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朗：1937，王明从苏联回延安后对毛泽东的挑战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图为出席会议的部分人员合影。左起：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张国焘】
毛泽东与王明，似乎是一个早已为人们熟知的话题，人们知道王明曾反对、排斥毛泽东，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肃清王明教条主义的影响等。但如果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曾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毛泽东对王明由重视到纠错，宽容、批评但始终留有余地；王明对毛泽东由趾高气扬多方面指责到不断玩弄两面派手法进行纠缠，就很难说人们都很清楚了。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关系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飞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回顾他们之间关系的演变，其中值得借鉴的东西是很多的。
王明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挑战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在出国6年后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和王明第一次相见。
有的著述说，毛泽东对王明的归来充满疑惑，十分警戒。这可能是根据后来情况的一种推测，但显然不符合事实。
当王明和同行的康生、陈云等回到延安时，毛泽东冒着纷飞的大雪，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前往机场迎接，并在机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中央三位领导同志驾着仙鹤，腾云驾雾从昆仑山那边飞回来了。久别重逢，家人团聚，这不是喜从天降吗？……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据张闻天的爱人刘英回忆，毛泽东在讲上述话时还非常形象地把帽子一次次抛向空中，显得很兴奋。当时在场的张国焘也在回忆录中说，当时“彼此握手拥抱”，一堂欢叙，所谈都是高兴的事”。当晚，毛泽东请王明、康生、陈云吃饭。随后，毛泽东、张闻天又在陕北公学大院主持召开了欢迎大会，身历其境的王明的警卫员回忆说：欢迎会上“毛泽东很高兴”，讲话“讲得很热烈、很兴奋”。如此高的欢迎规格，在延安时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其场面之热烈、态度之友善，足见毛泽东对王明归来的重视，也显示了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与王明等热忱合作的意愿。
【延安中央政治局成员，前排中为王明。】
从情理上讲，毛泽东这时并没有厌恶王明的原因。因为：第一，此时，毛泽东还没有把第三次“左”倾错误与王明联系在一起。中央苏区受压制和排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直接的领导人是博古。而王明与博古之间的关系，当时许多人包括毛泽东还是不清楚的。因此可以说，毛泽东与王明没有历史纠葛，对王明不反感；第二，毛泽东虽然反对对共产国际的指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但对共产国际及其领导是非常尊重的，组织观念也是很强的，对从共产国际派回的代表一贯是重视的。王明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和共产国际派回的代表，毛泽东理应是非常重视的；第三，从长征以来，特别是与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以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特别注意党内尤其是中央的团结，曾多次强调：“中央内部的团结一致，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对于王明这样有背景的领导人，毛泽东自然希望搞好关系，与其同心同德，协力工作。
但王明回来的作为，很快给二人的关系蒙上了阴影。
王明这时的感觉特别好，他不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而且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身份与出国时大不相同；抗战爆发后，蒋介石非常重视与苏联的关系，也非常重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因此对从共产国际回来的王明也比较看重。抚今忆昔，王明十分兴奋，他的《不胜今昔之感》诗充分表达了他此时的心情：“国际连番命启程，日船悄悄四人行；六年中外风云变，蒋请苏机万众迎”。他踌躇满志，准备大显身手。
王明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的。当时，苏联正面临法西斯德国咄咄逼人的严重威胁，十分担心与德国结盟的日本从东面向它进攻，为避免陷入东西两面作战的危险境地，苏联希望中国牵制和消耗日本，使之无法北进。但它认为中共力量微弱，因此必须依靠国民党，必须保持国共间的统一战线。共产国际领导人据此来指导和要求中国共产党，但又担心曾与国民党经过10年血战的中共领导人能否正确地实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转变，因此派“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有朝气”的王明回国“帮助中共中央”。
临行前，王明曾面见过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托洛夫，但并没有完全理解他们的指示。尽管如此，王明还是自觉怀揣“尚方宝剑”，神采飞扬地回国来号令全党。他一回来就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抗战以来党的方针、政策提出许多批评，其中很多都是针对毛泽东的。
在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危言耸听：“我们党虽然没有人破坏国共合作，但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如果不联合蒋介石，客观上等于帮助日本。”
他批评说：“在统一战线中两党谁是主要的力量？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力量。我们不能提出要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的地位，共产党也不能投降国民党；两党谁也不能投降谁。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问题，这是将来看力量的问题，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这些指责，显然是针对毛泽东而发的。
他又批评说：“过去提出国民党是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伯。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来帮助，不要提得这样尖锐，使人害伯。”这些指责，自然也是针对毛泽东的。
他还批评说：“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帝的，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我们对政权问题，不要提出改造政权机构，而是要统一的国防政府”；“我们的斗争方式也要注意，如章乃器说多建议，少号召，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义的”。等等，这些还是对毛泽东的指责。
他强调：“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现在我们要用这样的原则去组织群众。”“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经济，不过注意不要受到无谓的牺牲。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
在1938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在统一战线和抗日军事战略问题上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观点。他说：“国民党现在提出只要一个军队，我们也不能反对这个口号”，“统一军队的基本条件是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战略方针应该“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对于王明的指责，毛泽东是不同意的，但出于对王明的尊重和维护团结的考虑，没有立即进行反驳，而是作了基本的辩白和正面的阐述。他强调：“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有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低到国民党方面去。”他说：“八路军与游击队应当使成为全国军队的一部分，但是要（有）政治上的区别，要在政治工作上、官兵团结上、纪律上、战场上起模范作用。”“共产党在八路军出动后，政治影响更扩大。在全国群众中组织力量虽不够，但不能看数量少，在群众中力量是大起来的。”他又说：“章乃器说少号召多建议，我们是要批评的。这是只适宜国民党现时状况。我们要在政治上有号召。”关于战略问题，毛泽东说：“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在持久战中领土与军队什么最重要？军队较重要。军队失败，领土不能保。应向国民党提出保存军队是基本的，过去红军便是采用这个原则。”“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军一部。”“洛川会议战略方针是对的。”这些，其实都是对王明指责的回答和反驳。
但是，由于王明宣称他传达的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有很高的威望，一时许多与会者受到蒙骗。在十二月会议上，不少人根据王明的观点进行了“自我批评”，承认过去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毛泽东在会上的处境十分困难，他后来说：“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我是孤立的。”
王明向毛泽东的挑战还突出地表现在组织上。如果说，王明在政治上的右倾有其来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并不完全是）教条主义地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的话，而他在组织上的表现则说明他也并不是完全遵从共产国际指示的，他是有着很大个人政治野心的。有人曾分析说，王明在1931年出国前安排博古等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由博古担任名目含糊不清的“负总责”职务，是为其日后回国担任总书记作的铺垫。虽然这仅仅是一种臆测，因为没有确凿的根据，难以说它是否正确。而他回国后的表现，却似乎印证了人们关于他这种政治上不甘寂寞的推测。
在王明回国前，季米托洛夫曾明确告诉他：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言下之意，是王明不具备担任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条件，共产国际不准备让他出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但王明却完全没有理会季米托洛夫的话，以“钦差大臣”自居，将自己凌驾在党中央之上。在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三月政治局会议上，他都俨然把自己作为党的中心。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他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前往武汉与国民党谈判，但他到武汉后随即改变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出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1938年8月，王稼祥奉共产国际指示回国后，中央决定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却致电毛泽东、张闻天，要求派王稼祥速来武汉先行向他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并要求如王万一不能来时，将共产国际指示迅速电告他。摆出一副有别与其他领导人、高高在上的神态。
尤为突出的是，他在武汉不经中央同意、甚至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文章和谈话，如1937年12月25日，他在汉口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1938年3月未经中央通过就在武汉《群众》月刊发表自己撰写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他自己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并不经中央审阅就交与国民党，而在收到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后，他致电中央：“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可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否则对党内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
对于毛泽东，他极不尊重。1938年2月9日，针对国民党顽固派“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反共叫嚣，他事先不征求毛泽东的同意，“用毛泽东名义发表一篇二月二日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谈话”，并致电中央书记处说：“因时间仓促及文长约万字，不得(没有)先征求泽东及书记处审阅。”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后，中央两次致电长江局，指示在武汉《新华日报》刊载，但他以文章太长而拒绝刊载。他并且对中共中央的决策提出许多批评，擅自将长江局的文件散发全党。
凡此等等，不仅严重地干扰了毛泽东的领导，而且使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变得十分微妙。
毛泽东宽容王明
王明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作为中央领导人是不成熟和不称职的，而且对党的事业是十分危险的。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蒋介石正在处心积虑搞垮共产党，要把共产党“根绝净尽"。军事上，蒋介石给八路军、新四军限定战区。八路军以在五台山东北的小块地方（冀察边）为防区；新四军的战区是：第一、二支队在长江以南，芜湖——高淳——丽水——金坛之线以北，丹阳——镇江以西，纵长100公里、横宽五六十公里；第三支队东起芜湖、选城，西至铜陵，南至青阳，被临长江，东西不足百里、南北不到50公里；第四支队在皖中的舒城、庐江、巢县、无为地区，也是东西不到100公里、南北仅为五六十公里。蒋介石并严令“在自己的战区从事作战”，企图将中共武装力量限制在狭小、日军必经之地，假日本人之手摧垮之。政治上，蒋介石企图溶化共产党，在与王明、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的谈判中，威胁利诱双管齐下。蒋说，两党存在，总免不了冲突与竞争。“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将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了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蒋介石表现出对共产党的极度仇恨和不遗余力顽固反共的心态。在这样的形势下，王明的右倾主张将会把党带入十分危险的境地，倘若长此以往，大局将是不堪设想的。
二是，王明的右倾主张和目无组织纪律的行为，在党内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混乱。出席十二月会议的彭德怀后来回忆说：“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会议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觉回去不好传达”。“回去传达就只好是，毛主席怎么讲，王明又怎么讲，让它在实践中去证明吧。”这种情况，就势必影响和干扰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的贯彻落实，影响党在各个方面的工作，影响党的事业的发展。
王明的言行引起毛泽东的忧虑，也引起其他领导人的担心。因此，1938年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立即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任弼时于3月底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详细介绍了抗战以来中国国内的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中国共产党的状况以及八路军的作战情况，尤其是国共合作以来的特点、困难等，并在季米托洛夫等的询问下，介绍了王明回国以后的情况。共产国际在听取汇报后，对毛泽东的领导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七八月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回到延安，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并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9月29日，全会召开。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一年多来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新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共产国际的指示，极为重要：第一，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第二，肯定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为六届六中全会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证，使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的错误。
【参加六届六中全会部分领导人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提出批评，他指出：“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显然，这是毛泽东对王明右倾错误的不点名的批评。
但是，对王明个人，毛泽东采取了与人为善、宽容和同志式帮助的态度。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针对对王明的议论，毛泽东说：王明在全会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得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
与此相佐证的是，毛泽东对王明的态度依然如旧。1938年任弼时、王稼祥在面见共产国际领导人时，共产国际领导人曾对王明有许多批评。虽然现在我们无从知道王稼祥回国后是否将这些告诉了毛泽东。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毛泽东在获知共产国际对自己的肯定后，仍对王明采取了十分友好的态度。当1938年9月王明等返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时，毛泽东和朱德等都前往迎接，延安各机关、学校和群众团体组织了热烈的欢迎仪式。而任弼时和周恩来1940年回国后，把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托洛夫对王明的批评告诉了毛泽东。任弼时后来说：我与恩来在莫斯科时，季米托洛夫找我们谈话，说到王明同志一些缺点，要我们告诉毛主席帮助王明改正。我们回来只对毛主席说过。毛泽东获知后，并没有改变对王明的态度，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人们似乎有这样一种认识：王明在六届六中全会后去当延安女子大学校长，在党内没有什么地位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六届六中全会并没有追究王明的责任，也没有把他从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中拿开。会后，他仍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女子大学校长仅只是王明担任的许多职务中的一个并非最重要的职务。
统战部似乎给人不十分重要的影响，其实不然。当时，中央主要设有宣传部、组织部、社会部和统战部等，分别由在延安的书记处成员张闻天、陈云、康生和王明担任。在明确认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前提，在国共合作是当时党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并为共产国际十分关注的形势下，统战工作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出任统战部部长理应是受到重视的一种表现，而且这与共产国际派王明回国的初衷是相吻合的。至于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消长江局，是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变化所作出的，并不是单独针对王明个人的。因为，王明留中央工作，是中央从他回到延安后就作出的决定。他的外出是因为蒋介石想了解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态度而特邀请他去的，中央曾要求他在见过蒋介石后很快回延安。如1938年3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同意王明再次外出的同时，就曾正式做出决定：“王明同志（外出）留一个月即回来（如估计武汉、西安交通有断绝之时则提前）”。
王明还担任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主任。在中央设各个地方工作委员会是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其基本职责是“研究与注意各中央局及其所属党部的工作，并经常向中央提出意见，经过中央给各中央局以经常的指示和帮助。”会后，中央就设立了西北、华北、华中和南方工作委员会，分别由张闻天、王稼祥和王明担任。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它干了些什么，但就其机构职责和负责人的构成来看，可见其是一个颇不寻常的职务。
当然，王明更为重要的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由于周恩来常驻国统区，朱德、刘少奇、项英、彭德怀等在抗日根据地，任弼时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因此，在延安经常出席政治局会议的就是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康生、陈云、博古、邓发、凯丰等；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和康生、陈云增补为中央书记处成员，由毛泽东、张闻天与他们三人组成中央书记处。这两个决定党的党政军大政方针和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机构，即最重要的机构，王明都参加了，他是参与中央决策的。
在讨论王明在六届六中全会后的党内地位时，有两件事尤其应引起注意。一是由于任弼时出任中央秘书长。1941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原先由任弼时管理的西北中央局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由王明接替。二是同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由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张闻天、陈云、凯丰7人组成。由此可见，此时王明在党内的地位还是非常高的，毛泽东对他也是非常看重的。
因此，诚如毛泽东所言，王明仍是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而且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前十分活跃。他经常到延安各界作报告，发表演讲，在《新中华报》、《中国妇女》、《解放》、《共产党人》等报刊杂志发表大量文章。“王明的理论”在延安名噪一时，许多人视其为难得的“理论家”，甚至被一些女青年视为偶像。
现在许多书籍认为，王明在1940年再版他的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后，毛泽东针对王明，在1941年编辑了《六大以来》。其实是不对的。《六大以来》被毛泽东称为“党书”，它对党的高级干部认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推动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它一开始并不是针对王明的。中央的最初动机是为筹备中的七大准备材料，当时预定七大在1941年上半年召开，其中一个重要议程是总结六大以来党的历史经验，该书就是为此做准备。这项工作最初由任弼时负责，拟定于1940年10月完成，由于任弼时很忙，收集、整理工作进行的不顺利。于是10月1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陈云、王明、王稼祥、张闻天、邓发等分头收集，限于11月底完成。但因他们都是政治局委员，工作很多，没有精力去收集，中央又决定该项工作由中央秘书处承担，由毛泽东负责督促与审核。毛泽东在审核过程中，深切认识到土地革命后期中央下发的一系列决定、指示、命令等，形成了一条比以往各次“左”倾错误路线更完备的、危害更大的“左”倾错误路线；认识到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对党的领导机关的严重危害，而当时许多人包括党的高级干部却对此缺乏认识，因此认为有必要首先在高级干部中开展一个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的活动，以提高高级干部的路线觉悟，统一全党的认识。在1941年八九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建议，把他正在审核的为七大准备的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汇编成册，供高级干部学习与研究党的历史用。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这一建议，该书在1941年底出版。这就是《六大以来》编辑出版的缘由，从其来龙去脉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并没有明显针对王明的痕迹。
总之，从现有的资料看，很难说毛泽东此时对王明很不满意，甚至对其不信任，没有事实支持这样的结论。
王明又一次向毛泽东挑战
在对毛泽东的挑战失败后，王明转而对毛泽东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他表示尊重毛泽东是党的领袖。他说，对毛泽东在会议上的报告，“我都同意”；全党必须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
会后，王明在表面上表现得对毛泽东十分崇拜、敬仰。在很多的报告、讲演和文章中，他大讲毛泽东是“中共领袖”，是“我们最敬爱的同志”，“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等等。1940年5月，他在延安第一个举起了“学习毛泽东”的旗帜。在5月3日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大会上，他颂扬说：“毛泽东同志现在不仅是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党全党团结的核心，不仅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团结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众望所归的团结中心”；“在农民工作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政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在理论上，毛泽东“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多，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好，真正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真正地善于把马列主义灵活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是伟大的理论家”；《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问题的指针；同时也就是对马列主义国家问题的新贡献”。
王明说：“对于青年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五个字：‘学习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既以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名字来命名，那就要名符其实，就是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他还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学习毛泽东：
第一，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
第二，学习毛泽东同志勤于学习的精神。
第三，学习毛泽东同志勇于创造的精神。
第四，学习毛泽东同志长于工作的精神。
第五，学习毛泽东同志善于团结的精神。
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他拥戴毛泽东领导的话是迫于共产国际指示、迫于当时的现实而作出的表面文章，言不由衷。
在另一方面，王明文过饰非和坚持错误。1939年5月，他撰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诸问题》，仍然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6月，在《十七年来的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继续宣扬他在1938年写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中的观点。1940年，他将其“左”倾路线的代表作，写于1931年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再版，并在“三版序言”中用意深长地写道：“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党员新干部，对于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试图将其作为“教材”推荐给全党，并用以宣扬自己、美化自己。
毛泽东曾多次推动王明认识错误。1940年12月4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总结过去的经验，对于犯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了解过去的错误，可以使今后不犯重复的错误。”并明确指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否认独立自主的方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错误的，这一口号到六中全会才取消。”1941年3月2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又指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有些错误的”，要求党内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但王明置若罔闻。
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揭开了中央领导层整风的序幕，会议认定土地革命后期中央的领导犯了路线错误，但一致的意见认为它是从1931年9月即博古临时中央时期开始的。对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王明进入中央并操纵中央这一段，虽然也有人提出批评，但认识并不一致，也没有作为会议的重点。王明在会上感觉良好，当张闻天、博古等沉重检讨土地革命时期后期所犯错误时，他一面将责任推诿到别人身上，说博古是“苏维埃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一面极力肯定自己，坚持“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也是正确的”。应该说，王明在会议初期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
会议期间，毛泽东曾与王明约谈，但也没有深究其在土地革命后期的错误，仅只是希望他正视抗战初期的错误，并且态度是商量性的，而王明却继续采取了拒不认错的态度。
就在这时，王明根据共产国际的来电，认为有机可乘，便向毛泽东发起了新的挑战。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为防止日本配合德国从北面向苏联进攻，要求八路军对北平、张家口、包头一带的日军发动进攻。由于当时正处在敌后抗战最困难时期，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答复说：“我们决心在现有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目前每支枪平均只有子弹20发），因此，我军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可能很大，如不顾一切牺牲地动作，则有使我们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结果对中共或苏联都是不利的。”但苏联、共产国际对毛泽东这一根据实际、从长期战略考虑的答复不满，10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托洛夫发来一封质询的电报，提出15个问题要求中共中央回答：在苏联受到德国入侵的严重关头，中共准备采取什么行动来援助苏联？面对日本在华北地区加强进攻，中共准备如何改善国共关系？如果中共因为其尖锐对立的态度而破裂与蒋介石的合作关系，那还能与哪些人合作抗日？言辞颇含责备。王明认为这是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否定，回顾历史，他当年就是利用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否定而走上中央领导岗位的。他说：“那边的方式我是知道的，先提问题，后来就有文章的。”于是，便发起对毛泽东领导的新攻击。
10月7日晚，当毛泽东与王稼祥、任弼时到王明住处商量向季米托洛夫复电时，他向毛泽东提出一连串责难。第二天，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王明又作长篇发言，进一步指责毛泽东。他说：党的抗日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统一战线时期将反帝反封建“含混并举是不妥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政权问题和经济政策中“不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是缺点”；在反对顽固派的反共磨擦中“有些斗争是可以避免的”，“对地方实力派消灭过分，对地主搞得过火”。他提出：“我们必须与国民党的关系弄得更好些”；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上，可提出“与国民党大同小异(形式上)"，而现在是“小同大异”；中央应向国民党当局“承认是地方政府，承认国民政府的领导”；“我们今日还不希望国民党实行彻底的民主共和国。这个问题要向蒋声明，向国民党说清楚”；“今后阶级斗争要采用新的方式，使党不站在斗争的前面，而使广大群众出面，党居于仲裁地位，可有回旋余地”，等等。同时，美化他的右倾错误并寻求翻案，竟说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初的武汉时期，1937年12月会议前和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错误的。他在长江局工作时“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个别缺点是“强调斗争性不够”；在组织上“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的原因，是“在国外单独发表文件做惯了”。他咄咄逼人地对毛泽东说：“你是党的领袖，我的话对否，做结论权在你！”并表示决心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他态度激昂，气势逼人。
但是，王明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这也可以说是他教条主义思维方式的必然结果。他的言论和态度在10月8日受到中央书记处其他成员的一致反对。陈云、凯丰等明确不同意王明的观点，并指出王明与许多错误有关，而其与中央的关系是各种错误的根源。
王明凭借的是共产国际的背景，王稼祥、任弼时根据在共产国际所了解的情况，对他进行了驳斥。
王稼祥指出，王明回国后的言论与斯大林和季米托洛夫的谈话意思是不同的。比如关于政权问题，斯大林说，将来你们军队到了那里，政权也会是你们的。关于战略问题，斯大林说，打日本不要先打头，这实际上便是要打游击战争。季米托洛夫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对于中国党的路线，我的印象没有听说过路线不正确的话。”
任弼时说：我与恩来在莫斯科时，季米托洛夫找我们谈话，说到王明同志一些缺点，要我们告诉毛主席帮助王明改正。我们回来只对毛主席说过。前几次毛主席与王明同志谈他在武汉时期的错误，他还不愿意接受。昨晚他又提出新的原则问题。在今天书记处会议上，我不得不把季米托洛夫等人对我说的问题谈出来，帮助王明同志来了解问题。曼努伊尔斯基问我：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作中央的意见？是否想团结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围?季米托洛夫说：“王明缺乏工作经验”，“王明有些滑头的样子”。据共产国际的干部反映，有一次王明与米夫到一个地方参观，米夫向人介绍王明为中国党的总书记，王明居然默认。任弼时批评说，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说的这些话和王明回国后的表现，他确有“钦差大臣”的味道。他的主要问题是个人突出，自以为是，对国共关系问题，有原则上的错误，特别是忽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复活。
毛泽东最后发言指出：王明在武汉工作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性的错误，我们等待他许久，最近我和他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他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恰好相反，我们认为他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鉴于王明提出的问题关系重大，毛泽东提议把这个问题拿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展开讨论。
在受到与会同志的批评，尤其是从王稼祥、任弼时的发言中获知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他印象不佳、有许多尖锐的批评后，王明顿时感觉到赖以向毛泽东挑战的条件不存在了，于是便迅速退却。13日，他突然生病，并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他在武汉期间错误问题所作的结论。他的这一次挑战又草草收场了。
王明在固守错误的纠缠中落伍
面对在原则问题上的争论，毛泽东与王明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他的基本立场是弄清是非，团结同志。因此仍对王明十分宽容和爱护。这表现在：一是，在决定把王明提出的问题拿到政治局讨论时，还特意交代王稼祥和任弼时，在政治局会议上不必说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的批评。二是，对王明武汉时期错误的定性比较轻。毛泽东在10月13日下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王明生病，关于武汉时期工作只好停止讨论。关于王明在武汉时期工作中的错误，就以10月8日书记处工作会议的意见作为定论。10月8日书记处的意见是什么呢？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王明在武汉时期有四个方面的错误：（一）对形势估计，主要表现是过于乐观；（二）对处理国共关系，没坚持独立性和斗争性；（三）军事战略，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四）在组织上，长江局与中央关系是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打电报给中央或前总，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得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但结论就是一句话：“王明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错误。”毛泽东并委托任弼时向王明说明：“他在武汉时期的工作，路线是对的，但个别问题上的错误是有的，我们就是这些意见。如他还有什么意见，等他病好后随时都可以谈。”
【1938年，国共合作武汉中共领导人。左起：周恩来、博古、王明、叶剑英。】
对这个定性，王明是表态同意的。10月13日上午，他向前去看他的任弼时说：关于武汉时期的错误，他同意毛泽东8日在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结论。
但是，王明仍是言不由衷。此后，他玩弄两面手法，在公开场合表示承认错误，在私下则为自己鸣冤叫屈，挑拨离间。他见王稼祥时说：毛这个人太厉害，睚眦必报，现在整我们，你过去也反对过他，你也跑不了的。见博古说：这次是整你我的，但不用担心，那边的方式我是知道的，先提问题，后来就有文章的。张闻天回延安以后，曾去看过一次正在养病的王明。王明对张闻天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尤其是你。1940年3月周恩来同志从莫斯科治伤后返回延安，传达曼努伊尔斯基的话说，你是我党的理论家。毛泽东听了这句话大发脾气说，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所以特别反对你。”王明还说自己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什么话都随便说，所以遭了毛泽东的忌，毛泽东此人实在太厉害，真是睚眦必报。王明妻子孟庆树也在一旁帮腔。张没有附和，但说：我们过去确有很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
同时，向共产国际领导人告毛泽东的状。
1943年春，刘少奇从华中回到延安，王明认为刘少奇新回中央，就又把1941年夏秋间对毛泽东的意见告诉了刘少奇，要刘少奇主持公道。刘少奇认为这是原则问题，立即提议并随后提到政治局会议上。但当王明知道刘少奇并不支持他时，就又表示放弃他的意见。这年12月1日他在写给毛泽东并中央政治局诸同志的信中说：当我和少奇同志谈后，我很快即感到这是不对的，因为我已经向毛主席说过，我不再谈自己的这种意见，所以当少奇同志提议把我的意见提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讨论时，我曾再三的坚决的不同意。又当少奇同志通知我他已将我的意见提到政治局会议上，并已经政治局决定由少奇、弼时、稼祥三同志来和我谈这个问题时，我又再次地向少奇同志表示，我已放弃这些意见，不愿再谈。同时，我又请了毛主席来我处，向他声明我绝不坚持自己的这些意见，请求不必再谈。
但当1943年7月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后，他又对周恩来说：现在整风不过刚刚开始，你我错误一样的，一定会整到你头上去的。
王明这些挑拨离间的话，遭到上述同志的拒绝。
如上所述，毛泽东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后，对王明是宽容的。但在获知王明在背后的小动作后，对其这种两面派手法，非常不满。1943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揭露说：王明最近两年，一面养病，一面还做破坏活动，向一些同志讲怪话，批评中央不对。我们要有对付党可能发生破裂的准备。这是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之外对王明的第一次公开的批评。
同时，毛泽东渐渐提升了对王明错误的性质和危害的认识，认为王明是党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罪魁祸首，不把王明的错误搞清楚，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还可能死灰复燃。这年7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民党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事件时，指出：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是投降主义的错误。他说：抗战以来，我党内部有部分同志没有阶级立场，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对我进攻，对我大后方党员的屠杀等没有表示义愤，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国民党打共、捉共、杀共、骂共、钻共，我们不表示坚决反抗，还不是投降主义？代表人物就是王明同志。他曾认为中央路线是错误的，认为对国民党要团结不要斗争，认为他是马列主义，实际上王明是假马列主义。“我们党内要把历史问题弄清楚，同志们准备意见，要进行讨论。”8月3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对王明的错误提出批评。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43年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抗战初期党的政治路线展开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王明的错误是路线错误，是“新陈独秀主义”。并由此考察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党的政治路线，揭发王明与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关系，认定“教条主义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
王明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11月29日李富春代表中央与他谈话，告诉他中央政治局正在讨论六大以来党的路线问题，特别是教条主义宗派的错误，包括王明的错误问题，希望他认真作出检讨。12月1日，王明写了一封给毛泽东并中央政治局诸同志的信。他在信中承认，他1941年10月初与毛泽东讲的关于国共关系和中央政治路线的意见都是错误的，“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因为早经毛主席指示出那些意见都是错的，一切问题都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他并表示：“我请求毛主席将此次中央政治局所讨论的有关我的其他错误和缺点给我以指示和教育，同时我也请求中央各位同志都能抽出时间来给我以指导和教育。我愿意尽我力之所能，对自己过去的思想言行加以深刻的检讨，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与教育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当六届七中全会审议“历史决议草案”时，他致信会议，表示对历史决议和它对第三次“左”倾路线所犯严重错误的分析与估计“完全同意和拥护”。然而，他又是言之谆谆，行之藐藐，在七大后又一次次地拒绝承认错误，拒绝自我反省。
为了挽救他，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曾多次与他谈话，党的七大、八大都选他为中央委员，而他却固守错误，并越走越远，最后被历史所淘汰。
（来源：昆仑策网，原刊于《百年潮》2001年第11期，原标题《王明到达延安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