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为什么自杀？

　　编选自作者回忆录。

　　我进中南海之前，就在中央团校听过田家英的党史报告，进中南海后很长的时间里，他一直是我的直接领导。从为毛主席读报、处理信件，到给毛主席管理图书，直至参加编辑《毛选》的校对，都是田家英叫我去做的。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我对他一直都是心存感激的。那个时候我感到他对毛主席的感情很好。特别是在编辑《毛选》一、二、三卷的时候，他的工作非常勤恳，非常认真负责，连一点细小的地方都不肯放过。可以说，在编辑《毛选》这件事情上，他的贡献是很大的。

　　毛主席对他也是喜欢的。1956年开“八大”的时候，他根据毛主席的口授大意给主席起草的闭幕词受到了毛主席的赞赏，毛主席逢人就夸奖他，这是他春风得意的时候。田家英有个大优点，即使在工作上出了问题，他从来不像陈伯达那样把责任往别人头上推，从不诿过于同级或下属。这一点他是有君子风度的。即使批评人，也很有分寸，不象秘书室另一位领导人何载那样官腔十足、随便训人。只是他这个人过于敏感，气量也不是很大。我们秘书室的同事们和他的关系一般都是很好的。他对我们也非常随和。在“八司马事件”的时候，他同情和支持我们这些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八司马”。可是，他明知中办主任杨尚昆包庇秘书室的领导何载，支持何载狠斗“八司马”，但在主席替“八司马”平反后，他却不准我们给杨尚昆多提意见。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因为他哥哥参加军统的事和他自己生活作风上的事，有把柄落在了杨尚昆的手里。所以，在主席亲自支持“八司马”，要开会批判中办领导扶右反左错误时，田家英就来跟我们说，你们的揭发，就到中直党委和中办派来的代表王刚为止，绝不能牵扯到“老令公”（指杨尚昆）。就这样，他还不放心，开大会的时候，他不让说话激烈的李公绰和我两个上去发言，生怕我们对杨尚昆批评过分，而是安排了说话比较平和的朱固上去发言。

　　杨尚昆曾多次提出秘书室的工作要先向他报告，然后由他去报告主席，而田家英知道，主席是非常重视秘书室工作的独立性的，一直是要田家英直接向他汇报工作的。于是田家英就两面敷衍，不敢得罪杨尚昆。

　　1950年秋，因为他没有把石景山工人为要求解决生活困难给主席的信送给主席，受到了主席的严厉批评。这件事对他的刺激很大。他回来就一边喝酒一边在我的面前发牢骚。田家英嗜酒如命。他对我最大的意见就是不能陪他喝酒，而我对喝酒真是没有兴趣。我估计，后来逄先知揭发的他说的许多话，很可能是在他喝了酒以后说的。还有很多错事，他也是在喝了酒之后干的。

　　田家英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是杨尚昆、邓提拔他担任的，他因此对杨尚昆、邓一直怀有感激之情。他跟我说，还是杨公、邓公想到我呀。可这样一来，他就必须经常向杨尚昆去汇报工作了。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邓去东北视察工作的时候，是带着田家英一起去的。田家英在大兴安岭被一种毒虫咬伤，整个手臂都肿了起来。邓下令要省里的医院不惜一切代价给他治好。他对这件事情也是一直铭记在心的。

　　不过在大跃进的时候，他倒是没有跟着刘、邓他们搞浮夸风。他在私底下还对我说，邓虽说也是出生在农村的，但他根本就没干过农活，不懂农业。刘公（刘）家在农村，可是也不干活，也不懂农业，所以他们才会搞浮夸，才会相信什么万斤粮。毛公从小干农话，所以他就不信什么万斤粮。

　　田家英在大跃进和三年困难那时起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陈伯达在大跃进中还跟着刘、邓的调子搞过共产风，田家英就连跟着刘、邓他们胡说都没有过，甚至还私下议论说过，邓虽然是农村出身，却不懂农业，才搞浮夸，才相信什么万斤粮。毛主席对浮夸是非常不满意的，这肯定也是影响到了陈伯达、田家英他们。毛主席后来让他们下去搞调查，搞过共产风的陈伯达没有站到搞浮夸的那边去，田家英更是没有，而且田家英是揭露浮夸有功的，1959 年初我们到四川搞农村调查不久，他就把在四川看到的情形报告给了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又及时把我的《四川粮食调查报告》送交了毛主席，让李井泉受到批评。虽然田家英参加了彭德怀他们的“小会” ，事发后又被李锐胡言乱语加害，但毛主席还是把田家英摘了出来，加以保护，而且毛主席对其他两个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也都是这样的。那次，田家英是很感激毛主席的保护的，他事后跟我说过，他是上了一个当，事先不知道彭德怀是别有用心的。如果不是四川的劳动模范罗世发顶住压力，坚持说了真话，那当时田家英和我都可能会被打成是“右倾机会主义”，甚至被指责为“欺骗毛主席”。

　　正因为此，他和陈伯达、胡乔木在庐山会议上支持彭德怀也是事出有因的。可是后来他受到了李锐的揭发，李锐把他们在私下里说的一些话加油添醋地向主席作了交代。因此在会议转向批判彭德怀的时候，他们也差点被卷进去。由于主席对他们进行了保护，说“秀才是我们的人”，他才过了关。从庐山下来后，他和陈伯达、胡乔木都宣布从此与李锐绝交。田家英更是咬牙切齿地在我们面前，痛骂李锐是“卑鄙无耻的小人”，宣布与他“割袍绝义”。

　　庐山会议后，田家英曾跟我说，他事先不知道彭德怀是别有用心的，自己是上了彭德怀的当。他很感激毛主席保护了他。他在向秘书室传达庐山会议指示精神，给我们作报告的时候，他批判彭德怀的态度是很激烈的，直指彭德怀反党，那个报告的记录我现在还保存着。

　　七千人大会之后，毛主席立即就去南方了，中央工作又交给了一线的刘来管。就是这一交，交出了天大的问题。毛主席前脚刚走，刘后脚就在钓鱼台 12 号楼召开在京中央领导会议，否定七千人大会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说不是一个指头和十个指头的关系，而是一片漆黑。这就是和七千人大会的中央精神唱反调了。但刘在会上是有支持的，像陈云、邓都是和他一致的，总理是有些赞成有些反对。由此开始，一股分散主义的暗流在中央出现了，陈云、邓子恢，还有其他许多人，都说要“包产到户”才能救农村、救农业，很快这股风扩散到全国，刮起了 1962 年全国的“包产到户”的倒退飓风。 “包产”其实是个伪装，它就是要搞资本主义，一包产，必然是搞个体，必然是资本主义。这在后来的邓搞的改革中都看到的。

　　田家英很快就被刘拉过去了。这个事情至今还是一桩未了的公案。田家英直到七千人大会召开的时候都是主张集体道路的。七千人大会后不久，他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带了十几个人到湖南搞农村调查。6 月结束调查回到北京，他先到刘那里汇报情况。之后他的态度就全变了，他接受了刘的指示，去给毛主席汇报工作，亲口向毛主席提出了“包产到户”的建议。主席听了就很生气，说你给我做秘书做了那么多年，都不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还跟着人家后面跑，还问田家英： “这究竟是你的意见，还是别人叫你来说的？”毛主席明白得很，知道是刘他们叫田家英来说的，他那样问是给田家英一个台阶下。但田家英却没有理会毛主席的良苦用心，坚持说是自己的意见。当然，田家英这样说虽然是在为刘隐瞒，却也说明他自己也已经变成主张搞“包产到户”了。

　　毛主席在1965年12月21日召集陈伯达、田家英、胡绳、关锋、艾思奇等五个人谈话，是毛主席第一次公开表示自己对批判《海瑞罢官》的态度。这就指明了围绕着《海瑞罢官》问题所发生的争论和斗争，并不单纯是一场学术讨论，而是党内外的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在主席同他们谈话的时侯，关锋和艾思奇在现场做了记录。他们把记录整理好后，就交给了田家英。田家英根据他们两人作的记录，整理出了一个毛主席讲话的内部文件。田家英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权力挺大。他把这个文件印发给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大区书记的领导。可是在田家英印发的毛主席谈话中，他竟擅自把主席上面有关《海瑞罢官》的要害这段话给删除了。陈伯达发现了这个情况后，就进行追查。由于艾思奇在参加这次谈话后不久就得了重病去世了，就只找了关锋。关锋说，在他和艾思奇交给田家英的记录稿上都是有这段话的，是田家英在整理的时候给删掉的。关锋还说，他和艾思奇都跟田家英说过，把主席的这段话删掉不好。可田家英说，没关系。陈伯达让关锋把他说的情况经过写个材料。然后陈伯达把这个材料交给了江。江说这可是个大问题，她建议陈伯达直接把情况报告主席。这时关于田家英的情况还有王任重和谢富治那里的材料，后来主席就是根据陈伯达的报告和这些材料，批准对田家英进行审查的。

　　1966年5月22日深夜十一时许，田家英用红机子给我打电话，说他又找到了一些忘了登记的遗留文件，要马上交给我。我说，那我派人过来登记。他说，“不，你要来一下，我要亲自给你交代一下。”我说，那好。于是，我通知了王妙琼，叫她一起去田家英那里。王妙琼是个勤于职守的女孩，她已经休息了，但是接到我的电话，她即刻去了田家英那里。

　　我的办公室离永福堂只有一百多米的路程，一会儿就到了。田家英看到我来了，就向我交代了一些遗留的文件。因为文件交接是要经过他的秘书，我便起身出去，想到永福堂的东厢房找住在那里的逄先知过来。田家英见此机会，马上就跟着过来，在走到卫生间拐角处，他紧张地问我，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害他？他这个举动是违反纪律的。他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两人毕竟有着多年的交往。这个时候，我也没法告诉他什么情况，只能对他说，下午安部长跟你讲得很清楚了嘛，你有耳朵没有啊。我一边说还一边拉拉自己的耳朵。他懂了，知道我说的是陈伯达。事实上，中央这次决定审查田家英，也确实有陈伯达向毛主席写报告的事。

　　文G后，田家英的夫人董边写文章说，在安子文谈话后的深夜，戚打电话来，叫田家英到他的办公室签署文件，态度很凶。田家英摔了电话，不肯去签字，还骂了戚等等。这些无稽之谈，类似推理小说，虽能哄哄人，但与事实全然不符。事实上，电话不是我打给田家英的，而是田家英打给我的，谈的是移交文件，这是中央交给我的工作，我没有理由态度很凶，而且文件移交签字也不是田家英和我的事，是逄先知和王妙琼办的。这些签字的档案应该仍在。

　　田家英自杀后，逄先知被隔离，态度挺好。汪东兴叫他写啥他就写啥，前前后后写了不下一百多张纸。所有关于田家英的事情，特别是田家英在背后特别是酒后，用很无礼的话宣泄对毛主席的不满。他说，田家英说了，主席死后，也会摆在水晶棺材里，最后也会像斯大林那样被后人焚尸扬灰的。还有什么刘公（指刘）怎么还不起来Z反等等。他还揭发了田家英许多生活上的违法问题。如果按照他的揭发来给田家英定罪，那田家英的问题就严重了。

　　逄先知1950年进秘书室不久，很快就做了田家英的秘书。当时深得田家英的信任。可田家英出事，他揭发和控诉田家英怎样侮辱他的时候，声泪俱下，令人同情。而到文G结束以后，他又把田家英抬上圣贤的宝座，大说田家英是怎样培养他，他跟田家英的关系是怎么怎么好。还反过来说是我诬陷田家英。真是一个不实事求是的人。

　　田家英自杀后，他的夫人董边跟她工作所在的全国妇联的领导人讲，田家英是冤枉的，他向主席去反映“包产到户”的事，是刘让他去说的。这些人现在怎么都不出来说话啦？还说，田家英把事情揽在自己身上，那是为了保护中央的团结。

　　全国妇联领导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安子文。安子文马上把董边找来，还叫了王力和我一起参加。安子文对董边说，田家英出了问题，照理我们是可以把你也隔离起来，进行审査的。现在我们已经对你很宽大了。如果你还要胡说八道，攻击中央领导，那后果你自己负责。董边吓坏了，从此就不敢再说什么了。安子文很老道，他叫王力和我一起到场，这是向董边表示这不是他的个人意见，是代表中央领导的。我和王力当时一句话都没有说。

　　不过，董边说田家英代刘受过，是为了党中央的团结，这话我当时就觉得疑惑。田家英是毛主席的秘书，是主席叫他去湖南农村做调查的，回来了，理应首先去向主席汇报的。怎么能先去刘那里作汇报，并接受刘的指示去向主席提什么建议呢？而且明明是刘叫他向主席提建议，当主席问他的时候，他却还在毛主席的面前不说真话呢？这怎么能说是维护中央领导之间的团结呢？要维护中央的团结，不是应该去劝说刘听从毛主席，巩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吗？那是中央决定的方针呀。

　　刘出任国家主席后，在一些人的心中引起了很大的波动。这些人都是很聪明的人，或许也包括田家英。他或许认为毛主席毕竞老了，而刘对他很器重。这跟后来汪东兴投靠林彪是一个道理。区别只是，汪东兴在主席叫他“要改换门庭，现在就滚”的时候，（听中南海的同事告诉我）他当场就跪倒在地，请求主席的宽恕。而主席这个人其实是心肠很软的，也就让他留了下来。可是田家英却不愿向主席说真话，承认错误，而是寻了短见。

　　田家英自杀后，在一次谈到他的问题的时候，当时主席也在，我说，田家英的错误是严重的，但是据我平时对他的了解，他对主席还是有感情的。主席听了没有说话。会后，江就批评我说，你这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为此，我在后来的中央秘书局秘书处的群众大会上还公开作了检讨。文G结束以后，邓掌控的中央为给田家英平反，说这是关锋告密，是江和陈伯达对田家英的政治迫害。但无论从党的工作纪律，还是从马列主义理论原则上来说，田家英擅自删改主席重要讲话都是不应该的。邓等人以这件事作为平反的理由也是不充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