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渡齐哈玛——张国焘心有旁鹜
8月24日，叶剑英率右路军先头部队占领班佑后，即迅速东进，追歼逃敌。
从班佑向东翻越一个山口就是一路下坡，海拔迅速降低，草地也变成森林，行进20多公里左右就进入巴西、阿西茸地区——川甘地区重要的馈粮通道松甘驿道就从此间穿过，胡宗南部补充旅已有一个团和一个游击支队在此间建有据点以护卫粮道。按夏洮战役的原定计划，右路军应在这片地域建立支撑点并掩护主力继续向夏、洮地区前进。然而这些通过泥泞草地的红军战士们却惊喜而又意外地发现，这是一片林区和农区，相对于人烟稀少就粮困难的草地来说，这里海拔降低，休整与就粮环境可以大大改善，而且还可由达拉沟经白龙江峡谷东出岷州、哈达铺！
这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提前完成了艰难的草地行程，夏洮战役计划原拟穿越的草地行程，有可能大为缩短！夏洮战役预定的东出计划，也可以大大地提前！对于正在草地泥沼中挣扎的右路军将士们来说，这肯定是一个大大的喜讯！对于正拟跨过草地的左路军将士们来说，这肯定也是一个大大的鼓舞！
[图3-5-1：右路军改变夏洮战役计划预定行军路线，进入巴西地区、阿西茸地区[来源：自绘]
同日10时，正在先头部队之后的草地行军途中的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两路主力端出岷、哈、抑出夏、洮。前者则主力向包座、岷州大路进，主要在洮河东打；后者则主力出郎木寺、双岔、班佑。分定或此方必在集中包座或郎木寺待命”，“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进，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1]
这天，随前敌总指挥部一起行军的党中央也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政治局决议。再陈利害，反对渡黄河西进：“以主力向黄[洮]河以西或失先机，敌沿洮河封锁，致我被迫向黄河以西，然后敌沿黄河东岸向我封锁，则我将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比较的大不利之地位。因这一区域，合甘青宁三十余县，计人口共不过三百万，汉人不及一半，较之黄河以东，大相悬殊。而新疆之不宜以主力前往经营，尤为彰明较著。”[2]
这个时候的党中央领导人和前敌总指挥部的徐向前、陈昌浩，都对左路军占领阿坝后却踟蹰不前感到十分焦虑。左路军经阿坝绕行本来就是一条“弯远路线”，现在右路军已经找到了一条就近路线，连夏、洮都不用去了，直接就可以从岷州、宕昌间东出。左路军只需向东穿越草地，紧随右路军之后跟进即可。
党中央和徐向前、陈昌浩的焦虑是有道理的，因为蒋介石也好，胡宗南也好，都不是一只只会胡乱扑腾的菜鸟。他们能够留给红军的时间和空间，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叶剑英率领右路军先头部队刚刚击溃的这部分敌军，就是胡宗南部游击第二支队张莱孝部以及其裹挟的班佑七房、若尔盖十二部藏骑武装。这就足以说明这个地区并不是死角，对手们已然有备！
早在7月上旬松潘战役正在艰难进行之时，蒋介石就在成都召开军情会议，对红军有可能北出陕甘，打通国际交通线的前景作出了预判，并且命令吴奇伟纵队接替胡宗南平武防务，胡宗南部进出上、下包座，宣慰土司，纠集土著武装，以堵住红军北上道路。
这个时候，苦守松潘的胡宗南正面临西、南两个方向受到红军攻击的巨大压力，同时也为粮草问题而焦头烂额——国民党军同样得面对就粮和馈粮的巨大困难，他要求接防部队到位后方可移动，而当时藏族土司对胡宗南的联络人员说：“从阿坝到上、下包座以北，尽是荒无人烟的沼泽草地，就是鸟儿也飞不过去。保险可以堵住共军。”
然而，黄埔一期生胡宗南却没把希望全寄托在老天爷身上，他做了两手准备。
7月下旬，胡宗南即派出第一师补充旅（旅长廖昂）第二团康庄部第三营驻防上包座大戒寺，派游击第二支队张莱孝部驻防阿西茸、班佑，两部各携一部5W电台与二纵队本部联络。由南向北如枪筒般笔直的包座河谷为松甘驿道的一段，是条咽喉要道。8月15日，叶剑英率红军右路军先头部队进入草地的前三天，胡宗南就已令康庄率本团主力赴包座增防，同时，以伍诚仁所部第四十九师集结松潘以北的漳腊，以为策应。
22日，康庄部先于红军到达下包座，即以主力驻求吉寺，收购粮食、修筑工事；康团第三营继续驻防上包座大戒寺；康团第五连于阿西茸担任警戒；张莱孝部则驻巴西的班佑寺寺院，会同包座七房和诺尔盖十二部落“番骑”巡逻于班佑与巴西之间。
对于胡宗南来说，红军的好消息肯定就是自己的坏消息！
8月24日，胡宗南从张莱孝来电中得知红军已穿越草地进抵班佑，大为惊骇：包座河谷中的这条小道是古松甘驿道，也是驻松潘的胡宗南部的千里馈粮的粮道，与胡部的生存利害攸关。胡宗南当日一边向在峨眉山上的蒋介石报告，一边令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向包座出动，巩固康团阵地，并令独立旅丁德隆部附李正先团向毛儿盖追击。
8月27日19时，在峨眉的蒋介石下达“感酉手令”：
我军应积极分路进击，惮与各处番兵前后夹击，匪当饥疲之余，如我军能犯难急进，必可以一当十，收效无比，并再明令悬赏，以鼓励之，希勿瞻顾，过惜兵力，失此千载难得之机。[3]
蒋介石看到了红军的机会，也看到了红军的“饥疲之状”——这一点他的估计可以说是基本准确的，也在想方设法加班加点要去堵死红军的这个机会，而这对于红军来说，的确又是一个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当口！但他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问题上却是一如既往的出现了误判：能够“以一当十”的，是处于饥疲之状的红军，而不是“分路进击”和“前后夹击”的“国军”和“番兵”。
几天后，就在包座河谷中，红军右路军主力大败赶来“进击”的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
然而，这段日子里张国焘却依然在阿坝停滞不前，停滞不前的缘由是他对《夏洮战役计划》已经是三心二意，脑袋里转着的已经是“另觅他途”的主意！这个时候在他心目中，前往齐哈玛的探寻西进渡口的小部队传回的信息，要远比草地东缘的党中央和徐向前、陈昌浩的千呼万唤重要得多！
然而天不作美——到达齐哈玛的小分队活动三天寻觅渡口不果，被迫原路返回。
结论是：无法渡河，此路不通！
这个时候，张国焘才开始考虑穿越草地与右路军会合北进的问题。
时任红九军参谋长的陈伯钧将军1935年8月27日～30日的日记有如下记载：
八月廿七日大半天晴，黄昏前后微雨。
驻军查理寺。早饭后，去卅九团团部打电话，向五军同志要编制表，要牦牛吃。回去不久，总部即派人来找。到总部后，始知我右路军已进占班佑，向阿西前进，并击溃胡敌先头一营，准备继续向上、下包座前进，打击前，陈昌浩提议我左路军亦赶班佑集中，以便北进。因班佑北出夏河、洮洲，较好走，沿途房子、粮食均不大缺。所以总座[4]当即决定，五军由查理寺直向班佑前进，总部随后跟进，我则留此维护联络交通。下午去五军接受警戒，察看地形、了解敌情。当日派兵一连去三角湾接替警戒，并在五军晚餐，归来时，日三同志托代转总座解决五军参谋长问题。回查理后，即将此意转达总座。并与刘参谋长谈及无线电队问题。廿七日夜，重阅《八月七日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及任务的决议》。
八月廿八日大半天晴，黄昏及夜均雨。
驻军查理寺。早饭前即派兵一连随五军北进，查明道路，找向导。饭后，率八十一团、廿五师、卅一军连以上干部去查理寺后面高山看地形，分配警戒区域，决定作战部署。归回时又在总部谈话。是日午前整理书籍。午后小寝。醒来，清理地图至晚餐。李井泉同志被任命为第二局一科代理科长。总部决定随廿五师北进，现暂留此调动各方部队。
八月廿九日阴，微雨。
驻军查理寺。晨，派八十一团周团长率七十五团之落伍连，到东北方向去游击，并负责接应其随五军北出之一连。早饭后找两个缝工缝毛袜子。看了再版的《骑兵战术》的一半。午，随五军之一连人已回，但未找到向导，同时通司（翻译）也叫人弄走，真急人。即令午后再挑选一排人去找向导，仍未找到。午后去总部，得知九十三师即在五军后跟进，总部随九十三师前进，廿五师主力亦将卅日向东北前进，我则留此随七十三、八十一两团北进，并接来往部队。大约又需六、七日逗留！晚，曹团长回来，亦未找到向导，只三角湾部队有向导两个，但一个不能走，一个是老头，需要得用担架抬来！
八月卅日阴，微雨。
驻军查理寺。晨到总部接受任务，并向各部传达，并在总部早餐。饭后，雨尚未止，总部即向木耳马、箭步塘前进。廿五师今日亦将到木耳马。总部走时，我八十一团派兵一排护送至木耳马。上午，我即移住查理寺内，看完军委再版的《对骑兵战术》一书。同时，清查了各个兵团同志的信，以便于转交，并给孙军长一信，告诉廿五师任务及行动问题。午后，与区委谈地方工作，清理地图，还唱了一会儿歌。[5]
这些日记记录可以佐证：8月27日之后，张国焘始决定“五军由查理寺直向班佑前进，总部随后跟进”——这个时候，张国焘应该已经得知了从齐哈玛无法西渡黄河的“坏消息”；28日，先头部队红五军开始“查明道路，找向导”，“总部决定随廿五师北进”；29日，“九十三师即在五军后跟进”，“廿五师主力亦将卅日向东北前进”；30日，“雨尚未止，总部即向木耳马、箭步塘前进”，“廿五师今日亦将到木耳马”……
这些内容，在时任红军总部三局政治委员的伍云甫的相关日记中可得交叉印证。
差不多与此同时，胡宗南派出增援上、下包座地区的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从漳腊出发，28日翻越了弓杠岭雪山，29日进入包座河谷，与正从穿越草地向班佑前进的红军右路军后续部队，形成了平行北进之势。这个时候，敌我双方，都在争分夺秒地抢时间，也在抢空间。那么谁能把时间空间抢到手呢？对于张国焘来说，左路军西渡不成，右路军东出有路的前景，会不会让他从此打消那些纠结犹豫很多日子的念头呢？
从右路军进入巴西、阿西茸地区开始，党中央和徐向前、陈昌浩就不断去电催促左路军尽快赶来会合北进：8月29日20时，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有关情况及右路军准备攻打上包座之部署，并催促左路军“宜决快向此方进”[6]；30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左路军后方部队首长倪志亮、周纯全，部署左路军向班佑集中与右路军靠拢北进事宜，但同时也指示川康省委：“以阿坝为中心，瑞龙在阿坝，将来三十一军政治部亦开阿坝大大开展工作，使阿坝成为苏区一部”[7]；31日2时，张国焘以朱德、张国焘名义再电徐向前、陈昌浩，犹豫拖沓之态开始显露：“西固不会是敌空隙，敌已有备。一、三军单独深入夺取，不能制敌，反为敌制”，“五军、九十三、二十五师共七团，须三天后才能到班佑”，“弟等宜兵力集结再大举前进。三军须休息一二天，在包座须备与敌决战，诸商政局，速即复”[8]；31日14时，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报告“伍师昨到上包座南之喇嘛寺碉内。三十军均集上包[座]有粮地区。补[充]第二团仍在救济寺[9]，控[制]我前进，五团岷州。四军小部团[围]之，大部集结。一军明绕道向罗达出动，三军即到或跟进”的情况及相应部署，同时也再次催促左路军主力迅速前来会合，共同北进：“目前责[贵]在速集全力出动，突破岷、西、成封锁线。康则敌力集中之路。除留两三个团向阿坝、查理寺掩护后方外，其余都应迅速集结即来。三十一军决不能分散，决必[不]能到该地掩护。又此方粮、房甚多，□[补]左路有余，前进更多”。[10]
这个时候，右路军主力已在阿西茸、求吉寺和上包座地区与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迎头相撞，打作一团。徐向前、陈昌浩向朱德、张国焘发出这份电报之时，伍师已被李先念、程世才指挥的红三十军差不多卸成零碎了！这实际上也意味着，红一、四面军从此间东出陕甘的通道已经打开，左路军只要及时赶来会合，“北出陕甘”即成定局。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只要上下同欲，三军一心，外部的敌人和困难，都有战而胜之、克而服之的机会和可能。而来自内部的纷争，却是一剂致命的销磨剂，足以断送已经在望的大好前景，让这众多革命的殉道者们，进入“最黑暗的时期”。
已率左路军进至噶曲河畔的张国焘，又一次止步不前了！
注释
[1]《徐向前、陈昌浩对左、右路军行动意见致朱德、张国焘电（1935年8月24日10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4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给左路军的通报（1935年8月24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4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剿匪军第三路第二纵队上包座附近战斗详报》，《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中央部分）·上》第650页，档案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
[4]总座，指朱德总司令。
[5]《陈伯钧日记·文选（上）》第220～第221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6]《陈昌浩关于右路军攻打上包座之行动部署致朱德、张国焘电（1935年8月29日20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4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7]《朱德、张国焘关于左路军向班佑集中与右路军靠拢北进致倪志亮、周纯全电（1935年8月30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49～第65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8]《朱德、张国焘关于右路军宜兵力集结再大举前进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5年8月31日2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5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9]救济寺，今译求吉寺，藏语意即“法王”，位于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求吉乡。
[10]《徐向前、陈昌浩关于速集全力突破岷（县）西（固）成（县）封锁线的意见（1935年8月31日14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5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