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恩远驳郑永年：苏联解体恰恰是因为“妄想登上西方的贼船”！
在苏联解体原因问题上，一些学者归咎于苏联模式不能“与时俱进”。这种认识在方法论上的错误是，不能辩证分析苏联体制是一个既促进了社会进步、又存在弊端的矛盾统一体。把这一体制割裂开来，只看到其弊端方面就加以全盘否定，既不能说清楚苏联取得成绩的原因，亦不能找到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任何一个国家的体制都存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因素和阻碍社会进步的弊端，但不是具有弊端就必然灭亡。戈尔巴乔夫所奉行的“改革”及其制订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总路线是导致苏联解体最主要、最根本原因。
2021年11月25日，香港中文大学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在接受我国一份有影响的报刊采访时表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不能与时俱进”[1]。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一、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模式没有“与时俱进”吗？
郑永年先生一方面承认苏联是“那样一个强大”的国家，另一方面又说，“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模式’无论从经济基础还是政治上层建筑，都没有做到与时俱进”。
没有“与时俱进”的苏联模式又怎么能使苏联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不独郑先生在这个“因”与“果”的逻辑关系上持矛盾的观点，很多人也有类似表述。
戈尔巴乔夫一方面承认苏联体制在历史上取得的成绩，另一方面又宣布与具有70多年历史的苏联官僚体制决裂；国内一些学者也不否认苏联工业化、打败法西斯的成就，同时又几乎全盘批判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冠之以“一党专权”“高度集权”，等等。
那么，如果当时没有共产党领导，没有中央对有限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集中计划和统一分配，苏联能够实现国家工业化和打败法西斯的目标吗？这种认识在方法论上的错误是，不能辩证分析苏联体制是一个既促进了社会进步、又存在弊端甚至严重弊端的矛盾统一体。把这一体制割裂开来，只看到其弊端方面就加以全盘否定，这种认识方法显然是错误的，既不能说清楚苏联取得成绩的原因，亦不能找到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
郑先生从其“文明型国家”的角度出发，认为苏联的“闭关自守”是由于其具有保守封闭的传统，因此断言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与旧俄罗斯帝国的实质相比，“无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没有根本改变”。这个论断是一个常识性错误。
十月革命后，1918年制订的第一个《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根本法）》，确定了国家的国体和政体形式：俄国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情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等等。1936年，斯大林在1918年宪法基础上重新修订宪法，保留了以前的基本原则，同时增加了对联共（布）地位的规定：由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中最积极最觉悟的公民自愿结成苏联共产党，即劳动者为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的先锋队，是劳动者所有一切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
在经济基础方面，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宣布剥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废除沙俄帝国的土地私有制，把工厂、土地、铁路和银行变为全民的共有财产；消灭任何人对人的剥削，完全消除社会之划分为各阶级的现象等。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此诞生，这是和旧俄国地主资产阶级专制政权完全不同的国家，开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制订第一部体现建国方略的宪法？毛泽东指示中央政治局委员要参考借鉴苏俄1918年和1936年的宪法。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在国体政体方面、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方面的基本原则都参考了上述苏联两部宪法，从而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基石。如果说新中国和旧中国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恐怕郑先生也不能同意。
显然，和具有上千年历史的沙俄政权相比，断言苏联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观点，即便是从“文明型国家”的角度来解释也是说不通的。认为苏联解体原因在于“体制的僵化、保守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没有做到与时俱进”的观点曾经风靡一时，但这个判断不完全准确。
列宁正是突破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的理论，从而提出由于帝国主义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俄国这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取得“一国胜利”的论断，进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斯大林继续了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任何现成模式和教条可以借鉴和参考，就是说苏联的每一天、每一项工作，无论是正确或者错误的决策，都是在创新和探索中进行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主流，世界掀起新的科技革命浪潮。苏联当时的领导人由于思想的保守和僵化没有及时跟进这股潮流，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如果断定此时苏联社会只存在“停滞”的一面、不能“与时俱进”，则过于武断。“僵化保守”与“改革创新”是对立的两面，恰恰是苏联发起了对社会主义国家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
斯大林逝世后不久，马林科夫全面阐述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发展的“新方针”。其主要内容是：第一，注意到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问题，提出要以发展重工业那样的速度来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第二，下放部分中央权力，扩大各主管部门、地方及企业的部分权限；第三，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现象，首次认识到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等等。
赫鲁晓夫继续了马林科夫的“改革”，1957年正式提出了对“工业和建筑业的改组”：改变中央对国民经济管理权力过度集中的状况，主要经济活动由中央转向地方，进一步扩大地方在企业运行中的管理权、财政经营权和计划权；提出扩大企业权限，减少中央下达给地方和企业的指标等措施；充分利用各种经济杠杆，加强经济核算，以经济刺激手段管理经济活动；等等。
1965年，苏联正式提出“经济改革”一词。在以柯西金为首的专家们的努力下，苏联启动了以经济核算和自负盈亏为导向，利用当时所谓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价格、价值、利润等市场工具的经济改革，并且把改革的“细胞”定位在企业，提出建立生产经营更加合理的企业管理体制。
今天应当怎样评价这些改革？首先，应当肯定这些改革的方向，如改变不合理国民经济结构，缩小中央各部权力，扩大地方和企业生产自主权，发挥商品经济、市场规律的作用等。这些举措在改革初期对当时的苏联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一定推动作用。
其次，如前所述，也必须承认，由于当时苏联领导人以僵化和教条的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些改革没能从根本上触动旧体制的弊端，所以收效不是很大，甚至还出现反复。但我们能否就此如一些人断言，苏联这些举措、苏联的改革就是完全失败的？必须全盘否定？答案是否定的。
列宁曾经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2]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前无古人，每走一步都很艰难。但从苏联开始的改革，迅速扩大到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等国，还对中国产生了影响。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就充分注意到苏联的这些举措。可以说，如果当年苏联不能与时俱进、不对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实行这样的改革，恐怕苏联社会经济不会保持后来的发展进度（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苏联社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都在5%以上）。
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是“关起门来搞创新”吗？
郑先生认为苏联这种“举国体制”，最初在科技、工业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却难以为继，原因在于“关起门搞创新”，把自己封闭起来，最后走向彻底孤立、失败的结局。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1917年十月革命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14个国家的武装干预，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叫嚣要把第一个布尔什维克政权扼杀在襁褓中，协约国宣布对苏俄实行经济封锁。
即便如此，在受到西方围剿和几乎没有可能与国外开展经济技术交流的情况下，列宁仍然非常重视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正常的贸易关系，认为没有稳定的外贸关系，就不可能有稳固的国内经济关系。
“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3]。这就充分证明了苏维埃政权完全没有“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极其重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流。
1919年，在国内战争即将结束之际，列宁就预言国际关系必将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时期”，表明“愿意在合理的条件下给予承租权，作为俄国从技术比较先进的国家取得技术帮助的一种手段”[4]。
1920年，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发动的推翻苏俄政权的战争失败后，协约国不得不解除对苏俄的封锁，列宁非常兴奋地说道：“解除封锁这一事实是有国际意义的重大事件，它表明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期到来了”，“我们同先进国家完全隔绝的状态，这种由于封锁造成的状态，已经打破了”[5]。
1922年，西方国家在热那亚举行国际经济会议，列宁要求共产党员必须以商人的身份参加会议，他说，“我们欢迎热那亚会议并准备出席这次会议；我们十分清楚而且毫不隐瞒，我们准备以商人的身份出席会议，因为我们绝对必须同资本主义国家（只要它们还没有完全垮台）进行贸易”[6]。
列宁不仅充分阐述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开展贸易和技术交流的思想，并且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通过租让制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1921年，俄国从国外订购了几千台机车，几百辆油罐车，出口量达到5000万普特。1921年～1926年，苏联政府与资本家们签订了144个租让合同（与德国签订了21份合同，英国16份，美国10份），一年后租让企业达到73个[7]。
截至1927年，苏联政府从租让企业手里获得1611万卢布。通过租让制度，苏联政府成功地获取一笔可观的收入，得以在1927年开始大量地引进西方国家的设备、技术与人才。当然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当时苏联对外开放的范围不是很大，但断言此时的苏联是主动“关起门来搞建设”是完全不准确的。
斯大林同样坚持了列宁加强对外政治经济联系的思想。早在1921年，斯大林在《党在取得政权以前和以后》一文中指出，“俄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果它不用自己的原料换取西方国家的机器和装备，那就很难靠本身的力量组织运输业，发展工业并使城乡工业电气化”。他同时强调：“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在一个或几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之前，苏维埃俄国和我们这个领导它的党就不得不寻求同敌视我们的西方资本家集团建立经济合作的形式和方法，以便取得必需的技术装备”[8]。斯大林阐述了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问题。
似乎是在回答郑先生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闭关自守”的问题，斯大林斩钉截铁地指出：“以为经济是一种绝对闭关自守、绝对不依赖周围各国国民经济的东西，这就是愚蠢之至。”[9]
斯大林说明了这其中的原因，苏联的国民经济存在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依赖；同时这种依赖是相互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依赖苏联的经济，比如苏联的石油、粮食、木材等。斯大林认为，苏联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相互依赖的关系是由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进程所决定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1929年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专门设立中央外国咨询局，负责外国技术的引进和利用。1929年～1932年，苏联购买了英国出口的大约70%的机床。
苏美之间的贸易十分活跃：1930年苏联是美国第二大机器与设备进口国，1931年跃升至第一位。同时期苏联成为德国第一大机器进口国，43%的德国出口机器运到苏联[10]。
1931年苏联向国外购买的机器设备约占世界设备总出口额的1/3，次年上升到1/2[11]。当时苏联购买的工业设备总额占世界第一。1928年～1931年，苏联购买了西方67.1%的切割机床、52.6%的涡轮机、69%的拖拉机，足见苏联对外贸易规模之大。到1931年初，苏联接受国外技术援助的项目增加到124项，投资总值达8300万卢布。1929年～1945年，苏联与外国公司共签订217个技术援助项目。
与此同时，苏联还积极展开与外国的科技文化交流。苏联派出大批领导干部、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和大学生出国考察，同时也大量接受外国专家和技术人员来苏进行指导。
1932年在苏联工作的外国专家就达到2万多人，苏联最大的一些钢铁厂、拖拉机厂、水电站等不少设备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并且有不少外国专家在这些企业从事工作[12]。比如，苏联最大的三个钢铁厂即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库兹涅斯克钢铁厂、扎波罗钢铁厂，都是在美国和德国的技术援助下建成的。
当时，有250名美国工程师在世界最大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工作并开办培训班，帮助苏联工程师掌握工程技术。库兹涅斯克钢铁厂是由美国人帮助设计和建设的，其中的先进设备都是进口的。
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也是在美国80家工厂的帮助下建成的。该厂在和平时期生产拖拉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生产了大量坦克，武装苏联军队抗击德国法西斯。
作为当时欧洲最大的水电站，苏联第聂伯河水电站的发电机和涡轮机是由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等美国企业提供的，一些美国人在此支持建设，其中六人获得苏联政府颁发的劳动红旗勋章[13]。
由此可见，苏共领导人当时主观上没有“关起门”封闭发展的想法，而是竭力加强与世界，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当然由于客观上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这种开放受到很大局限。
三、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与“西方脱钩”吗？
郑先生出发点或许是好的，希望中国接受苏联“关门体制”而导致解体的教训，绝对不要和世界“脱钩”。所谓“脱钩”是一个比喻，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词汇，苏联时期国际关系领域使用更多的词汇是“封锁”“封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受到很大阻碍，但这并非由苏联造成的。
1946年，以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为标志拉开了帝国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冷战”的开端，西方国家开始了对苏联的围追堵截和封锁控制。
1949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澳大利亚等17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组成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目的就是专门限制其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技术。列入禁运清单的有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上万种产品。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对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受到极大限制。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迫不得已提出了“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他指出：“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14]，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市场。但斯大林特别强调这种情况的发生不在于苏联一方，而是因为“美国、英国及法国自己促成了这个新的平行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巩固”，它们的目的在于对“苏联、中国和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实行经济封锁，想以此扼杀它们”[15]。苏联完全不是如郑先生所言的那样“主动脱钩”。
东方不亮西方亮。为了突破帝国主义的封锁，苏联的对外经济联系实际上是从三个方向展开的。
第一，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扩大经贸合作。可以想象，在受到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的情况下，直到1994年“巴统协议”废止，苏联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是其对外经济联系的主流：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叶，苏联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一直高达其对外贸易总额的50%～60%以上。
第二，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苏联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苏联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额大约占据苏联对外经贸总额的11%～15%左右16。
第三，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需求，竭力扩大与西方国家的经济交流。西方国家虽然仇视苏维埃政权，但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它们也不得不同苏俄做生意。列宁曾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封锁政策不能持久和必然失败的命运，认为“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迫使它们走上这条同我们往来的道路”[17]。
“巴统协议”签订后，一些西方国家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不断突破巴统的禁运限制和苏联开展贸易。所以，尽管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同发达国家的贸易仅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15%，但从60年代起很快就逐年上升，70～80年代达到30%以上[18]。
斯大林的“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既有被迫应对帝国主义国家封锁的一面，也有苏俄多年教条理解马克思主义、忽视商品经济的理论局限。这对斯大林之后的历届苏联领导人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而缩小了苏联对外开放的水平和与国外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程度，以致到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对外贸易总额仅仅排在世界第七位，与其作为世界工业大国和能源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也影响了苏联社会经济更进一步的发展。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体制都存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因素和阻碍社会进步的弊端，但不是具有弊端就必然灭亡，要找出致命的弊端是什么。戈尔巴乔夫所奉行的“改革”及其制订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总路线是导致苏联解体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这一点，连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承认。
俄罗斯历史教师参考书《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写道，2006年戈尔巴乔夫75岁生日时，有人曾经问他，“如果不搞改革，你现在在干什么？”他答道，如果身体好的话还在担任苏共总书记。因为他接手苏联政权时，国家体制是足够稳定的：苏联体制可以百分之百抵抗外来入侵，国内没有大的动乱。该书强调，“不论是相对西方的科技落后，还是由经济缺乏效力引起的经济困难，都不能导致苏联体制的更迭。发生更迭的唯一可能，就在于政权自身自上而下的行动”[19]，即戈尔巴乔夫发动的改革。甚至戈尔巴乔夫也不得不承认，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在于改革者犯了错误，这是当时苏联领导人的失误，包括他本人的失误（当然他认为主要是叶利钦的错误）造成的。
近年来的俄罗斯多次民调显示，大多数人均认为苏联解体不是必然的，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才是导致国家消亡的主要因素。2021年12月12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登载了哈萨克斯坦前总统、戈尔巴乔夫最密切的助手纳扎尔巴耶夫（Нурсултан Назарбаев）的访谈。他在谈到苏联解体原因时也承认是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导致了苏联解体，“那时候苏联的经济濒于崩溃，经济体制已经耗尽了自己的资源，而这是当时苏联领导人缺乏政治意志造成的”[20]。这又一次证明，是当时苏联领导人推行的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导致了苏联解体。
习近平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21]这才是对苏联解体原因最为准确的解释。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第一，由于帝国主义追求霸权的本性所致，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锁和打压始终存在。即使社会主义国家真诚试图扩大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但后者出于自身利益的需求总会千方百计对社会主义国家封堵围攻，对此不能心存幻想。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就是祭出“脱钩”的法器全方位对中国加以遏制的。
第二，帝国主义的封锁是一把双刃剑，损人不利己。历史经验证明，帝国主义靠封锁阻碍苏联发展步伐的目的并没有得逞：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最终成为与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根据世界强国综合国力指标排名，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美国、苏联始终排在前两位[22]）。
同样，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和围追堵截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中国仍然研发出洲际导弹，成功研制了原子弹、氢弹……历史还将证明，今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妄图迫使中国与世界“脱钩”的阴谋终究不会得逞。
第三，如郑先生所言，苏联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存在“关起门来搞建设”的弊端，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吸取其经验教训，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步伐，扩大朋友圈，找寻新的可靠朋友，彻底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对我国的遏制打压。
注释：
[1]《郑永年接受〈环球时报〉专访：美国从外部看像当年苏联，从内部看像晚清》，《环球时报》2021年11月25日。
[2]《列宁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54页。
[3]《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20页。
[4]《列宁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90页。
[5]《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6、107页。
[6]《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页。
[7]参见[俄]А.А.丹尼洛夫、А.Ф.菲利波夫：《俄罗斯历史（1900～1945）》，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61、306-307页。
[8]《斯大林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87页。
[9]《斯大林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18页。
[10]参见[俄]А.А.丹尼洛夫、А.Ф.菲利波夫：《俄罗斯历史（1900～1945）》，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73-374页。
[11]参见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99页。
[12]参见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99-600页。
[13]参见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0-601页。
[14]《斯大林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61页。
[15]《斯大林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61页。
[16]参见周荣坤等编：《苏联基本数字手册》，北京：时事出版社，1982年，第333页。
[17]《列宁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43页。
[18]参见周荣坤等编：《苏联基本数字手册》，北京：时事出版社，1982年，第331页。
[19][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06-307页。
[20]《哈萨克斯坦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给出苏联解体原因》，https：//sputniknews.cn/20211212/1034956580.html。
[2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3页。
[22]参见王诵芬主编：《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比较研究》，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