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防疫常态化”理解毛主席的“自我革命常态化”
“自我革命”是毛主席终其一生都在躬身力行的。
毛主席一生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两场革命：一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场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毛主席的“自我革命”贯穿了两场革命的全过程。
毛主席的“自我革命”是在两个层面展开的：既有革命者自身的不断地思想改造，“灵魂深处闹革命”；也有革命者集团在组织层面的不断地“自我革命”。而这两个层面又是紧密相关、密不可分的。
革命者自身的“自我革命”在精髓被毛主席浓缩在了“老三篇”里：胸怀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时刻准备着克服任何困难，这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所应当具备的品质。
单纯是革命者自身的“自我革命”，一则很难进行得彻底，必须依靠自我批评与他人批评的结合；二则仍旧是古时哲人“内生外王”的思路，难免陷入“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律。所以，还必须依靠组织层面“自我革命”的手段，这个手段就是放手发动群众，通过群众的“大民主”不断地刮骨疗毒。
“自我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具体表现，一方面是同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进行路线斗争，另一方面则是表现在三湾改编、古田会议、延安整风、提出“两个务必”……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中，不断去除革命者内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净化革命队伍。
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论述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毛主席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分成了两步的：第一步是“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步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P548）
在毛主席看来，只有完成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才能不仅巩固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而且最终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部任务，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否则的话，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还会失去。
“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应当是作为革命领导集团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为此，毛主席发动了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教育等一系列运动，直到人生最后十年的努力。“群众大民主”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运用，并形成了一系列的制度成果，包括“四大”、“三结合”、基层工农兵代表在人大占据了绝对多数以及工人、农民当副总理……
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 那就一定要被打倒。（《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
毛主席的“自我革命”发展到最高境界就是“斗私批修”，然而所受到的来自革命投机者以及同路人的抵制和反对也是最大的。为什么会反对，用毛主席的话来讲，就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
关于这段历史，毛主席晚年自己的看法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毛泽东传（1949-1976）》）
但是，毛主席逝世以后，终究还是有人站到对立面去指责了，并由此引发了80年代的非毛化浪潮；今天的很多历史研究者评论认为，当时大多数群众在旷日持久的政治运动中已经产生了“疲惫感”，甚至是“厌恶感”。很多人把80年代的迅速“异化”以及道德的沦丧归咎于毛泽东时代对人的欲望和私心的过分压制所产生的反弹，就连齐泽克这样的西方左翼学者也认为“历史最大的讽刺是，正是毛泽东自己撕裂了传统社会的结构……”
这种说法是不是准确笔者难以给出结论，但今天普通民众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的误解甚至是抵触，很大程度上跟这样的说法有关。
其实，要理解毛主席念兹在兹的“自我革命”，不妨参照目前的“抗疫”。
病毒在全球的肆虐已经持续近两年了。作为全球为数不多的已经取得抗疫阶段性成功的中国，已经坚持了比较漫长的“动态清零”政策。
反反复复的病毒局部突防，使得整个中国社会进入了“防疫常态化”的状态，各种举措的确给民众的工作、生活、旅行造成了不少麻烦。“防疫常态化”遭到了一些民众的厌倦，某些文化精英甚至以“防卫过当”来指责当前的防疫措施，前一段时间还爆发了是“坚持动态清零”还是“与病毒共存”的舆论争论。
某官媒公众号甚至刊文《江西的红灯与上海的烟花》来讽刺江西铅山的严格防疫举措（见《没有江西的“红色摇篮”，上海至今还是“十里洋场”》），但打脸来的很快，在铅山县接下来的核酸筛查中，一下子发现了31名阳性病例，均为封控区全员筛查和集中管控隔离点筛查中发现。如果没有当初的“红灯”举措紧急封城，后果是不堪想象的。
本号之前的文章反复论述过，局部的爆发对医疗资源（特别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下，一二线城市之外的地区的爆发）将是灾难性的，到时受害的首先是底层的普通群众。
病毒反复突防的事实反而说明，为了持续有效地防控局部爆发、将病毒对普通群众的危害控制到最低，必须要始终坚持“防疫常态化”。
当然，从去年年初以来，在各地“防疫常态化”的过程中，我们也的确见到了很多懒政、一刀切和官僚主义、层层加码的错误做法，例如最近C城草率使用所谓的大数据产生一大堆黄码、甚至连医院的医生都无法正常工作，以及X城要求北京和郑州过来的绿码旅客要么自费隔离、要么是原路返回的错误做法。这些错误做法的确应当纠正，但绝应该站到对立面去指责，全面否定“防疫常态化”。
“自我革命”其实也是一场持久的“防疫”，只不过防控的对象不是生物学上的病毒，而是思想上的“病毒”，在共产主义革命的漫长阶段，这个“病毒”就是《共产党宣言》里所讲的第二个决裂的对象——“传统的观念”，就是人的私心、旧的法权，防控的手段就是“斗私批修”、“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就是毛主席对人民的告诫——“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
生物学上的病毒始终有消失的一天（这个“消失”并非真的消失，而是不再人群中大规模传播），“防疫常态化”也终将有一个尽头；而思想上的“病毒”会彻底消失吗？“自我革命”会有一天不需要了吗？用毛主席的话来说，“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
放弃“防疫常态化”的恶果已经在欧美等国家充分展现出来了，底层人民苦苦挣扎、大批人口死亡、整个社会停摆。而放弃“自我革命常态化”的恶果却已经在前苏联身上充分地展现出来了，这就是苏联解体前官僚阶层上升为特权阶层，开始了对工农大众的欺压；苏联解体之后，国有资产被内外寡头洗劫，数千万底层民众死于自杀、酗酒和恶性犯罪，东欧多个国家陷入无休止的政治动荡和内乱，俄罗斯成了全球贫富分化最大的国家之一……
到了这一步，还不能理解毛主席的“自我革命”常态化，要么就是愚蠢，要么就是站到了内外反动派的立场。
在内外形势“风云诡橘”的今天，重提“自我革命”，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