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美化陈独秀，究竟是要淡化谁?
电视剧《觉醒年代》的播出，着实让陈独秀“火”了一把。
在“觉醒”的年代中，陈独秀俨然成了近代中国的“救世主”：是他创办《新青年》，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启蒙”了“愚昧的”的中国人；是他领导了五四运动，使中国近代史揭开了新的篇章；又是他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才有了今天的中国。如果只看这部电视剧，不真正了解中国近代史，陈独秀无疑成了改变近代中国命运的“第一人”。
此可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历史上陈独秀是个失败者。对历史人物虽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但历史毕竟是由成功者创造的；失败者与成功者岂可同日而语。
不错，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他也参与领导过五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这些也不都是他一个人的作为。然而，他却是中国第一次大革命中犯有右倾投降主义政治错误的中共领导人。——正是他的这一错误，几乎彻底断送了中国革命！也正是他的这一错误，31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敌人的屠刀下丧失了鲜活的生命！[1]
其后，陈独秀并不认识自己的错误。政治上，仍顽固反对武装斗争，反对把革命转向农村，攻击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路线，是“盲动主义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不甘心自己下台，无视党纪、肆意进行宗派活动，公然组成“托陈”反对派——分裂党组织。经党中央多次帮助、警告，教育挽救无效，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
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后，继续进行他的“托陈”宗派活动，攻击中共“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背叛”中国工人运动，谩骂红军大部分是“土匪与溃兵”，其前途只能象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农民起义一样，“被统治阶级击溃或收买”。[2]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因托派组织活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8月出狱。毛主席曾希望陈独秀回归党内。要求他：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与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陈独秀回复：“回党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3]。一句话：不愿认错，回归未成。1942年逝于四川江津，享年63岁。
评价历史人物，切忌片面性。因为任何人——不管好人还是坏人，都有其两面性。不综观全面，就不能反映一个历史人物的真实。如大汉奸汪精卫，他曾经还是个刺杀清摄政王载沣，被捕后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革命党人。
诚如毛主席所说：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祝词》）
陈独秀在历史上的作用，颇有点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原是个民粹主义者，后成为一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1883年在俄国创立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他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被列宁赞誉是“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普列汉诺夫对俄国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立起过积极作用，其后因反对列宁正确的建党原则而沦为孟什维克派，最终被历史所抛弃。
陈独秀早年表现杰出，但其后辉煌不再。他，充其量，也就是一个犯有严重错误、被开除出党的共产党的领导人而已。另外，陈独秀的“私徳”不堪。作为“公众人物”、共产党的领导人，徳不配位。他一生经历过三次婚变：原配妻子高晓岚；后又与小姨子高君曼有染，双双外逃私奔同居；再始乱终弃，最终与小他30岁的潘兰珍做了夫妻。陈独秀进北大时，曾参加蔡元培等发起组织的“进德会”，有过遵守“不嫖、不赌、不取妾”的承诺。然而，陈言行不一，1919年3月闹出“陈教授嫖妓”丑闻，最终让其提前丢掉北大“文科学长”职位，直至其后黯然离开北大。……
陈独秀——就是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如今，《觉醒年代》把他美化成为完美无缺、改变近代中国命运的“第一人”、“救世主”，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不是靠几个脱离工农群众的知识分子所能改变的。知识分子如果不与工农相结合，必将一事无成。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业已证明，人民江山是靠工农劳动人民武装斗争打出来的，是毛主席领导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前仆后继牺牲得来的。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大庆，在全党掀起学习党史的热潮之际，电视剧《觉醒年代》究竟要向人们灌输怎样的党史? 联系作者龙平平成名大作《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的历史观，这是值得深思的：
美化陈独秀，究竟是要虚化谁、在淡化谁?
注释：
[1]据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周文雍等党的著名活动家，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先后英勇牺牲。
[2]唐宝林：《简论中国托派》，见《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3]转引自《王明为何反对陈独秀回延安》，见《人民文摘》201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