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与失败的辩证法——读《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

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

一个已经死亡

另一个又无力诞生

——马修·阿诺德：《甜酿之诗章》

　　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的作者迈斯纳看来，毛主义的革命是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并未超越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后毛时代的历史（至1999年）表明，执政党不是中国资本主义的障碍。

　　迈斯纳的历史写作有其鲜明的评判标准，在本书中是以“中共领导人宣称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评判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这样的方法一方面可以平衡当下主流的现代化史观的影响，也破除了中国官方历史叙事的迷思（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杂交的畸形儿）。另一方面，将某种观念作为评价历史实践的标准，却不是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分析实践中的激进与妥协的辩证，事实上这也陷入了某种观念论的窠臼。诚如迈斯纳在书中引用的马克思的表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革命实践尚且如此，对于革命实践的评价自然也应以此为标准才是。同样的问题也体现在迈斯纳对于政治民主与思想自由的执念上，迈斯纳认为毛主义理论的“致命缺陷”之一在于不愿意承认“建设政治民主制度，从制度上保证思想自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部分”（p. 125）。当然，马克思主义理论同自由主义理论一样都强调民主与自由的重要性，但马克思从来不会只在抽象的规范性的层面谈论问题。迈斯纳的精神分裂体现在，他一边在分析中指出社会主义目标无法在缺乏必要经济条件的情况下实现，一边却又固执地认为毛的失败在于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的要求。

　　迈斯纳引用阿诺德的诗句概括革命中国的历史，旧世界已然作古，理想中的新世界却迟迟没有现身。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新生的国家就像一个幽灵或是“无头的主体”，坠落在黑格尔《实在哲学》中所描绘的“世界之夜”。齐泽克在为《实践论和矛盾论》英译本写的导言中指出毛的问题在于缺乏“否定之否定”，“没能把革命性的否定转换为真正的肯定的秩序：革命中的所有的暂时的稳定性都是旧的秩序的恢复”。官僚主义在官方意识形态中作为“被压抑物”，在不断地复归中成为始终挥之不去的阴霾。汪晖将这一过程理论化为从“党—国体制”向“国—党体制”的转化：政党自身的“去价值化”与政党的国家权力机器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或者说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现实需求与“共产主义设想”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张力，这一矛盾贯穿于新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全过程，至少在80年代以前，它几乎主导了党和国家的全部历史实践。迈斯纳认为，工业化有自己内在的规则，毛却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目标可以和国家经济发展同步实现。历史所提供的的教训是，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只是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的经典论断：“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普舒同的分析同样指出，仅仅只是消灭私有制和市场并不意味着消灭了资本主义，给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奠基的真正实体是劳动。资本主义劳动的二重性反身性地建构了资本主义社会特定的中介形式，同时也是一种物化的、准客观的社会统治形式。因此，克服资本主义不仅需要克服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更重要的是要用另一种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换句话说，“苏维埃+电气化”并不必然等于共产主义。

　　尽管如此，迈斯纳的观点不过只是再次重复了“审判失败者”的逻辑，他的判断反倒证明了他根本不理解革命或20世纪的政治化。20世纪的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具有双重使命，其中既包含完成19世纪的课题，也包含了对于这些课题的批判、超越和“不断革命”，汪晖将这一自反的或自我否定的逻辑理解为20世纪政治的未来性。政治化的过程激发了“尚未成为”与“尚未意识”的政治潜能，“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未来的维度不只是在时间的逻辑中展开，而更是在行动的逻辑中、在政治的逻辑中、在战略的逻辑中呈现——行动、政治、战略等概念必须在时势的范畴内展开，它们总是指向特定局势内的矛盾运动或敌我关系，从而包含一种克服重重困难的具体规划，持续壮大自身力量的强力意志和夺取最终胜利的顽强逻辑。”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指向“真实界”的行动，运动的自我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它在包含激进的革命的同时，也必然存在策略性的妥协。迈斯纳在这里患了和考茨基一样的革命恐惧症，寻求大他者（在迈氏这里是马克思）的保证，其实都是害怕革命行动身上的深渊。列宁对此的回应是，革命总是自己给自己授权。就像“薄弱环节”从来不会自动地显示它自身，没有具体的革命战略和策略，薄弱环节就不能成其为“薄弱环节”。

　　对于毛主义，迈斯纳认为其综合了唯意志论与民粹主义信念，虽然他可能是在一个更为中立的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但这里存在的问题还是类似的，迈斯纳以一种实证主义的历史观主动远离了中国革命的内在视野。在这种历史观下，历史被视作一个“客观”的进程，它预先决定了政治干预的坐标系。迈斯纳没有认识到的是，那些被他视作“唯意志论”的激进的政治干预恰恰会改变这些“客观”的坐标系，在某种程度上会为自己的成功回溯性地创造全新的坐标系。事实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本系统展现了毛的“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胜利的哲学”，但这并不是一种唯意志主义，而是一种行动的哲学、斗争的哲学，“它将求胜的意志与对形式——尤其是敌我力量对比——的分析置于矛盾的对抗和转化之中，并积极地介入这种对抗和转化”。无论是毛的“胜利的哲学”，还是鲁迅的“反抗绝望的文学”，都包含着对失败的承认，以及在实践中向“尚未意识”的未来敞开。

　　值得一提的是，既往的研究往往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崇拜是“去政治化”的条件或是政治失败的象征，迈斯纳富有启发性地指出了个人崇拜的两面性：“一方面，它是人民社会权力异化的极端表现，它并不简单地是人民对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国家权力的崇拜，而是人民完全地把自己（和自己的权力）都隶属于某一个人的最高权威之下，把这个人当作是集体意志和全部智慧的具体化身；另一方面，在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是动员群众反对统治他们的官僚机构、反对权威合法化的主要武器”（p. 268）。在高度政治化的语境下，个人崇拜被创造性地纳入了政治化的进程，这不是政治失败的象征，恰恰相反，这是一个新主体（社会主义新人）持续形成的过程。在巴迪欧看来，客观上，是革命青年的“毛泽东崇拜”冲破了原本坚不可摧的“国—党体制”。以“毛泽东崇拜”召唤的文化政治运动所最终要达成的同一性绝不仅限于此时此刻，而是在新“同一性”框架下的、对“非同一性”的召唤、调动和联合。事实上，国家机器的重新介入才是运动去政治化并最终夭折的原因。作为绝对意义上的“主人能指”，毛将自己的使命看作一个“消逝的中介”，他在1970年与斯诺的谈话中这样说：

（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

　　前段时间李泽厚先生离世，他在90年代提出的“告别革命论”曾引发不少讨论。迈斯纳其实早已在书中对这一症候做出预言，“巨大的社会动荡唤起了巨大的难以实现的期望，当希望破灭后，接踵而至的必然是长时间的幻灭感和虚无主义情绪，而革命取得的实际历史成就则被忽视或遗忘。只是在革命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成为遥远的过去——通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之后，革命的历史画面才会真实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p. 290）迈斯纳可能没有想到的是，革命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那段历史依然遭受着拒绝、封闭与放逐，取而代之的是“大国崛起”的“中国梦”，追求“繁荣富强”的实用主义填补了社会主义消失后的意识形态真空，五四以来激进的反传统精神为赞美传统文化和历史遗产的保守的民族主义精神所取代，这难道不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诡计”吗？

　　整体而言，在缺乏完整史料的情况下，迈斯纳在新中国史领域的研究达到了令人惊叹的成就，这部分归功于他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柄谷行人在《世界史的构造》以“交换样式”取代“生产方式”来分析社会构成体的历史，他认为被他视作主导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换样式D只能以社会精神结构层面的普世宗教的形态出现。新时代的重新政治化需要新的价值与理念、新的主人能指，而且它很可能是被压抑物否定之否定后的回归（这并不意味着对已死之物或人的无限迷恋）。在这个意义上，问题并不在于“左”或“右”的价值评判，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在新的历史时势下重拾“斗争的逻辑”，这才是衡量胜利与失败的真正尺度。这意味着需要在行动中对我们所处困境的张力的辩证把握（更扎实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胜利的逻辑存在于持续的行动、探索和斗争”，“胜利不在抽象的未来，不在抽象的乌托邦主义，而恰恰在对敌我力量对比的辩证分析及具体实践之中。”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

参考文献

　　[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杜蒲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日]柄谷行人：《世界史的构造》，赵京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

　　林哲元：《空无与行动：齐泽克左翼激进政治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加]莫伊舍·普舒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康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载《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

　　汪晖：《世纪的诞生：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

　　张晴滟：《样板戏——文化革命及其最新形式》，台北：人间出版社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