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谱》证实:毛主席的党内通信被阻止传达了
《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四卷载:
西元1959年“4月29日,关于农业方面的六个问题,写一篇给省、地、县、公社、队、小队六级干部的《党内通信》。上午九时,为征求对这封信的修改意见,批示:‘刘、邓、周、陈、林、朱、谭、彭各同志:心血来潮,写了一篇《党内通讯》,请你们斟酌,看是否可用。如有修改,请直作改动。’‘柯庆施、曾希圣、周林、刘仁四位同志看一看,是否可行,请求修改。’三十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邓小平、谭震林、柯庆施、曾希圣、林铁、乌兰夫、吴芝圃、周林开会,讨论《党内通信》。五月二日上午,为下发经过修改的这封信,批示:‘刘、邓阅后,交尚昆同志:此件请你在今天或明天,用电话发去。再另印如前示。’并将《党内通讯》改为‘党内通信’。”
《年谱》随后引用了毛主席的这封信,但有删节。据网上披露的资料,毛主席的这封信全文如下: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经核对,《年谱》中所引部分与网上资料完全一致,可证网上披露的毛主席这封信是真实的。
从信的内容可知,毛主席指出了“大跃进”中农业生产“浮夸风”的几乎所有问题,要求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并关注农业生产的科学性,比如合理密植、农具改进、增加化学肥料等。这封信的发放对象从省直至基层生产小队,显然是想提醒各级干部要实事求是进行农业工作,并希望获得及时的反馈。
据《年谱》载:“这封通信,在五月三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正式发出。”然而,这封信的传达曾在某种程度上遭到阻止。《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载:西元1965年“1月13日,阅马建猷一月三日来信。信中说:我将深藏心里已五年的隐忧疑问,大胆向您反映。一件事是:一九五八年夏湖北等省放出了水稻亩产数千斤的高产,四川省组织参观团前往取经,我在参观中看出这些高产是浮夸虚报,仿学必然造成生产上的巨大损失,于是向参观团的领导提出,但却当即遭到批判。参观后给省委写报告也不准讲真实情况。回省后,我用私人信函向有关领导反映参观见到的真实情况。后来,泸州专署的一位副专员建议我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信未写就遭到追查,问这位副专员要我向毛主席反映什么事。我对此一直想不通,难道不准一个革命干部向主席反映情况吗?难道向主席反映情况的内容还有什么限制吗?另一件事是:一九五九年三月我下放泸县石洞公社,四月初看到一封主席写给生产队长的信。当时我迫不及待把这封信向社员宣读了,社员们无不欢天喜地。接着,我又回本单位向职工读了。没想到,不几天,听说主席这封信不往生产队发了,许多生产队根本不知道主席写过这封信。我单位支部书记还批评我,说我向社员和职工宣读主席的信是歪曲主席写这封信的意图。把主席的信收起来不宣传的事,在四川不是个别县、个别单位,干部对此很不满,但又不敢说。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原因?值得主席注意了解。毛泽东批示:‘印发工作会议同志们。这位人民代表的信写得很好。他提出的批评是正确的。今后千万不要做那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蠢事。’” 《年谱》没有提到毛主席是否对这封“通信”被阻止传达的事进行了查究和批评。
马建猷是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当时正在北京开会。他信中提到的“主席写给生产队长的信”显然就是指上引给省、地、县、公社、队、小队六级干部的《党内通信》,不过他把读到信的时间——五月——误记为“四月初”。他信中反映的毛主席致六级干部的信被阻止传达,以及向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却遭到追查等事实,能使我们了解“八大”后的某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