他必须立即从当前的角色（儿女、父母、朋友）中抽离出来，转换到职业角色之中。即便身体此刻沉浸在某个空间内，精神却可以从该场所逃离。移动互联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空间的弥散性，如今，已经无须特定的物理空间才能开展某项工作，空间原本具有的功能意义消失了，家、餐厅、电影院、运动场......原本具备各自功能的场所都变成了工作空间。工作的流动性增强了，人在不同的空间流动，但工作的实质却没有发生变化。
在工业化时代，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的分野是清晰的，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也是明确的。一个人的身份转换从空间上就予以限定了，其方式是刚性的、周期性的。而在移动互联时代，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在某种程度上重合了，个体所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之间的冲突愈发强烈，个体的各种社会关系也日趋紧张，现代化对人的压迫感越来越强。一位“码农”在深访中谈道：“每天工作时间怎么说呢，可以说只要你睁着眼睛，你就是工作的，我们是不分上班和下班的，上级找你，你就要响应，你不能以下班为由不回微信或者钉钉，不回应工作安排就意味着你以后没有表现机会了。”
在调研中当我们质疑这种超长待机的工作模式时，公司往往会反驳:“这不是加班，这是弹性工作制。”这套话术其实偷换了“弹性工作制”的概念。弹性工作制是指在标准工作时间的基础上给予一段调整工作时间结构边界的弹性空间。这项制度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企业，其本意是上下班时间交通堵塞而“错时上班”。互联网公司借用所谓的“弹性工作制”来对其超时的工作制度进行掩饰和包装，其本意是希望劳动者可以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随时随地能进入工作的状态。这根本不是替劳动者着想的“弹性安排”，而是被美化过的“强行侵入”。这里笔者使用“侵入的时间”这一说法，正是为了凸显劳动时间对私人时间的侵犯和蚕食，这种“静悄悄”的强行闯入，意味着自由时间的完全消失——在形式上身体已经自由，但劳动者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
有学者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的劳动时间会越来越短，而私人时间将不断延长，人的自由具备了越来越充足的客观条件。甚至有人更为乐观地预见，科技的发展带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同劳动者自由时间的增加是一种必然的联系，人类的创造性将极大提升。但现实给了这种判断一记重拳。高科技带来的不是更多自由的时间，而是更为严苛的即时回复状态标识（如“钉钉”APP对于收信人是否阅读信息会显示“已读”或“未读”）。“码农”是高知青年的典型代表，而今，加班已经成为他们普遍的劳动状态，工业时代有一定自由自主度的“知识工人”已经沦为移动互联时代全天候在线的“应答机器”。在手工业时代，人使用工具；在工业化时代，机器控制人；在移动互联时代，人活在算法里。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不是人的全面自由，也不是劳动者地位的提升，相反，资本对劳动者的控制即便不能说是全面加强了，至少也是以一种更为隐秘的技术手段暗暗展开，这就是移动互联时代生产领域权力关系的本质。
人无处不在工作之时，无往不在工作之中，笔记本电脑、iPad、智能手机构建了一座移动的劳工营，“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正是对这种劳动状态的真实写照。作为新技术使用最频繁的青年群体，移动技术的越界使用极大消耗了青年的精神和心理，可以想象，青年工作和生活的冲突将会愈发严重，在下班后那根紧绷的神经也不会松弛下来，在休息中他们无法有效地恢复体力和精力，再度投入到工作中去也必然充满了低效和抱怨，内卷化的恶性循环由此往复相生，他们成为“被掏空的人”。
断裂的时间——被丢弃的人
“非升即走”是目前许多高校和科研单位实施的人事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录用员工时签订附带时间条件的合同，在要求的截止时间对员工进行工作量考核，如果员工达不到合同规定的条件，则予以解聘。如一些高校要求新任教师在5年或6年内发表一定数量的科研成果或提供两次晋升机会，如未达标则离职。“非升即走”制度源于美国高校，是作为终身教职制度的一种辅助规则。我国引进该制度后，被许多高校尤其是重点大学争相采用。应当承认，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传统高校教师职务终身制的弊端，曾长期存在的单位依附、平均主义和论资排辈等痼疾有所改善，但另一方面，该制度引发的新问题也逐渐显现。
在合同截止时间的红线下，青年学者面临巨大的文章发表压力，“不发表即死亡”，一个学者若干年没有发表文章，就意味着整个职业生涯的终止。衡量一个学者的水平，不在于他是否提出过卓越的理论和新颖的观点，而在于他发表文章的数量和登载刊物的级别。在这样的机制设计下，如何能保证深度的思考和用心的打磨？当然，即便发表了满足合同规定的成果数量，也未必就确定能获得长聘资格，毕竟职位是有限的，只有比别人发表得更多更快，才有机会最终胜出。指标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被超越。
对于想从事科研工作的青年而言，获得博士学位并不能保证拥有一个安稳的教职。博士毕业只是科研之路的起点，必须再经过若干环节的磨砺，才能获得间歇性的喘息之机。从时间序列上推演，如果一个人连续就读中间不停歇，那么他将在28岁左右博士毕业，6年后获得终身教职时，已临近35岁（有的高校要求博士毕业先进站做两年博士后，出站后再遴选入校，入校后还要再经过6年“非升即走”的考核，直到37岁左右才能获得长聘合同）。对于很多高校女教师而言，为了保证博士顺利毕业并在“非升即走”的考核期内持续高产，延后生育是不得不做的抉择。调研中一位青年女教师谈道:“我实在没有办法，真是不敢生孩子，体力精力上都不允许，每年学院都有科研排名，看到其他老师在不断发表文章，我觉得十分恐惧，这种恐惧使得我无法安心下来为生育进行必要的准备。”
“非升即走”加快了学者的认知输出速度，也降低了学者从事更深度研究的可能。这种承载着截止时间的机制设计，对学者而言是强制的，也是无法逃遁的。于是，在需要长期攻关的科学研究面前，青年教师的学术高度被不断拉低，研究宽度被不断裁剪，最终放弃了追求伟大的可能，沉醉于发表速度快且概率高的“雕虫小技”式研究成果。
“非升即走”引发的淘汰制度，亦被其他领域广泛借鉴，形成了所谓的“35岁”现象。而今，很多用人单位将招聘门槛设定为“年龄在35周岁以下”。35岁以上不能落户，35岁以上不得报考公务员，35岁以上不招收全职员工……35岁以上的排外条款遍布于我们周围，大家已经习以为常，甚至不以为然。35岁是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界定的青年年龄上限，过了这个年龄，人的价值观愈发成熟，行业经验更为完备，婚姻生活趋于稳定，可以说，当一个人离开青年时，理应开启更为稳健且美好的人生新阶段。但在现实中我们却看到，越来越多的青年在为35岁以后的人生茫然失措。网络热文《90后即将下架，不再生产》中谈道：“对于优秀的人来说，他们能够抓住机会，所以在下一代的年轻人登上舞台时，他们其实不是下台而是走去了更高的平台……而对于平庸的人，在新的人登上舞台时，也意味着他们里可能唯一得意的时候即将要变得黯淡”。35岁，个体被安置或抛入世界的方式陡然变了，没有人愿意再等待你的成功并为你的人生投注。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整个社会对35岁以上的劳动者都“非常不友好”。
对于“码农”而言，35岁则意味着职业生涯需要变更“赛道”。在互联网公司，“码农”主要有两条晋升通道，即技术路径和管理路径。如果坚持技术路径，那么就要沿着“码农—技术主管—高级技术员—架构师”的方向“打怪升级”，这一路径需要“码农”深入技术的底层逻辑，不断更新自身技术，提升研发经验，追踪行业趋势。他们必须保持不断学习的热情，一直攀爬越来越窄的高梯。越往上，梯子越窄，竞争压力自然也越大，最终能够实现从“码农”到“架构师”跃升的人数少之又少，大部分人会在看不到希望后转入运维或管理岗位，也就是管理路径。管理路径是“码农”从技术岗转入运维或项目管理之后，凭借先前技术开发的优势帮助企业以高效的方式完成项目运维和管理。但是，由于大多数“码农”并没有管理经验的积累，缺乏与管理相关的人格特质和理论准备，所以其管理工作的可替代性较高，随时面临被淘汰的风险。正如调研中一位互联网企业人力资源经理所说，“如果拿一个电池来比喻‘码农’，这个岗位其实挺残忍的，它更新太快，竞争太残酷，你根本学不过来，有心无力，等到35岁的时候，你会发现更年轻的人更便宜，并且电量更加充足，竞争力更强。所以从2015年工作到现在，我们基本没有在这个岗位上见过4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最终去哪里了我也不太清楚，有的可能回老家了吧。”
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外卖骑手身上。课题组调查显示，仅有14.26%的受访者对目前的工作稳定性感到满意，有95.59%认同“送餐是吃‘青春饭’的行业”，有87.11%认同“自己更容易被技术所迭代”，有96.34%认同“外卖骑手更容易遭遇中年危机”。课题组发现，大部分外卖骑手并没有自己的职业规划，他们虽然十分担忧自己的未来，但又认为无计可施，因为这已经超出了他们认知的范畴。访谈中一位小哥坦言：“我们其实都知道不可能一辈子送外卖，当跑不动时，我们又能干什么？没有人告诉我们怎样才能提升自我，也没有时间允许我们来提升自我，我们就是在不停地奔跑中等待跑不动那天的到来。”
社会为人生发展铺设了一条时间轨道，我们沿着轨道出发，形成社会认为“合理”且“正确”的人生计划表。在这份计划表中，个体通过资格考核和地位跃升获得了一种生平，社会生平像一个钟表，在嘀嗒声中前行，而资格和地位在前行中由社会生活或制度结构所共同决定。大多数职业都有它自身的由社会所达成共识的时间节点，它包含着每一个职位应该在什么时候达到什么状态，如果在既定时间内不能取得预期的成果或达到某个认可的位置，人生就可能发生“断裂”。这种“断裂”意味着，很多机会在你面前突然消失，你被剥夺了参与竞争的权利，或者从事某项工作的资格。这种由于某一时刻的出现而导致的人生转折，笔者称之为“断裂的时间”。即便一个人很有潜力，他的未来可能有超出预期的回报，但如果不能赶在时间断裂之前证明自己，他将永远失去证明的机会。
时间如同奔涌的河流，不舍昼夜，永远不会中止流逝。断裂的时间并非时间的停止，而是命运的转折。当意识到人生在某个时刻会发生断裂的时候，一种莫名的紧张感就会浮现，因为这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一个可预见的重大事件必须发生。由于这种预期已经形成，心理上的断裂就会先于事实上的断裂而出现，断裂的时间因此具有一种特殊的“丢弃结构”。在移动互联时代之前，东西只有坏掉或无法运转时才会被替换，而且即便替换，也大多是用几乎一模一样的东西替换。但现在则相反，物理丢弃已经被心理丢弃所取代。回想自己曾用过的手机，有多少是真正坏掉才更换的呢？我们几乎是在东西过时前就换新了。当我们认为东西虽然没“坏”但已经不“新”时，我们就会赶在报废时刻来临之前换掉它。这种对物的丢弃而今也延伸到人本身，那些没有跟上社会节奏、踩上时间鼓点的青年，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被丢弃的人”。
被时间异化的年轻人
时间是一种权力，谁控制了时间的分配和对时间的解释，谁就控制了社会生活。钟表自己行走、越走越精确，在钟表行走的过程中，人逐渐让渡了自己的权利。工业时代创造了一个人工的世界，时间体制被独立出来了，成为一个异己的力量。进入移动互联时代以后，人类越来越交出自己对于时间的把握，丧失了对时间的控制。看起来某些人支配着另一些人的时间，可是支配者又被时间支配，不再是某些人垄断了时间的权力，而是时间支配了所有人，时间开始显示出它的暴政（tyranny）。
时间的暴政还体现在，时间成了生活的指挥棒，成为最高的价值标准。整个社会好像一台庞大的机器，它在时间的指挥下有条不紊地运转，任何人都无法逃避时间的控制，也无力对抗时间的权威。时间本应是于我们自身中的存在，现在却被统统剥离开去，成为整个社会崇拜效率至上的通行证。通过时间来测量、记录、考核、评价人的标准，非但没有增强我们的时间感，反而造成我们的自由时间被侵占，甚至连自己都无法感知时间。
上文中谈到的三种青年劳动的工作形态，就是时间暴政最鲜明的体现。它不仅发生在外卖骑手（蜂鸟）、互联网青年工程师（码农）和高校青年教师（工蜂）身上，也正在或即将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对应三种时间形态，衍生出三种被时间“异化”的青年—被加速的人、被掏空的人、被丢弃的人。笔者之所以采用被动式的表达，是因为这种异化“被”包装成“努力奋斗”或“珍惜时间”的榜样，在这个社会大行其道，并引诱更多的青年加入到“竞速”的阵营中来。
时间的暴政无不赞美超长工作，无不推崇速度文化。在劳动的过程中，青年们感受到的不是资本如何对自己的未来负责、如何保障自己的健康和维护自己的权益，而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一种“奋斗者的荣耀”、一份“本不该给予的恩赐”，好像能有这样的辛苦工作，能有机会让你加班，是劳动者修来的福气。但问题是，这些所谓的“福报”真的是青年的福报吗？是青年真正需要的福报吗？这到底是青年的福报，还是资本可以坐享其成的福报？我们必须开始思考：什么样的社会能够让青年不以牺牲健康和自由时间为代价，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并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们又当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从过去数百年的历史经验来看，这不会是市场过程的自发结果。
马克思在分析人的异化时指出，一旦进入了生产和劳动过程，那么资本考虑的往往不是人的需要和能力的发展，而是利益的最大化。而青年的特征就在于这个年龄阶段的人还没有进入或者完全进入到劳动契约的社会关系中去，还暂时保持了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希望与行动的自由。在人的一生中，青年的意义不仅是年龄的区分，也不仅是生理的旺盛，而是没有被异化所困扰的、社会分工之前的“完整的人”，是追求人格全面发展和崇高理想价值的“未来的人”，是可以支配自己时间并有权处置自己时间的“自由的人”。
人的自由是以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为基础的。如果没有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人们将始终处于操劳和忙碌之中，那么意味着毫无自由可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始终把时间理解为人的自由得以展开的视界，认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纵观人类历史，几乎所有的伟大创造，包括文学、艺术和科学等，都是在自由时间内完成的，因为“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处于生命周期靠前位置的青年，正是创造和开拓最为丰盈的时期，他们理应享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
向青年人强调不虚度光阴和奋斗拼搏的重要性，这无可厚非且极为必要。但同时必须警惕打着奋斗反奋斗，透支青春，榨干青春的功利主义行径。由时间引发的效率至上主义把青年看作单纯实现外在目的的手段，把人生简化为现在吃苦就是为了将来获取更多的财富、金钱和名利的过程，而忘记了青年本身就是人存在的一种形式，是个体成长为社会力量的最重要的形塑阶段。一个过度透支“青春”、用功利去“引诱”青年的社会尽管可能有当下的高速发展，但未来则会显现出“逆反”和“疲态”的巨大负面效应。实际上，很多人已经注意到，青年中时常涌现出感叹岁月蹉跎的“叹老族”、拿着高薪收入却自嘲的“打工人”、唉声叹气且颓废悲观的“丧文化”以及竞争方式高度单一的“内卷化”。这些现象的出现，反映出青年作为国家重要发展力量的一种“认知错位”。青年是未来国家的主人，而不是谁的“打工人”，国家难道不是青年的国家吗？青年与国家血肉相连、心灵相通、命运相系的主人翁精神和骄傲自豪感去哪了？
在很多年轻人眼中，青春俨然已是一种时间交易。他们无奈地说，“资本其实就是趁你年轻的时候，用低成本买你的劳动力，花最少的钱买你最多的时间”。这种观点隐藏着一个关于时间的隐喻:青春是最有价值的商品。青年一旦形成了自己的青春可被时间贱卖的观念，自然就会接受资本任由对自己时间的宰割，这样的青春无异于与魔鬼进行的一次交易。一方面，这种交易外在表现为与他人的竞争。因为青春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必须奔走在竞争的途中。周围的人成了“敌人”而不是伙伴。只有超越他人，才可能在人生最有价值的年龄阶段胜出。于是，送快递、写代码、发文章本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最终都沦为了竞争的赛场，而奋斗的历程，也演变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悲剧。另一方面，这种交易内在表现为自我的竞争。竞争的压力不断地与个人的自由生活抢夺时间，上文中提到的有关时间的惩戒，如延迟送达的罚款、下班后未及时响应上级指令的训斥、非升即走的淘汰等逐渐泛化和强化，自由的自我持续从时间上退场，变成一个完全由外界操控的工作机器。难怪有青年说：“工作后，就是一个自我不断消失的过程，先是时间消失了，然后情绪消失了，最后连自我也消失了。”时间的异化带来的是人性的荒野，在一个由速度号令集结起来的世界，没有谁是胜利者。
榨取还是激发？
从时间维度对青春的另一种理解
虽然今天整个社会都在加速，时间的暴政对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冲击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影响首当其冲的还是青年。时间的暴政对于青年的特殊性在于，大量的暴政来源于需求端对供给端的极度时间压迫，而青年显然是劳动供给的主体，是暴政实施的主要对象。而且，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当代青年从小就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快的时间速率之下，且被这种加速的时间全面占据了自身的生活。
从这个意义而言，对于时间的理解和认识就显得异常重要了，因为它折射出一个社会制度究竟如何看待青春，如何对待青年，以及如何帮助个体度过人生中最为宝贵的时期。这不仅是一个单纯的价值观引导问题，而且是面对一生中唯一一个创造力、吸收力、行动力都极强的人生阶段，应该怎样切实建立保障机制的重大现实问题。如果不能从根本上重视时间对于青年的剥削，从心底打消青年对于时间的焦虑，这种心态将向上延伸至人的少年时期和童年时期，而今愈演愈烈的“虎妈”“狼爸”“鸡娃”以及“不能耽误的童年”“不能失败的少年”等不断提前的优胜劣汰意识就是生动的佐证。人从一出生就要赶时间，否则就会“输在起跑线上”。
青年是人生命时间的重要阶段，是人的重要的表现形式。科特尔和克兰伯特注意到，与其他动物相比，人花在现在的时间比较少，人的思想和行为更多地指向未来。有学者认为，小孩的思想和行动大多指向现在，中年和老年的思想和行动更多地指向过去，只有青年的思想和行动指向未来。因此，青年本质上指向了时间的一个重要维度——未来。我们常说“时光流逝”“青春不再”，却不说“时间生成”“现在到来”。当然，对于纯粹的现在序列而言，这两者都有道理，但在“流逝”的说法里包含着一种未来先行的优先性。唯有在未来先行这里，现在才有可能被领会为“消逝”的现在。我们把自在的时间流看成一个不可逆的流动，但是在“现在”序列里则看不到这种不可逆性。事实上，这种不可逆性就来自“未来先行”这种基本的到时方式。这种内生于青年本身的指向未来的时间观，使人在青年时期更倾向于追求一个美好的明天，那么以未来的利益为诱饵，资本就可以精心策划一套支配青年的制度。在这种制度的设计下，资本有意无意地鼓励青年对时间进行榨取，并经常树立牺牲当前时间来实现未来价值的时间幻象。比如在很多高增长行业，青年人听到过很多造富的“神话”，这种强刺激使得他们跃跃欲试，蠢蠢欲动，不顾一切地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自己的目标。中国好似一列高速行进的列车，年轻人最大的担忧就是不能再等下班车，因为这班车可能就是末班车。他们已经得到的不能再失去，没有得到的想方设法也要得到，每个人都受到所谓“美好”愿景的感召，也受到来自整个群体的压力——一种有意无意的互相攀比和自我强化，进而滋生出一种时刻担心被时代甩下的无名恐惧。
在这种恐惧的笼罩下，青年人认为今天的生活是要为未来牺牲和透支的，他们将自己的社会主体性悬置起来了，呈现出不停地想抓住什么东西但是又抓不住的焦虑以及希望物质生活尽快得到改变的迫切心理。于是，借由自身所垄断的利益所设立的时间制度，将触角伸向了青年的全部生活。这种制度借助利益诱导和认知洗脑，使得青年全面认同乃至积极参与对时间的争夺。青年人出卖自己当前的时间，并不完全是为了当下的收入，更是为了与未来可能的高回报进行一次跨越时空的交易，又或者说，是基于对未来丰厚回报的信仰。没有人知道这场“豪赌”最终是输是赢，但至少现在，青年依然对此抱有极大期待。
青年的意义，是使社会充满生机和孕育生命的一种力量，它意味着不固执、不保守、不僵化，具有永恒的内在的不满足与不放弃。我们的制度设计不应拘囿于把青年当前的体力精力消耗到极致，而应更多地关注时间的道德立场，投向青年的未来发展，让激发创新成为制度设计的原点，进而让制度奠立于青年的本性之上。我们有必要让时间趋于宽容和弹性，在给予时间竞争胜出者物质奖励的同时，在精神上抚慰时间竞争的失败者，积极构建国家治理体系面向未来的价值取向，从制度安排层面建立起对每一个青年奋斗成果和劳动价值的认可机制。同时，我们也要引导青年从精神层面反思那些由“快”引发的价值观，如个体、当下、成就、竞争、效率、淘汰、忙碌、加速、增长等，而那些被我们长期忽视的“慢”的价值观也应被重新重视并逐渐培养起来，如集体、关系、共同体、远景、合作、耐心、休闲、等待......虽然这种呼吁可能杯水车薪，但为了下一代，我们必须有所行动。
青年的天性是充盈的、灵动的。青年所需要的，不仅是时间管理，更是不被时间所管理。我们希望的青年，是不被时间暴政所蹂躏的青年，是看得到光明未来并感受每一天的青年。当一个人既沉浸于当下，又抬头望见梦想时，他就超越了时间，也超越了自己。当有一天，青年不再为速度所困扰，不再为过时所慌张，亦不再为未来所忧虑的时候，他的创造力就会自然开启，他的活力就会自动迸发，并随之而来一份精神的馈赠——幸福感。我们希望青年能够多一些自由的时间去放空自己，这种放空不是放纵，而是充分体验生活的快乐、工作的快乐以及社会关系带来的快乐。
青年既盖有过去的印记，又刻有未来的胎记，在现实和未来具有不同的意义。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青年是弱者。但如果我们放长历史的眼光，青年却是强者，青年不能改变“现在”，但注定塑造未来。一个不重视“青年”的国家是目光短浅的国家，而关心爱护“青年”的国家则将目光投向了远方。如何对待人的一生中最富创造力、最有生命力的年龄阶段——青年，中华民族理应有更大的智慧和更深远的考量。我们是焚林而猎、涸泽而渔地消耗青春?还是任其自流、无拘无束地放纵青春?抑或是在度过青春的过程中激发人的潜力，让青春在一生中留下最为美好的回忆?这些都值得继续思考和长久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