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一个党刊《共产党》创办的前前后后，毛泽东盛赞其“旗帜鲜明”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在建党伟业中起着发起组的作用。上海早期组织创办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担负着宣传马克思主义建党知识，统一建党思想的重要任务，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特殊贡献。

吹响建党的号筒

　　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在上海渔阳里2号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它作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积极推动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者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如何将分散在各地的早期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统一起来，进而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成为摆在上海早期组织面前的重要问题。

　　在各地绝大多数早期党组织成员对建党常识都缺乏了解的情况下，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建党经验，为他们指明方向，使分散在各地的早期成员由思想上的统一进而达成组织上的统一，但通过什么途径实现这一目的？陈独秀从列宁创办政治报刊指导建党的实践中获得启示。1900年底，列宁通过创办《星火报》把俄国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团结起来，形成了一个拥护列宁路线的“星火派”，使俄国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团体组成了统一的布尔什维克党。

◆《共产党》月刊创刊号。

　　办报刊一直是陈独秀用以推动革命的重要抓手，他决定创办一个宣传建党的刊物。当时，上海早期组织已把《新青年》改为自己的公开宣传刊物，为什么还要再办一个刊物呢？因《新青年》的办刊宗旨是宣传新文化，仍需保持“百家争鸣”的风格，发表各种政治倾向的文章，同时它是公开刊物，受到当局制约，通过它全面宣传建党言论是做不到的。所以需要创办一个秘密的、政治性更强的刊物，这样，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号筒的《共产党》月刊应运而生。

　　上海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又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陈独秀就委托他担任《共产党》月刊的主编。编辑部开始设在上海渔阳里2号，后又迁至上海辅德里625号李达夫妇住所（党的二大会址）的一个亭子间里。

　　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在通知北京等地共产主义者创建早期组织后，作为建党指导刊物的《共产党》月刊于1920年11月7日，也就是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这天问世。创刊号特地发表《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一文，指出1917年11月7日是为20世纪世界革命“开一个先例的那一天”，“就是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实现那一天”，月刊吹响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号筒。

　　“号筒”的背后是何人发声？编撰人员多为上海党的早期组织成员，如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施存统、杨明斋、袁振英、沈泽民、沈雁冰（茅盾）等，陈独秀亲自为月刊撰写“短言”（相当于社评），重点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此外，旅日早期组织成员周佛海，国际青年团东方支部书记谷林，工人运动领袖李震瀛，倾向共产主义的摄影记者李少穆等，也是月刊的积极撰稿人。

　　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出版《共产党》月刊这样的刊物，随时都有被查抄的危险。为了保护作者的安全，月刊的作（译）者不具名或以笔名示人。如陈独秀笔名为“TS”，李达为“胡炎”“江春”，李汉俊为“汗”“均”，施存统为“C.T.”，袁振英为“震寰”“震瀛”“震雷”，杨明斋为“A.T.”“AL”，沈泽民为“朗生”，沈雁冰为“P生”，周佛海为“无懈”，李震瀛为“石逸”，谷林为“格林”，李少穆为“李穆”，等等。沈雁冰在回忆为月刊译文时说：“通过这些翻译活动，我算是初步懂得了共产主义是什么，共产党的纲领和内部组织是怎样的。”

　　在那风雨如晦的岁月，办刊的条件是艰苦的，环境是恶劣的。首先遇到的是经费困难问题。月刊是秘密刊物，采取随《新青年》一起附赠等方式分发给各地共产主义者，办刊经费则主要靠共产国际资助。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回国、陈独秀赴穗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后，办刊经费几近枯竭，因此月刊在出第二号后被迫暂时停刊。

　　李达当时的生活来源主要靠稿费维持，为了让刊物能继续出刊，他利用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的沈雁冰的关系，把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所得的稿酬充作办刊经费。为缩减开支，李达甚至一人承担了从写稿、编辑到校对、发行的全部工作。

　　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共产党》月刊第三号开始编辑，可在即将付印前，法国巡捕房密探突然检查，导致这期首篇文章失去了原文。现在留下的那一期有一页开了“天窗”，赫然印着“此面被上海法捕房没收去了”一行醒目大字，以示抗争，这也是中共报刊以“开天窗”形式揭露和抗议当局压制言论之始。

　　干扰破坏没有吓倒李达他们，《共产党》月刊在停刊3个月后，于1921年4月出版第三号，革命的号筒再度吹响。

　　《共产党》月刊总共出刊6期，每期约50个页码，刊物期发行量最高时达到5000多份。

打出“共产党”的旗帜

　　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正式把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称为“共产党”。随着《共产党宣言》的不断传播，“共产党”一词在世界范围内风靡开来。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俄共（布）的影响下，以及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帮助下开始创建的。它创办的第一个党刊旗帜鲜明地以“共产党”命名，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透彻地阐明共产党的基本政治主张，喊出了“共产党万岁”“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大造舆论。

　　月刊用大量篇幅着重介绍了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列宁的建党学说、第三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围绕着“为什么建党”“建党是否具备条件”“党的性质纲领是什么”等基本问题开展宣传，帮助各地共产主义者明确建党的基本遵循。

　　在阐释为什么建党时，月刊载文在客观分析中国社会现实的基础上，论证了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建立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现实的迫切需要。当时，陈独秀主持起草了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宣言》，《宣言》的核心思想体现在月刊第一号首篇刊发的《短言》里，指出中国劳动者无论在国外还是本土，都是资本家的奴隶，“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的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一切生产工具都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

　　月刊第五号的《短言》指出，君主专制已被扫除，西方代议制不适合中国的政治现实，真正有诚意、有能力解决中国政治问题与实现中国政治统一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李达在《社会革命底商榷》一文则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破产了”，人们的希望成了一场空，自然，“改造中国”的大使命就落到了“我们共产党”肩上，开展大规模的、不妥协的阶级斗争、工人运动、群众运动，以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

　　在阐释建党是否具备现实条件，月刊从阶级的、经济的、智识的诸方面论证共产主义也适用于中国，同时指出由于中国经济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在中国运用共产主义原则是一个特别艰难的任务。月刊还用布尔什维克党在经济落后的俄国取得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启发中国共产主义者要坚定信心，提醒他们“不必专受理论上的拘束，要努力在实行上去做”，“不独是言论家，并且是实行家”，“言论和实行并进”，鼓励共产主义者积极投身伟大的革命实践。

　　月刊指明了投入革命实践的路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必须到工人群众中去，与工人群众相结合。认为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容易发生觉悟，容易感受社会主义”，但他们本身“没有什么力量”，他们加入无产阶级队伍中以后，“就很有力量了”。强调“无产阶级，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最有力的分子，没有他们，社会主义就不能实行的”。“无产阶级分子当中，有力量做社会革命的，就是工场劳动者”，但中国的无产阶级还“不懂社会主义”，“大半都是无自觉，无训练，无组织的人”。因此，“要想使他们有自觉，有训练，有组织，就非我们投身工场”，宣传发动工人群众，使之觉悟，“要完成无产阶级底解放，要完成全人类底解放，要完成社会革命，必须无产阶级都起来做一个革命者。”

　　关于党的性质和纲领，月刊的相关文章呈现了共产党的基本性质和基本纲领的雏形。指出共产党“是有阶级觉悟的劳工们中间的急进分子组织的”，“共产党就是革命军的总司令部”，“它可以引导劳工阶级的革命达到胜利”，“我们要结合无产阶级底全体，用劳动革命的手段，来夺取政权，以为改造底第一步”。“共产党绝对不自私”，为劳工阶级的解放进行斗争，不怕放逐，不怕下狱，不怕牺牲。

　　月刊传播了列宁关于党应该制订共产主义纲领的思想，并全文发表了《美国共产党党纲》。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对中国共产党纲领进行了探讨，鲜明地指出“共产党底目的，乃在于实现共产主义”。第五号的《短言》更是响亮地提出：“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二大使命：一是经济的使命，一是政治的使命。”经济使命就是把生产和交通工具收归社会公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政治使命就是把政权夺到无产阶级手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后消灭阶级。

　　尤其值得大书的是，月刊译载的文章为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提供了文本参照。《纲领》共15条约700字，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中央和地方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性质，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而《纲领》的起草基本上以《共产党》月刊第二号译载的《美国共产党党纲》为蓝本的。一大通过的《决议》也参考了刊登在《共产党》月刊第二号上的《美国共产党宣言》的相关内容。

推动各地的建党工作

　　《共产党》月刊出刊后，分别邮寄给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给各地开展建党活动提供直接指导，以推动在中国建立一个全国性布尔什维克式政党。

　　在建党的酝酿阶段，针对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成员普遍缺乏建党经验的实际情况，月刊的第一、二、三号，分别发表了陈独秀、李达、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撰写的探讨党的基本理论的文章，论证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够救中国，主张劳动阶级联合起来，在中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共产党，以革命手段夺取政权为改造社会的根本手段。

　　同时刊登了《共产党同他的组织》《共产党未来的责任》《俄国共产党的历史》《美国共产党党纲》等文章，对俄共（布）和英、美等国的共产党作了全面介绍，探讨党的纲领、策略、组织形式等一系列问题；重点介绍了俄国实业界、职工联合会、合作社、乡村及军队的共产党基层支部的情况，转录了共产党支部组织大纲，为中国建党提供了借鉴。通过学习这些文献，中国共产主义者对共产党组织形态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切实按照俄共（布）党的榜样经验积极建党。

　　1921年5、6月份，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与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经过商谈，并征得陈独秀、李大钊的同意，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为了配合筹备党的一大，加强建党宣传力度，《共产党》月刊在5月、6月相继推出了第四、五号。此时月刊改为半公开性的刊物，从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九卷一号起，连续刊登《共产党月刊社启》和该刊目录，并说明该刊在“广州双门底共和书局”设立“代售所”，“外埠寄邮票十分即可奉上”，但编辑部和印发地仍然是秘密的。

　　这一阶段，月刊在内容上作了调整，由原来主要介绍外国经验，转为主要论述国内革命问题，在《夺取政权》《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劳农制度研究》等一系列重要文章中，提出了共产党的使命和社会革命的目的。第四号的文章《告劳兵农》，号召劳兵农起来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动力等基本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在《无政府主义之解剖》《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等文章中着重批判了盛行一时的无政府主义，为建立纯洁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扫清了思想障碍。

　　1921年出版的《共产党》月刊第六号，该期虽标明是1921年7月7日出版，但从它刊登文章所涉及内容来看，实际出刊日期最早也是11月。因为该期刊登了党的一大决定成立的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宣言》，报导劳动组合书记部创办的《劳动周刊》已出刊四期等消息。

　　这一期用较大的篇幅，发文分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状况。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的资本主义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所受的压迫和掠夺，也就跟着增加起来了”，自五四运动以来，他们已开始觉悟，上海工界罢工迭发，长辛店、唐山、广州等地的工人亦是如此。

　　月刊载文指出，工会有两个作用：“一种是谋劳动者生活底向上，与资本阶级作斗争；一种是训练劳动者，预备将来管理生产事业。”呼吁工人脱离帮会，不分行业，不分地方，不分男女，只“为阶级的结合”组织工会。它要共产党人帮助工人建立团结全体工人的革命工会，并赞扬上海早期组织帮助建立的上海机器工会和印刷工会“办得有精神有色彩”，肯定北京早期组织帮助建立的长辛店工会“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它报道了各地工人成立工会和展开罢工斗争的消息，肯定了工人的斗争精神，告诫工人群众不要以罢工斗争取得增加工资的胜利为满足，而应该“努力向前，谋根本解决”，“演出惊天动地的打倒资本主义制度的事业来”。

　　《共产党》月刊从创刊到停刊，前后仅一年时间，但它成为当时各地共产主义者学习党的知识的基本教材，使他们对共产党的纲领、性质、特点、组织原则、组织机构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在思想上、组织上完全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起了很好的宣传和组织作用。

　　因此，它甫一出版，就受到共产主义者和倾向革命的群众的欢迎，在广大革命者中广为流传。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一则《通告》中向会员和进步学生推荐《共产党》月刊，该会就留存有该刊供会员阅读。北京党的早期组织成员在自己学习同时，把月刊作为在长辛店创办的劳动补习学校的教材，让工人一起学习，通俗讲解“工人为什么要有政党”。毛泽东在收到《共产党》月刊后，对月刊上的文章十分喜爱，一面组织长沙党组织成员学习，一面秘密散发给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他的朋友张文亮曾在1920年12月27日写下日记：“泽东送来《共产党》九本。”毛泽东还把《共产党》月刊刊载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文章推荐给湖南《大公报》发表，他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还把月刊中的文章《告中国的农民》选编在国文教材中，在湖南青年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毛泽东给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信中谈到建党问题时，盛赞月刊“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指出：“党的出版物，除《新青年》外还有《共产党》，销数很广，宣传亦很有力量。”上海早期组织更是带头学习运用月刊，直到党的一大以后上海支部成员在每周一次的学习会上还阅读此刊，并由李达和杨明斋两人讲解马克思主义。

　　《共产党》月刊在完成建党的光荣历史任务后就停刊了。关于停刊的直接原因，马林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这样说：“我们试着让《新青年》与《共产党》月刊合并为一个刊物。在我离开以前，《共产党》已停止出版。我同党的领导机构就出版一种政治周报问题商量了数次，可是这一计划直到今年（1922年）四月尚未实行。”

　　1922年，中共中央曾考虑恢复《共产党》月刊，并改为半月刊。是年6月30日，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写道：“发行《共产党》半月刊，专讨论世界的及本国的政治经济问题。”但这一计划并未付诸实施，代之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向导》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