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编剧龙平平：“社会主义绝不会欺骗中国”是剧的主题
近期在央视一套播出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获得了广大观众包括年轻人的喜爱，豆瓣评分9.0以上。《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主线，全景式反映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时代风云，艺术地再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这个主题。
作为这部剧的编剧，龙平平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自己创作《觉醒年代》的体会。
创作想法萌发已久
我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就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一直研究党史。在参与电视剧《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和《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创作之后，我就萌发了要写一部既全面客观，又有思想深度、高尚情怀和生动故事的全景式反映中国共产党从酝酿到成立过程的电视剧的想法。
幸运的是，我的这个想法踩到了新时代的点子上。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他说：“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听到这个话时，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不就是这部电视剧要表达的主题吗？这部电视剧不就是想说清楚中国共产党的来历和初心吗？它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初心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初心？今天的中国人应该知道并且牢牢记住这段历史和这份初心。所以我要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给这部电视剧注入了灵魂与活力。
“社会主义绝不会欺骗中国！”
可以明确地说，创作这部电视剧，是想回答：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是哪些人搞起来的？当初，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当初的选择对不对？
为什么要回答？因为现有的答案中还有一些没有讲清楚的地方，也有一些违背客观事实的错讹。比如，说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许多文艺作品总是有意无意地淡化党的主要创始人的作用，片面地夸大其他一些人的作用；说到中国共产党的由来，人们往往习惯于只说到石库门和红船，而不去追寻这条红船是从哪里驶过来的。1945年，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主席说过，陈独秀是有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创造了党，将来我们修党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毛主席的这个话距今已经76年，还没有一部文艺作品把陈独秀的这个功劳清清楚楚地展现出来。
我也曾经在大学生和研究生中做过调研，很少有人知道赵世炎、邓中夏、陈延年、陈乔年、蔡和森、俞秀松、何孟雄。这些民族精英都是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20多岁就慷慨赴死了。这才几十年，人们就不知道他们了。这不是一个大国大党应有的状态。这部电视剧，就是想让大家特别是青年都知道他们，不能忘了他们，要永远地纪念和缅怀他们，以他们为榜样。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最初的酝酿，是在北京，北大的红楼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发源地。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北大，发表了重要讲话。2014年视察时，他讲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视察北大，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一些早期著名活动家，正是在北大工作或学习期间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并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是北大的骄傲，也是北大的光荣。”他还说：“从五四运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都是划时代的。”这就把源头和今天的关系都讲清楚了。
《觉醒年代》以事实为依据，把北京大学作为电视剧的叙事中心，展现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画卷，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历史的必然这个主题。特别是今天，社会主义中国的蓬勃发展和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一百年前先哲们的选择是正确的，使得剧本在展现这个主题的时候理直气壮。
剧本中，我特意安排了胡适和李大钊的一场辩论——
胡适责问李大钊：
社会主义是德国人发明的，德国人都不信；法国人按照社会主义理论搞巴黎公社，失败了；英国人欧文在美国搞社会主义试验，破产了。社会主义就是一个骗局，你们凭什么说它能救中国？
李大钊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相信，社会主义绝不会欺骗中国！
我想，今天的青年人在荧屏上听到李大钊这句话时，应该是感同身受的。这就是这部电视剧的主题。
选择这6年，是反复琢磨的
这部电视剧讲述的时间段从1915年到1921年，共6年。选择这6年，是反复琢磨的。
这6年，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一战”结束和巴黎和会确定的凡尔赛体系架构了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新格局；俄国的十月革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两件事，影响甚至主导了整个二十世纪世界的走向。
这6年，中国国内相继发生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三件大事，真正打开了中国从封建走向民主、从农耕传统走向现代文明、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阀门。
写这6年，实际上写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奠基礼。今天中国的一切，皆是从这6年衍生而来的。习近平总书记说：五四精神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的生命力所在。
我创作《觉醒年代》，想讲的也是这个道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三件大事，构成整个电视剧的主体。三件大事是层层推进、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关系。只有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展现，才能够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的由来。
《觉醒年代》讲述这6年，用的一条贯穿线是《新青年》杂志。它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贯穿，展现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讲述觉醒年代的百态人生。
剧中展现的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三件大事，都是由《新青年》的这一群人发动起来的。《新青年》的这些人贯穿6年三件大事的始终。这就决定了这部剧反映的是一个群体，而不是个人。
全景式展现新文化运动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过，新文化运动如同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成为社会革命的引擎。电视剧《觉醒年代》全景式展现新文化运动，是其一大特色和新视点。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是舶来品，不是中国产的，是从外国引进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这样一个古老落后的东方大国，是没有条件搞社会主义的。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人为什么要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们是怎样找到社会主义这条道路的？这就得从新文化运动说起。
陈独秀办《新青年》，按他的话说，就是要“帮助中国人实现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所谓“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就是伦理的觉悟、道德的觉悟，实际上是文化的觉悟。在陈独秀看来，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的觉悟分三步：第一道觉悟是魏源、李鸿章这些人认识到技不如人，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就有了洋务运动、北洋水师；第二道觉悟是从康有为到孙中山，认识到制度不如人，主张改良与革命，这就有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但这些都没有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所以陈独秀认为，技术不行、制度不行，归根到底是人不行，人的素质不行，实际上是文化不行。1915年他从日本回国，就下决心“20年不谈政治”，专心办一本杂志，提高中国人的素质，通过改造国民性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他在创刊词《警告青年》中首次树起了“赛先生”和“德先生”即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提出：造就中国的新青年，唯有以科学和民主并重。凡违反科学与民主的，哪怕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
《新青年》倡导科学与民主，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介绍引进国外新思想；二是反封建，批判正统的封建文化思想，就是所谓的打倒孔家店。这其中，抨击旧文化、倡导新文化是中心环节。
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一些重要人物，他们当时采取的是一种极端的方式，包括对儒学的态度、对汉字的态度，对文化传统的态度，今天来看都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当时是必要的，而且是持续发酵的。特别是他们的反封建，是从社会生活和需求入手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列举出旧文学八大弊病，提出中国文学改革八个方面的主要问题。陈独秀的《论文学革命》，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他们都提倡白话文、拼音、标点符号，等等。这些都契合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转型的基本需要，得到了整个社会的普遍关注和拥护，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特别是《新青年》搬到北京，与守旧派展开激烈争鸣。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其深刻的思想性潜移默化地提升国民素质。
新文化运动用电视剧的手段很难表现。因为它是思想层面的东西，平台是一本杂志，有矛盾冲突，但没有核心故事情节，争论的载体是文章，特别是当初新旧两派争论的许多问题，今天看来已经不合时宜，不宜展开。所以，我思考再三，决定抓一个看点，就是新旧两派关于中国出路的争论。通过不同的文化观和救国思路的交锋，展示一幅类似于春秋战国诸多流派百家争鸣、纵横捭阖、各种思想相互激荡的历史大画卷。总的想法：新文化运动是反传统的，但它所展现的却是中华文化的华彩篇章。
这里有两点说明：第一，我没有给新旧两派贴政治标签，而是定义为百家争鸣的性质，是学术之争，大家都是在为国家、为民族、为文明寻找出路，各有长短，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坏人。比如辜鸿铭先生，政治上的主张是错误的，但他的学问高人一筹，他对中国问题的一些见识独到精辟。第二，大师对话，语言要有“穿越感”。比如第一集陈独秀在饭桌上大段台词，谈使命、谈前途，都有贴近现实的痕迹。这是我有意的，为什么想和今天贴近？还是主题使然：社会主义没有欺骗中国。我想在这方面做点尝试。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历史的必然
新文化运动在1919年得到升华。巴黎和会，中国作为战胜国被欺辱；五四运动，从思想启蒙演变成社会革命。可以说，是巴黎和约让中国人看到，不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这个国家就没有救了。北洋政府是最黑暗、最反动、最软弱、最腐朽的政府，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沦落到最黑暗的谷底。所以，陈独秀在这个时候能够喊出“让人民站起来直接解决问题”的口号。他提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都是绝望中的呐喊。陈独秀和李大钊去撒传单，就是抱着必死的信念去的。这是五四运动能够成为中国社会一个转折点的根本所在。
五四运动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由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演变成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开始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成为主宰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二是社会革命开始由新文化运动的精英层扩大到全社会，特别是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第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形成了一批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最先进的一部分人选择了信仰社会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特别是干部上的准备。
李大钊和陈独秀接受和信奉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最新的成果。当时，传入中国有十几种社会主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对这些主义，不仅仅有理论的传播，还有许多实验，但都不灵。这时候，俄国十月革命给这些苦苦探索的先进知识分子以很好的启发，让他们在几近绝望中看到了出路。一方面苏维埃俄国的施政纲领，让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社会主义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当时苏维埃俄国宣布废除沙皇对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人切实感受到了社会主义的先进性。俄国和中国的情况差不多，他们能搞，我们也能搞。五四运动的第二年，陈独秀和李大钊就决心效仿俄国成立中国共产党。这就有了著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件事是这部剧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1920年腊月二十三，李大钊送陈独秀出京。途中，两人谈起了建党事宜。海河大堤上看到的成千上万灾民惨不忍睹的场面，深深地震撼了他俩的心灵。剧本是这样描写的——
陈独秀问一位老人：
老人家，我想问您，这河堤上这么多难民，冬天怎么过呀？
老人：
怎么过？除了冻死、饿死，还能怎么过。
陈独秀：
难道政府就不管吗？
老人：
政府？哪儿见过这么混蛋的政府！他们什么时候关心过老百姓的死活啊！当年八国联军杀进来的时候，这海河上到处漂的都是中国人的尸首，有的没有头，有的四肢不全，有的女子光着身子，可怜呐！老百姓命苦，这么多年习惯了。
陈独秀和李大钊都被震住了，两个人的眼睛都湿润了。陈独秀一把拉起李大钊：
守常，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李大钊：
你想建一个什么样的党？
陈独秀：
一个用马克思的学说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一个可以把中国引进光明，让中国人都过上好日子的无产阶级政党。
李大钊：
你为什么要建这个政党？
陈独秀挥手高高地指向海河大堤的灾民，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不为别的，就为了他们。为了他们能像人一样活着，为了让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李大钊激动地举起右手，攥成拳头：
好，仲甫兄，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陈独秀也举起右手，攥成拳头：
来，让我们宣誓。
李大钊：
为了让他们不再流离失所；
陈独秀：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李大钊：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作主；
陈独秀：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李大钊：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陈独秀：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李大钊：
我愿意奋斗终生！
陈独秀：
我愿意奋斗终生！
这就是经过一定艺术加工的、真实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陈独秀和李大钊当时都是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月薪300大洋，还办杂志、写文章、做演讲，李大钊月薪180大洋。他们衣食无忧，锦帽貂裘，可以过着奢华的生活，但是，他们不要。他们要带领穷人闹革命，建立合理的社会制度，让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中国共产党的这两个创始人，一个在1927年被军阀张作霖绞死了；一个长期坐牢，在抗日战争中病死了。但是，中国共产党几经周折，初心不改，带领中国走向辉煌。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人选择社会主义：
一是长期的选择，是经过各种思想比较鉴别后的历史的选择；
二是中国最优秀、最先觉悟、最先进的一部分人的选择，从红楼到红船，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陈望道、俞秀松等，都这样选择；
三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用引进的最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国民党没有成熟的理论；
四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由来，其历史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100年的历史证明：社会主义没有欺骗中国。《觉醒年代》讲述的就是这个故事。
他们理应成为今天青年的偶像
这部电视剧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讲述一百年前觉醒年代的百态人生。剧中的具体人物分两类：一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这是主体；二是虚构的人物，重要的有十几个，虽然是虚构的，但都有原型，有的是好几个真实人物的集纳。
真实的历史人物分两条线：一条以《新青年》“三驾马车”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从相识、相知到分手，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贯穿全剧：李大钊与陈独秀是从分到合；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是从合到分。另一条以陈延年、陈乔年、毛泽东、邓中夏、赵世炎、周恩来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我想通过这些人物，艺术地再现一批名冠中华的文化大师和一群理想飞扬的热血青年演绎出的一段充满激情、燃烧理想的澎湃岁月。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陈独秀、李大钊并列为两大主角，是这部剧的一个鲜明特色。这样做，既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也是对历史研究最新成果的应用。这部剧讲的是1915年到1921年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三件大事。在这三件大事上，陈独秀、李大钊显然是无可替代的核心人物。李大钊自不必说，关键是陈独秀能不能做主角？
2019年10月，为纪念陈独秀诞辰140周年，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称陈独秀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这种评价是陈独秀研究的最新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陈独秀历史地位的肯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过这段历史，都是把陈独秀和李大钊并提的。《觉醒年代》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论述和《中国共产党历史》正本及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为依据，实事求是地、艺术地再现了陈独秀、李大钊在这三件大事中所起的作用，从而真实地展现了历史，弘扬了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文化观，正确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的主题。
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毕竟是有一定历史局限的历史人物，所以，《觉醒年代》在充分展现他的历史贡献和性格特点之外，对他的一些缺陷，如家长制作风、粗暴、专制、生活随便、不拘小节等也作了明显的揭示。
剧中主要人物中，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是个性鲜明的“三驾马车”。其中，李大钊是最先觉醒的坚定的殉道者，我们给他的定位是具有鹰一样的洞察力和火一样热情的北方汉子；胡适是思想上的智者、行动中的阴阳人，始终在旧伦理与新思想、新文化与旧道德之间徘徊。这三个人从相识相知到分道扬镳，是本剧的主要叙事情节。
陈延年
陈延年是我最想写的一个人物。这些年来只要一想到他，我就有一种冲动。几年前，我曾参与过电视剧《我们的法兰西岁月》的创作。那部剧没有写陈延年和陈乔年。一位领导同志看了剧本后，专门把我们叫到家里，郑重地告诉我们：讲留法勤工俭学，一定要写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他特别说，陈延年是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有人甚至说他是中国的列宁。
周恩来与陈延年、赵世炎感情很深。两人牺牲后，周恩来让《布尔什维克》专门发表社论，称赵世炎、陈延年之死是中国共产党奋斗的生命上一个永不磨灭的黯然的伤痕。解放后，周总理专门找到赵世炎的妻子夏之栩，请她写回忆陈延年的文章，并说他一直想写，但没有时间，拜托夏之栩帮他完成这个愿望。
陈延年牺牲时只有29岁，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江苏省委书记。被捕时，国民党反动派规劝他自首，但他宁死不跪，最后被乱刀砍死。正是受这件事的启发，我开始收集陈延年资料，愈益感受到他的伟大。陈延年是经典的革命理想主义者，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经过了长期的比较和试验。他与父亲陈独秀的不同是，他认为要拯救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就不能像陈独秀那样又要家又要国，结果只能给家庭带来不幸。因此，他从青少年起就下决心为国家牺牲个人的一切。他十几岁时就给自己定下了“六不”的戒律：“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谈恋爱”。大革命失败后，他用年轻的生命实践了诺言，道德品行堪称楷模。
为了充分展现陈延年的英雄形象，我查找了大量的资料，找到了这期间他和陈乔年去过北京和陈独秀一起生活过的历史资料，把他与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等人物的关系有机地勾连起来，在与陈独秀的情感冲突和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彰显出他的伟大人格。
《觉醒年代》中有许多这样的青年英雄，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邓中夏、蔡和森，包括李大钊，他们个个都是志存高远、才华横溢的精英，为了追求真理，为了拯救中国，不惜慷慨赴死、从容就义。他们理应成为今天青年的偶像。
（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上观新闻”“理论中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