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十月革命：他们为什么要拼命抹去“这点红”？

摘|如果有什么“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空前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面前，采取吞吞吐吐、能避则避、理不直气不壮的态度，那么，他就很有可能继承的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衣钵，或者滑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经胜利，就遭到第二国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各国帝国主义者的疯狂咒骂和反对。

　　因此我们说，否定十月革命这股风潮，决不是当代才有的，而是早已有之。

　　事情难道不清楚吗？

　　在经历过20世纪国际共运高潮实践的检验后，今天，如果还有什么自称“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出来否定十月武装起义的革命意义，那么，就无异于公然无耻地投向了反动的资产阶级阵营一边；如果有什么“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空前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面前，采取吞吞吐吐、能避则避、理不直气不壮的态度，那么，他就很有可能继承的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衣钵，或者滑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伟大的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就为了保卫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论证十月革命的正当性、捍卫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与无耻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叛徒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战，写下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论我国革命》等光辉著作。

　　事实上，早在十月革命发生以前，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和俄国孟什维克，就反复搬弄唯生产力论即庸俗生产力论的老调，叫嚷什么俄国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实际上是主张无产阶级跟在资产阶级后面亦步亦趋，最多使无产阶级的政党成为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体制框架内的御用反对派。

　　1917年二月革命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趁布尔什维克在街头领导群众之机，在大多数苏维埃组织中窃取了领导权，推行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路线，使苏维埃沦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附属品；资产阶级在七月事变中用反革命暴力镇压了群众，布尔什维克转入地下，政权终于落在资产阶级手里，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结束。这也是机会主义路线的可耻破产，反过来促进了俄国人民革命情绪的高涨，促使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进一步成熟，布尔什维克党开始积极准备革命的武装起义。

　　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从实践上粉碎了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反革命谬论，以最现实、最直接也是最强有力的方式证明了反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过是一群书呆子、懦夫和叛徒。从那一天起，赞成还是反对十月革命，就成为了国际范围内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与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论战的一大焦点。

　　第二国际老修正主义者自己不想革命，还不许别人革命，因而极力抹煞十月革命创造的新鲜经验、开辟的伟大道路。修正主义的祖师爷伯恩施坦妄称，“实际上布尔什维主义是一个特殊的俄国现象……在那里，在一个绝对专制的政体之下，极端强制的压迫手段已成习惯。这种手段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绝非因此就有模仿的价值。”

　　“中派”人物考茨基更是撕下伪善的面具，充当了反苏反共的急先锋。在《无产阶级专政》小册子中，考茨基否认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俄国落后的产物而加以百般歪曲与污蔑。在《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小册子中，考茨基更是直接替资产阶级帮腔，疯狂攻击苏维埃政权是实行“恐怖主义”，“是俄国迄今有过的一切暴政中最暴虐的一个”，该书遂受到帝国主义电台、报纸的纷纷介绍与报道。

　　十月革命后，在1922～1923年，曾经是民粹派、社革党人，1917年起是孟什维克的苏汉诺夫，发表了《革命札记》（共七卷），散布俄国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的观点。

　　1918年10月到11月，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一著作中，淋漓尽致揭露了考茨基向资产阶级献媚、牧师般地进行自由主义说教的嘴脸，形容他“在对马克思作自由主义的歪曲方面打破了世界纪录。叛徒伯恩施坦同叛徒考茨基比较起来，简直是个后生小辈了”。同时，列宁高度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伟大性：“布尔什维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普及到了全世界，把这个词先从拉丁文译成俄文，以后又译成世界各种文字，并且以苏维埃政权这个实例表明：甚至一个落后国家中最缺少经验、最缺少教育、最缺少组织习惯的工人和贫苦农民，都能够在整整一年内，在极大的困难当中，在同剥削者（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支持的剥削者）作斗争中，保持住劳动者的政权，建立起比世界上以往的一切民主都更高更广得不可计量的民主，开始千百万工人农民在实际实现社会主义方面的创造活动。”

　　1923年1月，列宁口授了批判苏汉诺夫观点的短篇著作《论我国革命》，进一步论证了俄国革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和没有脱离世界历史大道的合理性，并天才预见到以后东方各国的革命会有更多的特殊性。列宁揭露说，“我国所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和第二国际全体英雄们一样迂腐”，“他们到目前为止只看到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道路”。

　　列宁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断：“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列宁指出，“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列宁问道，“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问一问自己：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吗？”“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

　　列宁引用拿破仑的名言“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指出“我们也是首先在1917年10月投入了真正的战斗，然后就看到了布列斯特和约或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样的发展中的细节（就世界历史来说，这当然是细节）”。列宁坚定地说道，“现在已经毫无疑问，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

　　列宁还天才地预言说，使俄国革命“显得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的那些特殊性，“在转向东方国家时”，“又会带有某些局部的新东西”。

　　20世纪后半期，在十月革命的策源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公然歪曲历史，宣称十月革命是“最不流血的革命”，更进一步宣扬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等于是否定十月革命共同道路的普遍意义。这是对十月革命的先烈、精神和所开辟道路的公然无耻的背叛，是抛弃了马列主义革命学说精华的可耻表现。对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和世界的革命左派，坚定展开了反击。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写成的“九评”系列文章，揭露了赫鲁晓夫“和平过渡”论继承第二国际反革命修正主义衣钵的面目，对现代修正主义做了全面的揭露和批判，警示人们在已经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保持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十足的必要性。

　　20世纪列宁-毛泽东革命道路的核心或本质，就是在近代以后资本主义比较不发达的非西方国家，利用各种社会矛盾激化造成的客观革命形势，由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与农民阶级结成同盟，先造成先进的思想、政治条件即马列主义武装群众和工农政权，然后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大大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逐步富强起来，赶上甚至超过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影响、带动西方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

　　这是狭义的十月革命道路，是十月革命道路对落后的非西方国家的根本借鉴意义。不管是俄国的革命从城市扩展至农村，还是中国的革命由农村包围城市——在这表面上矛盾，甚至相反的具体道路背后，却正是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反作用原理，“反过来”进行社会革命的共同的本质。

　　列宁、毛泽东领导下的两大国革命实践表明，这是完全行得通的，这正是在帝国主义时代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为现实的、在至少半个世界的可行性道路。至于后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乃至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葬送了革命的成果，恰恰是没有坚持马列主义，特别是没有采纳毛泽东所创立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条件下长期坚持先进的思想政治条件，并用之以发展无产阶级自己的经济文化的科学社会主义新模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