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丁琪：《申纪兰》全国公映，被历史遮蔽的“先锋女权”不应被遗忘

　　6月28日，讲述申纪兰传奇一生的院线电影《申纪兰》将于全国公映。该片由哈斯朝鲁执导，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岳红领衔主演，讲述了申纪兰坚守西沟、心系农村、情系农民、履职尽责，从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成为“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传奇人生故事。

　　提起申纪兰，估计多数中国人都不会陌生。她是唯一一位连任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女性，也是“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可以说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活化石”。2020年6月28日，申纪兰永远离开了她深爱的这片故土，享年91岁。

　　作为一个生长在山西农村的劳动妇女，申纪兰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关注，主要是她对于妇女解放运动的贡献。1951年，申纪兰所在的西沟村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21岁的申纪兰当选为副社长。她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并克服男社员的反对争取到了男女同工同酬。在人民日报、新华社先后报道了申纪兰的事迹后，她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争取男女平等运动的典范，并推动了男女同工同酬写进宪法。

　　从某种程度上说，今天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感谢申纪兰。今天中国的女性地位和妇女参与社会劳动的程度，不仅远远高于日、韩等东亚文化圈国家，而且高于大部分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正是以申纪兰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功绩。

被遮蔽的历史：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

　　历史上的女权主义运动，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而发展起来的。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主要以中产阶级妇女为主体，她们要争取与男性同等的政治权利和法律地位，这就是自由主义女权。

　　对这种同一性公民权利的争取，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题中之意，但是同一性公民权利背后的阶级差异和对立，就在这种运动中被遮蔽掉了。也就是说，不仅有男人/女人的差别，还有资产阶级男人/无产阶级男人、资产阶级女人/无产阶级女人的对立。与男人/女人这种自然生理性的对立相比，这种在阶级结构上的对立是更为根本的对立。

　　因此，在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产生的社会主义女权，更关注的是底层劳动妇女的解放。它强调不仅要实现女性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平等，而且要打破私有财产制度和既有的阶级结构，妇女解放运动成为无产阶级阶级解放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早在20世纪20年代，在当时的女性解放运动中就出现了自由主义女权和社会主义女权的分歧。伴随着中国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女权也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妇女解放运动，一方面使妇女得以从封建宗法制度中解放出来，打破了毛泽东所说的“父权”、“族权”、“夫权”对于女性的束缚和压迫，另一方面也推动广大妇女走出家庭、广泛参与社会公共劳动，逐步实现女性在经济上的独立和平等。曾经饱受压迫但又呆滞、麻木的祥林嫂、白毛女，就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变成了申纪兰、吴桂贤、郭凤莲、郝建秀、戚桂芝……他们打破了传统社会强加给女性的性别角色和刻板印象，成为合作社社长、纺织工人、拖拉机手、火车司机、飞行员；她们不仅走出了家庭，而且打破了男性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有的甚至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这场伟大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实现，是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阶级解放为前提的。在农村传统小农经济条件下，作为一家之主和主要劳动力的“父亲”，掌握着家庭的经济权力及对妇女、子女的支配权，女性被束缚在家庭之内无力挣脱。而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个体小家庭的劳动逐步转化为社会劳动，“父亲”的经济权力被打破了，根深蒂固的农村父权制也开始瓦解。

　　在党的号召和领导下，以申纪兰为代表的广大农村妇女得以突破“家庭奴隶制”的束缚，积极参与到农业生产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主体。在城市，三大改造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也极大削弱了城市个体家庭中的“父权制”。大量女性进入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工作，提升了他们在家庭经济中的地位，改变着父权制家庭中的权力关系。

　　社会主义不仅意味着劳动和生产的社会化，也意味着社会再生产的社会化。在私有制条件下，家庭是社会再生产的主要场所，妇女则是社会再生产职能的主要承担者。而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原先由个体小家庭承担的子女抚养、教育、婚配、住房、赡养老人等问题，逐步转由社会来承担。如当时在国有企业普遍实行的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福利分房、退休养老等政策，以及托儿所、幼儿园等福利设施，几乎实现了除家务劳动之外的所有再生产职能的社会化。家庭职能的弱化，使得妇女的负担大为减轻。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再生产职能社会化之后，子女的入学、就业、婚配、住房等等，都不在“一家之主”的权力范围之内了，个体家庭中的父权日益萎缩。

　　女性的解放和父权的萎缩，使得男强女弱的刻板性别角色和性别分工也被打破了。女性不再是娇弱的代名词，“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成为当时响亮的口号。女性开始进入以前被认为是只有男性才能从事的工作领域，成为拖拉机手、飞行员、火车司机，甚至从事重体力劳动。印在人民币上的女性拖拉机手，就是那个年代中国妇女解放的象征。而在女性走出社会参与社会劳动的同时，男性也开始逐步承担家务劳动。在80年代以后被主流意识形态嘲讽的上海“小男人”形象就是这样形成的。这是因为上海是中国工业化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女性就业率最高的地方。大量双职工家庭的存在，使得男性也必须承担一定的家务劳动，从而瓦解了传统的“大男人”形象。

梁军，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因为其开拖拉机的形象被印在第三套人民币面值壹元的纸币上而被大众熟知

“去革命化”浪潮与女权话语的转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伴随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去革命化”浪潮，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也遭受到了很多诟病和指责。这些指责主要包含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批评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忽略了妇女的主体性，即妇女所得到的解放并不是妇女自己争取的结果，而是国家自上而下“恩赐”给妇女的。

　　二是批评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压制了女性的性别特质，形成了一种所谓的“无性化的铁姑娘”现象。

　　三是批评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用阶级话语遮蔽了性别问题，女性所面临的特殊问题在普遍主义的阶级话语中被遮蔽了。

　　在对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指责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传统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也可以看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在西方发展起来的激进女权主义、后现代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但事实上，这些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对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所谓“恩赐论”的批评，忽略了妇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积极的、能动的作用。从“国家/公民”二元对立的新启蒙话语出发，自由主义学者把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主导下的妇女解放运动称为“社会主义父权制”或“国家女权主义”。中国共产党对于妇女运动的领导，被批评为一种为了特定政治目标而“运动妇女”的行为；妇女对于社会革命和社会公共劳动的广泛参与，也被简单地定义为所谓“社会主义父权国家”基于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对女性身体的“征用”。

　　这种新启蒙话语在把国家抽象化和男权化的同时，也把妇女群体消极化和客体化了，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把妇女的权益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的社会主义重要运动——无论是反帝战争、阶级革命还是经济改革——隔绝开来甚至对立起来，似乎中国妇女完全置身于现代中国历史之外”。

　　从形式上来看，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确实是“国家”自上而下推行的，但是“国家”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自由主义者只看到了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国家政权自上而下“恩赐”给妇女的，但他们忽略的是，社会主义人民政权的成立本身就是包括劳动妇女在内的阶级革命——以及包含在这种阶级革命之内的性别革命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把妇女看成革命的消极被动的客体，而是强调妇女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强调妇女的解放是妇女“在斗争中用自己的力量取得的”。在旧社会受压迫最深的女性，一直中国社会革命的深度参与者，妇女解放运动从始至终都是中国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

　　仔细梳理中国革命史的话，就会发现向警予等早期女性革命者的性别观念都是非常超前的，她们也一直在党内为争取妇女解放和两性平权而斗争。大量女性革命者和劳动妇女的支持和参与，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即使是在建国后，类似于男女同工同酬这样的行动，也是在申纪兰等劳动妇女的积极推动和争取下实现的。因此，与自由主义的启蒙叙事相反，女性一直是社会主义女权运动的能动主体——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恰恰是自由主义者把女性消极化、客体化了。

　　第二，所谓妇女解放运动使女性“去性别化”的批评，事实上是基于一种狭隘的本质主义性别观念，最后导致了“男女有别”的性别秩序的重构。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知识分子在批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过程中，抹去了以“铁姑娘”为象征符号的劳动妇女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妇女解放运动中的杰出贡献。“铁姑娘”从劳动妇女双重解放的象征，转变为“女性男性化”的象征，并刻意凸显了女性在从事体力劳动过程中的身体伤痛。

　　如著名女性主义学者李小江认为，两性差异是一种“基于自然”的差异，女性拥有一些与男性不同的自然特质，而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则将这些女性特质强行消灭了。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批评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批评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将女子赶向社会，成为‘强人’”，导致的结果是使妇女失去了“女子的温情”，沦落到一种“‘中性’或曰‘无性’的状况中”。

　　这种深受西方女权主义思潮影响的性别观点，把女性视为一种本质性的存在，即一个“与男性相对的固定的范畴”。他们忽视了女性之间因所处的地区、文化、阶级等因素的不同而形成的差异，而构造出了一个统一的女性标准——这种统一的女性标准又落入了资本主义父权文化的窠臼。

　　知识精英对所谓“无性化铁姑娘”的批判，一般以超体力生产劳动对于女性身体的伤害为依据。但在他们批判所谓“无性化铁姑娘”的同时，大量劳动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瓦解后沦为了资本的雇佣劳动力，从事着更为艰苦甚至可能会造成终身伤害的体力劳动，但是这部分劳动妇女并没有进入知识精英的视野。他们实际上是把中产阶级精英女性的一些性别特质，本质主义化为女性的一般本质，“女性话语始终潜在地以中产阶级女性作为女性主体想象的基础”。

　　这种对“无性化”的批判，代表着重新获得话语权的中产阶级精英女性对妇女解放运动的主要受益者——劳动妇女的反弹。体力劳动光荣的理念已经被废弃了，劳动妇女重新沦为一种底层形象。中产阶级精英女性不屑于与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妇女为伍，她们需要“以一种性别身份的表演”，来与底层划清界限，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

　　90年代以后，这种对所谓“女性气质”的强调，迅速被新生的消费主义文化所吸纳。作为新中国妇女解放象征的劳动妇女形象被解构了，代之以年轻、貌美、会消费的中产女性形象。这种充满着所谓“女人味”的女性形象，意味着女性不得不以男性的凝视和审美标准来塑造自己的身体和气质，重新成为被物化、性化的他者。

　　第三，对阶级议题压制了父权制问题的批评，遮蔽了性别压迫的阶级起源，并忽视了新中国解决妇女特殊问题的努力。

　　父权制与私有制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女权主义学界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不同流派的女权主义思潮，都对马克思主义在妇女问题上的所谓“阶级一元论”提出了批评。如激进女权主义把男女生理结构的不同视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本原因，主张用“性别一元论”来替代“阶级一元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既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一元论”，也反对激进女权主义的“性别一元论”，提出了阶级与父权制“二元论”的理念；而深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后现代女权主义，则从根本上消解了本质主义的阶级和性别概念，认为性别与阶级都是在一定的话语范式中被建构出来的。这些思潮和观点也在国内产生了广泛回响，成为“去阶级化”的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思潮的理论资源。

　　但事实上，西方女权主义思潮对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批评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在把性别压迫归因于阶级压迫的同时，并没有否认性别压迫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把阶级解放视为性别解放的前提，也并不意味着性别解放是阶级解放自然而然的结果。在阶级解放完成后，私有制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男权思想和陋习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全根除，对于妇女的显性或隐性的性别歧视仍然存在。

　　但是，这种性别之间的矛盾与私有制社会中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截然不同。它不再是一种基于阶级压迫的对抗性矛盾，而是可以在两性的良性互动中协商解决的问题。在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尽管妇女广泛地走出了家庭，参与社会公共劳动，但家庭内部的传统性别角色和女性的特殊负担并没有完全改变，很多男性仍然拒绝从事家务劳动，由此导致了妇女的“双重负担”。

　　这是妇女面临的特殊性别问题，但是在普遍性的阶级解放中，已经蕴含着解决妇女特殊问题的可能性。一方面，在工业化进程中大量出现的双职工现象，使得调整男女性别分工成为可能。比如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男性从事家务劳动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另一方面，对于尚未被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所吸纳的家庭妇女，社会主义国家也承认其所从事的家务劳动的贡献和作用。家属成为一个被国家所承认的政治身份，从私人领域进入了公共领域。

　　八十年代以来知识界对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批评和解构，使得性别问题从阶级问题中剥离出来，成为了一个与阶级无关的“身份”问题。在阶级视野消逝之后，压抑和束缚女性的社会压迫结构就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女性解放运动就不再是一场针对不平等社会结构的斗争，而变成了一场针对男人的斗争。这种斗争必然是无力的，也是无效的，其表演性大于实质效果。问题不在于男人/女人，而是在一定社会阶级结构中的男人/女人。

2019年9月，申纪兰获授“共和国勋章”。（新华社）

重新发掘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遗产

　　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市场机制的发展和社会的整体转型，女性的地位也开始受到了一定的挑战。在农村，集体生产劳动的瓦解，使得家庭重新成为生产组织单位。在城市，伴随着单位制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在“企业不能办社会”的口号下，原有附属于国有企业学校、医院、托儿所等企业的“社会”职能被剥离了。也就是说，社会再生产的职能从企业/国家重新回到了家庭/个人。尤其是在1998年以后，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把本来应该由国家通过公共服务来承担的职责全部推给了个体小家庭。家庭职能的膨胀，使得传统的性别分工再次回归，对“女性回归家庭”的呼吁也不绝于耳。

　　由于女性在社会再生产领域所承担的过重的负担，资本主导下的市场机制表现出了对女性的严重排斥与歧视。90年代以来，虽然中国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整体高于世界其他国家，但一直呈下降趋势。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某大型集团的副总裁在聚餐时告诉老板自己已经怀孕的消息后，老板当场委婉地逼迫她辞职。一个在职场已经小有成就的精英女性尚且如此，遑论普通职场女性。同时，伴随着市场原则对人类社会关系的深度渗透，女性的身体和性在资本主导的权力结构中遭受到了严重的异化，职场性骚扰和性侵害成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当女性的“性化”与个体小家庭所要承担的过重负担交织在一起时，就导致了一种女性的自我物化的现象。缺乏“安全感”的女性在选择婚姻对象时，对于房子、车子、彩礼及家庭经济条件的要求，其本质是把自身物化为用金钱来衡量的商品。这导致了男性世界中对于过于“物质化”的女性的批判，加剧了性别之间的对立和矛盾。社会再生产的私人/家庭化，也造成了女性对于婚姻的依赖和依附。对出轨的恐慌导致了大量“斗小三”的狗血家庭伦理剧，这是女性重新被“性化”与“物化”之后所造成的社会悲剧。

　　面对新自由主义市场机制对于女性所造成的伤害，当代女权主义者几乎集体失语。抛弃了阶级视野的当代女权主义，尽管一度表现出非常“激进”的面貌，但这种“激进”仅仅体现在一种夸张的言辞和行为艺术之中，表现在对违反“政治正确”的公共言论的吹毛求疵式的话语批判中。这种典型的“身份政治”式的斗争，既不能揭示出性别压迫背后的社会根源，也无力形成对父权制的集体有效对抗，反而激化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矛盾，造成了所谓的“女权主义恐惧症”。

　　而回过头来看，在当代精英语境中以又“老”、又“土”的形象出现的申纪兰，所代表的恰恰是一种前沿的“先锋女权”。它既追求女性在经济上的独立与解放，也反对男权社会构造出来的刻板女性形象，展现出女性独立的生存价值、避免女性的“性化”与“物化”。在女性权益受到严重挑战的当下，我们也许更应该发掘与继承申纪兰所代表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遗产。

　　（赵丁琪：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