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到底什么事情让毛主席数次大发雷霆？

　　1

　　很多年之后，身边的工作人员依然清晰的记得，毛主席好几次大发雷霆的情景。

　　其中一次是在1949年5月，此时还是建国前夕，虽然解放战争仍在进行之中，但共产党解放全国的大局已不可改变。战争打到了这个时候，毛主席重点考虑的已不是如何战胜国民党蒋介石，而是战后如何建设新中国的问题。

　　早在3月份召开的“西柏坡会议”上，他就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后，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西柏坡会议”结束的10天后，毛主席就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踏上了“进京赶考”之路。

　　来到北平（建国前还未更名为北京）之后，毛主席更是倍感压力，他满脑子都盘旋着一个问题：

　　“面对着这么一个满目疮痍、底子薄弱的国家，到底该怎么搞建设？”

　　赶走了国民党反动派，并不意味着完全清除了国内反动势力，当时的中国帮派横行，危害一方。就拿北平来说，彼时这里还属于青帮的势力范围，这些黑恶势力、地痞流氓公然干着贩卖人口、强奸妇女、逼良为娼、开设赌场等勾当，欺压着当地百姓。

　　要清除这些黑恶势力，共产党依然有很多硬仗要打！为此，毛主席常常思绪过多，夜里辗转反侧，睡不着觉。

　　5月份的一天晚上，毛主席依然睡不着觉，就带着秘书田家英乘坐一辆吉普车，打算暗访一下北平城。正当车开到“八大胡同”时，就听到车外有当街打骂女子的声音，于是毛主席让司机停车，让田家英下车看看怎么回事。

　　原来，是一家妓院在经营非法勾当，强迫女子“接客”，此时老鸨正在公然打骂“不听话”的女子。面对众人的劝阻，老鸨的言语中充满了不屑和藐视，并以“我后台很硬”为由进行粗暴回击。

　　田家英走下车来制止老鸨，并告诉她说“现在已不比以前了，如今的北平由共产党执政”，谁知老鸨竟嚣张的回复：“干我们这一行，迟早也得把共产党的官拉下水！”

　　当然，她并不知道眼前这个年轻人的真实身份，更不知道吉普车里坐着的到底是谁。

　　车内的毛主席，将老鸨的嚣张言语听得真真切切，此时他内心极其愤怒，甚至用拳头捶了车后座！

　　如果共产党连一个良家妇女都救不了，如果共产党员会被她们拉下水，那么共产党与过去的腐朽政权有何两样？老百姓还怎么对共产党的执政有信心？

　　毛主席斩钉截铁的说：

　　“我要让这个老鸨子知道，我们共产党的官，能不能救出这个姑娘？我们共产党的官，会不会被她拖下水?”

　　你后台硬？我倒要查查你的后台是谁？到底有多硬？

　　第二天，毛主席就让田家英打电话，召集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北平市市委书记彭真过来议事。在内部会议上，毛主席大发雷霆，他批示说：

　　“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的情况发生！对于一贯道这种反动组织，必须坚决予以铲除，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

　　随后，彭真和北平市长聂荣臻亲自督战，罗瑞卿亲自挂帅指挥，直接抽调了五个连以及2400多名干部、警察，以雷霆之势击碎黑暗，用了不到12个小时，全北平的赌场、烟馆、妓院统通关闭。

　　很快，罗瑞卿便查清楚了这位老鸨口中所谓的“强硬后台”，就是号称北平四霸天之一的“北霸天”的刘翔亭。这个恶霸还是北平“一贯道”的头目，这个组织利用“宗教信仰”的名义，在民间散发种种谣言，以此来达到招揽信徒和敛财的目的。

　　按照这个“瓜”顺藤摸下去，公安部又发现了更多盘根错节的黑恶势力。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北平市公安局层层发动群众，鼓励人们站出来，勇敢揭露黑恶势力的犯罪行为，并先后三次在天桥地区公开召开控诉大会。

　　经过市公安的发动，人民深埋在心中的怒火终于被勾出来了。大家纷纷举报，积极到什么程度？就连“北霸天”刘翔亭的干儿子都站出来大义灭亲。

　　在北京黑恶势力的清扫行动之后，全国各地都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清扫行动。当全国所有的妓院被查封后，那些被解救出来的失足女性，彻底摆脱了旧社会的压迫。

　　1950年12月14日，公安部正式规定，新中国警察的名称改为“人民警察”，这是国家和群众站在一起的最好诠释。只有这样，黑恶势力才能无处遁形。

　　2

　　毛主席再一次大发雷霆，发生在建国初期。

　　在“新中国反腐第一大案”中，原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原天津市地委书记张子善被揭发有贪污罪行，二人先后盗窃国家救济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及骗取国家银行贷款，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二人之前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都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建立过功绩。鉴于此，党内就有人为此二人求情，请求“从轻处理”。

　　对于二人的腐化堕落，毛主席感到痛心疾首。同时，他对贪腐现象“零容忍”的决心坚决不变，不仅对为二人求情的人一律不见，而且要求按照党风国法从重惩处。

　　为此，毛主席不仅大发雷霆，而且非常鲜明的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1952年2月10日，腐败分子刘青山、张子善被执行枪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凸显了党和国家的反腐决心。对于这种决心，毛主席斩钉截铁的说：

　　“对于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

　　“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

　　为了起到惩戒作用，国家于1951年12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了“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毛主席再一次大发雷霆，发生在抗美援朝时期。

　　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虽然中国人民志愿军表现出了坚不可摧的战斗意志，但由于前线缺少充足的寒衣和粮食供给，导致志愿军战士们的伤亡率高居不下。

　　与此同时，前线的志愿军战地医院还出现了一个令人痛心的现象：一些原本受了轻伤的志愿军战士，在包扎、处理完伤口之后，病情没有好转反而急剧恶化，最后只能通过截肢来保全性命；那些原本伤势很重的战士，没有倒在战场上，却倒在了医院的病床上。

　　经过调查，志愿军后勤部门运送来的物资存在着重大问题。那些止痛药竟然掺杂了大量面粉、玉米粉，那些纱布、绷带不但没有经过消毒、灭菌处理，并且大部分都有“黑心棉”成分。

　　消息传到国内后，毛主席拍案而起，极其震怒的说：“我们的志愿军战士，没有死在美军的枪炮下，却被制造假药的不法资本家夺取了生命！”

　　这些奸商不但大发国难财，而且造成了大量志愿军伤亡，必须严惩。毛主席下令立刻彻查，对于这些不法奸商给予严惩，杀一儆百!

　　经查，这些劣质药品来源于上海私人资本家王康年的“大康药房”。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王康年看准了前线需要医疗物资的情况，他通过贿赂负责志愿军军需采购的干部，顺利拿到了为志愿军供应医疗物资的大合同。

　　为了牟取暴利，王康年投机倒把，根本没有按照志愿军的采购清单进行发货，他把以次充好的医用棉布、假冒的消炎药品发给了前线的志愿军战地医院。

　　1953年2月28日，上海市人民法庭判处王康年死刑，立即执行。

　　为了打击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破坏活动，国家于1952年1月对私营工商业者、民族资产阶级开展了“五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三反”、“五反”运动，体现了共产党肃清干部队伍、改造私营工商业的决心，更是彰显了共产党“执政为民”的鲜明态度。

　　3

　　毛主席这几次大发雷霆的行为，都因为黑恶势力、贪污腐败、不法经营等现象与他的初心相悖，更与他对中国历史的深刻思考相关。

　　他还记得自己在湖南长沙求学时，就见证过国内发生的一件大事。

　　1915年10月，民国参政院曾以“尊重民意”为理由召开了“国民代表大会”，上书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

　　只是，袁世凯的实际行为真的是在“尊重民意”吗？在私下里，野心勃勃的他对“人民”二字又换了一套说法——

　　“人民？我从来没有见过什么人民。我只见过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袁世凯称帝的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结果只做了83天皇帝就宣布撤销帝制。在一片声讨声中，不得民心的袁世凯忧愤离世。

　　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大家不看当权者说了什么，只看他做了什么，任何言行不一的行为都会被无情拆穿。

　　1945年7月4日，国民政府参政员黄炎培在访问延安时，与毛主席进行过一次著名的“延安窑洞对话”。

　　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经历了若干个大大小小的朝代，无论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可都逃不过“由盛而衰而亡”的结局。

　　于是，黄炎培向毛主席抛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共产党人怎样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

　　毛主席回答：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可以跳出历史周期律，那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有千千万，其中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任何政权无论在一开始有多么朝气蓬勃，一旦在行为上脱离了人民群众，甚至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就会变得外强中干，失去生命力。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任何政权要想执政持久、永葆活力，所有冠冕堂皇的言辞都不如实际行动，始终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唯一的正确答案。

　　1949年“进京赶考”之时，毛主席意识到考验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时机到了，他在全党上下打了“预防针”，时刻警惕“糖衣炮弹”。

　　为此，毛主席要求全党上下学习1944年郭沫若先生写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里面深刻分析了“闯王”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从打进北京城，再到迅速败亡的过程。

　　闯王的军队花了18年的时间才取得了胜利，可刚进京就迅速腐化堕落，失去了百姓的支持，大顺王朝只持续了42天就宣告结束。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到了1949年时已有了28年艰苦奋斗的历程。当我们完成了“打江山”的历史使命时，难道在“守江山”方面要重蹈闯王的覆辙，让好不容易得来的胜利付之东流吗？

　　绝不能！

　　在一个月内，毛主席把同样的话说了十几次：

　　“我们共产党人，绝不能当第二个李自成！”

　　共产党人不做李自成，共产党干部不能搞特权，这是我们必须守住的底线。毛主席以身作则，凡是涉及到原则的问题，从来不肯让步。

　　1949年10月，就在新中国成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毛主席就收到了很多来自老家亲戚的信件，这些人想借助毛主席的影响力要一些实际好处，比如要官、安排工作，或者保送子女上大学。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但回信拒绝，还严厉批评了亲戚的错误思想。

　　1950年5月11日，秘书田家英交给毛主席一份来自沈阳市政府的文件，大意是要在市中心区铸一座毛主席铜像。毛主席不喜反怒，立即回复说“告诉有关部门，这是违反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今后，谁再做这类事情，要通报批评！”

　　1950年9月20日，当毛主席听说湖南省要在他的故乡韶山修路建房时，立即批复说“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

　　在毛主席心中，连他自己都没有特权，一切有违人民利益的行为，都必须严肃制止！

　　4

　　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样记得，毛主席曾多次埋怨过他们。

　　当然，与上文那几次大发雷霆不同，这些都不是涉及到原则性、违纪违法的问题，而是一些简单的原因。

　　三年困难的特殊时期，在得知很多人民群众缺少粮食、吃不饱肚子的消息后，毛主席十分心痛，于是亲自带头节约粮食，给自己定下了“三不准”规定——不吃肉不吃蛋，吃粮食绝不超定量。在这些生活的细节上，他也绝不给自己搞特殊化。

　　由于长期缺乏营养，毛主席得了浮肿病，从脚面到小腿手指一按一个坑，这让身边的工作人员非常难受，于是在一次送餐时端上了毛主席最爱吃的红烧肉。

　　谁知，这个行为让毛主席产生了埋怨。他不仅一口不尝，而且还严肃警告说“以后我的饭桌上，不准出现肉。”

　　当然，毛主席还曾因另一个原因产生过埋怨——工作人员不让他出门。

　　其实工作人员这么做有充分的理由，毕竟要为毛主席的人身安全负责。一旦毛主席出门，那么只要在人群密集的地方露面，群众的热情就会瞬间沸腾，这里短时间内会变得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寸步难行，难以疏散的人群会对保卫工作增加很大难度。

　　比如在1953年2月18日，毛主席曾带着随身人员视察武汉，登上了黄鹤楼。虽然事先并未对外通知，但群众还是在第一时间认出了他，并惊呼“毛主席来了”！

　　这么一喊，吸引了身边人群的注意力，于是“毛主席来了”的声音一传十、十传百，附近的群众如潮水般涌来，短时间内聚集得越来越多，整个蛇山都变得人山人海，惊喜若狂的欢呼声响彻了周围几公里！

　　此时毛主席已被群众围得水泄不通，挪不开步子，这种局面一时间难以控制，让负责保卫工作的公安部长罗瑞卿、武汉公安局长谢滋群等人非常不安。尽管一百多名警卫人员已经竭尽全力，还是花了很长时间才护送毛主席安全登船。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过好多次，每次对于保卫人员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出于毛主席人身安全考虑，中央警卫部门就出台了规定，毛主席外出必须要经过批准。

　　只是，毛主席却有不一样的看法。

　　在建国之前，他有大量的时间深入到了群众之中，正是因为熟悉群众的现状，才制定出了一系列正确的革命政策。如今已经建国，他反而不能像过去那样深入群众？有一次，毛主席埋怨警卫员说：

　　“哎，这个规定没有错，但把我和群众分隔开不行啊！我见不到群众就憋得发慌。我是共产党的主席，见不到他们还算什么主席，算什么领袖？”

　　还有一次，毛主席在出行前发现外面警卫森严，庞大的警卫团将群众进行了隔离，于是又埋怨了身边人员：

　　“多么不好看，人民有什么威胁？群众又有什么危险呢？”

　　1959年6月下旬，毛主席回到了家乡湖南韶山。方圆十几里的乡亲们都知道了，纷纷赶过来了，一路上黑压压的一大片，人群排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毛主席亲切与乡亲们在一起，光是握手就握了几个小时。

　　据身边工作人员估算，毛主席先后同3000多乡亲们握了手。

　　回到寓所后，秘书就发现毛主席的手有些肿胀，于是劝他戴上手套、涂上药水，或干脆不握手了，由他们去跟群众打声招呼。

　　谁知，这又引起了毛主席的一通埋怨：

　　“老百姓来了，要握就握到底。人家跟我握手，是看得起我，尊重我。他们那样平等地对待我，伸出手来，我好意思不握？

　　他们对我有什么就说什么，不遮掩、不隐瞒，我到哪里去找这样了解情况的机会？现在好多人就遮遮掩掩，不讲真话——多好的乡亲啊！”

　　一系列埋怨的背后，皆因他心中装的只有人民，只有全天下最广大的老百姓。

　　1966年国庆节的晚上，尽管天安门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但毛主席依然坚持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他与周总理等人盘腿而坐，与人民群众共赏烟花。

　　试问，能够如此频繁的关心群众疾苦，如此深入到广大群众之中，还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能做得到？

　　毛主席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直延续到了他人生的最后阶段。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特大地震，此时毛主席虽已处于重病弥留之际，却明显感受到了震感，于是坚持听取汇报。

　　在得知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毛主席不仅嚎啕大哭，并催促前来汇报的华国锋说：“你去，抓紧去，去看望灾区的人民。”

　　8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这是毛主席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文件，此时离他逝世的时间已不足一个月。

　　细数建国后，毛主席多次的大发雷霆和埋怨，虽然原因不同，但所有行为都指向了他守护了一生的伟大信仰——为人民服务。

　　从1949年到1976年，在建国后这27年的漫长岁月里，毛主席虽然已经拥有了世界级的影响力，但他始终坚持与群众在一起，“为人民服务”的信仰一直根植于他的内心，从未改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伟人虽已离去，但又从未离去。在无数个中华儿女的心中，都忘不了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振臂高呼的情景——“人民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