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阴谋家赵高、司马懿共同特征研究

　　毛主席教导我们：矛盾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历史，我们才能科学总结经验教训，对正确的历史经验参考、吸取，并以错误的历史实践作为反教材，加以时刻警惕。毛主席熟读《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熟悉中国历史。主席在世的时候，我党经常强调“要特别警惕阴谋家和两面派，保证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手里”，离不开主席对阴谋家们危害中国的历史的熟悉。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学习历史、分析阴谋家、研究阴谋家，为的是警惕阴谋家，为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红色江山的永不变色提出合理的意见。

　　赵高和司马懿是中国古代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两个阴谋家，他们也有三个特征惊人相似。

　　（1）赵高和司马懿都做过具有一定反传统精神、不招“大儒”们待见的政治领袖的下属。秦始皇和曹操有地主阶级的根本阶级局限，但是确实是封建社会政治家中少有的敢于反传统、具有批判精神、“厚今薄古”的政治家。秦始皇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史记.秦始皇本纪》）于是废除了儒家人爱的分封制。陈寿评价曹操说：“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傅玄说“魏武好法术，而天下尚刑名”（《晋书·傅玄传》）曹操敢于运用在历代儒生宣传下早已“臭大街”的法家政策，并在当时为社会经济恢复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还是具有一定的反传统精神的。偏偏这两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最具有反传统意识的政治家，身边都有善于隐藏和忍耐的阴谋家。用唯物史观来看，赵高和司马懿，也许就是传统习惯势力面对罕见的冲击之时激烈抵制冲击的典型代表。

　　（2）赵高和司马懿都具备相当的才能，而且很会投上级所好，所以得到了秦始皇和曹操的赏识和器重。“秦王闻高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于事也，赦之，复其官爵。”（《史记》；《蒙恬列传》）“帝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魏武察帝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因谓太子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太子素与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帝于是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由是魏武意遂安。”（《晋书》：《宣帝》）可见，赵高在秦始皇在世时就“有大罪”，但是因为他“通于狱法”“敦于事”，确实有比较难得的才干，秦始皇赦免并继续重用他；曹操察觉到过司马懿有“狼顾相”，但是司马懿“勤于吏职”，使曹操“意遂安”。可见，赵高和司马懿不仅很擅长投上级所好，而且具有一定才能，这也使秦始皇和曹操始终难以下决心剥夺他们政治生命的重要原因。

　　（3）赵高和司马懿不是秦始皇和曹操心中的“继承人”“托孤之臣”，与刘备心中的诸葛亮完全不同，但是都使用阴谋取得了最高权力。“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群臣莫知。是时丞相李斯、公子胡亥、中车府令赵高常从，高雅得幸于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为己也，因有贼心，乃与丞相李斯、公子胡交阴谋，立胡交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赐公子扶苏、蒙恬死。”（《史记》：《蒙恬列传》）“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天子谒高平陵爽兄弟皆从。是日，太白袭月。帝于是奏永宁太后，废爽兄弟。”“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既而竟迁魏鼎云。”（《晋书》：《宣帝》）赵高和司马懿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破坏力也是巨大的。指鹿为马、加剧剥削农民阶级的暴政，是赵高的严重罪行。司马懿背弃洛河之誓篡权、仅仅实现了自身小集团权力欲望的满足以后，不仅根本无法凝聚起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整体共识，而且没有给当时的农民阶级带来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并为西晋的短命和中国在晋朝出现灾难性的混乱埋下了巨大隐患。八王之乱、五胡乱华......都发生于晋朝。

　　赵高和司马懿的相似特征与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严重罪过，令史家回想起来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