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是毛泽东在思想上彻底蜕变的一年

一

　　1920年，是毛泽东在思想上彻底蜕变的一年。

　　用他自己的话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为什么是1920年？这个时间点能不能往前推一年？答案是不行。

　　那么，毛泽东这一年在思想上到底起了怎样的变化？为什么他会认为从这一年开始，自己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要搞清楚这个变化的过程，还要从1920年这个临界点之前的几年说起。

　　1917年，毛泽东和几个青年朋友一道，成立了一个青年组织，叫新民学会，这个学会正式举行成立仪式的时间是1918年4月14日。在当时，这样的青年团体并非湖南才有，湖北、上海、杭州、汉口、天津等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青年组织，比如湖北成立了一个互助社，恽代英是这个互助社的领袖，林彪是这个互助社的成员，这些青年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了共产党员，对中国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些青年团体的大多数都是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成立起来的，那时候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是最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因此这些青年团体或多或少都受到《新青年》的影响，很多更是直接在《新青年》的号召下成立的。

　　这时候的社会青年们，思想上正酝酿着一次深刻的巨变，各种救亡图存、反帝反封的思潮在新文化运动的引导下涌入他们的头脑里。但是到底哪一种思想是真正可以解决当时旧中国的迫切问题的，还不可能有一个较为统一的主张。此时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是什么样子的呢？后来斯诺在延安采访毛泽东的时候，他回忆道：“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这时候的毛泽东离湖南师范毕业还有一年的时间，而他的思想不仅还处于大杂烩的阶段，离马克思主义更是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

　　但是在这一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人类历史上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重大的历史变革，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对毛泽东个人思想的变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

　　1918年，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

　　新民学会的会友们开始讨论毕业以后“向外发展”的问题，经过大家的讨论，多数人认为赴法勤工俭学“颇有可为”，于是毛泽东同当时20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一起离开长沙，来到了北京，主持湖南青年的留学工作。

　　北京对于毛泽东来说，开销实在太大了，他原本就是跟朋友借了钱来首都的，所以必须马上找到一份维持生计的工作。而他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此时正好在国立北京大学做教授，于是便在北京大学给他介绍了一份图书管理员的工作，每月有8块钱的薪水，对于当时亟待解决生计问题的毛泽东来说，这绝对已经是一份高薪工作了。

　　但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在这里结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李大钊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新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立刻声明将废除当初沙皇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将沙皇俄国与俄国资产阶级强行掠夺、占有的中国领土和权益，归还给中国人民。这一举措在当时产生的划时代的意义是难以估量的，由此便诞生了“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历史时刻。

　　李大钊等人也成为了当时最早的一批接受和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分子。由于都在图书馆工作，这就加深了毛泽东与李大钊的交流，毛泽东开始读到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并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各种研讨新思潮的活动。

　　新思潮的涌入打开了当时很多有志青年思想的阀门，掀起了一阵思想解放的潮流。毛泽东对社会、对政治的兴趣急剧增长，思想也越来越激进。但是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思想依然还是混乱的，这期间他不仅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同时还阅读了大量的无政府主义的书籍。他时常和一个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同马克思主义比较起来，此时的毛泽东更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许多主张。如他后来所说：“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然而，逻辑的思辨并不能决定理论的高低，只有现实的矛盾和困境才能作出真理的抉择。

三

　　1919年很快就到来了。

　　这一年，五四运动席卷全国，毛泽东和多数的新民学会会员都参加到了这场反帝反封的爱国主义运动中。那些曾经在他脑子里还处于感性认识阶段的各种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混乱思想，必须在现实的运动中接受考验。现实的斗争，只有残酷的现实斗争才有可能帮他作出正确的选择。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与湖南学联一起创办了刊物《湘江评论》，以此作为抨击和揭露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舆论阵地。这一阶段里，最能表达毛泽东思想主张的是这样一句话——民众的大联合。

　　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不仅在《湘江评论》的创刊词中提出了其鲜明的主张——民众联合，而且在随后发表的文章《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更是将为什么要实现民众的大联合这一主张论述得十分清晰。

　　民众实现大联合，共同起来与强权作斗争，这不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主张吗？但是为什么说此时毛泽东的思想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非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其思想此时更倾向于无政府主义。

　　为什么？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们来看一看毛泽东此时的民众联合的主张具体是什么含义就知道了。

　　毛泽东此时主张民众的联合，但是这个民众联合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在《湘江评论》的发刊词中写得非常清楚：

　　“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这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虽主张群众联合的斗争，但同时提出应该限定在暴力革命的范围之内，通过“呼声革命”来改变群众的命运。那种武装斗争，炸弹革命是不可取的。

　　且不论这种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否行得通，我们先来看看这种主张是如何得出来的？

　　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将为什么要实行这种民众的大联合进行了十分清晰的论述。在此时的他看来，少数人之所以能以强权压迫和剥削大多数人，是因为少数人掌握了三个至关重要的法宝。这三个法宝分别是知识、金钱和武力。

　　从知识去看，从前的教育，是贵族和资本家的专利，一般平民，绝没有机会去受得。贵族和资本家们既独有知识，于是便生出了智慧和愚昧的阶级。

　　而金钱呢？那些有知识的贵族和资本家，想出什么“资本集中”的种种法子，金钱就渐渐流入了田主和工厂老板的手中。他们既将土地，和机器，房屋，收归他们自己，叫做什么“不动的财产”，又将叫做“动的财产”的金钱，收入他们的府库（银行）。于是替他们做工的千万平民，反只有一法郎一便士的零星给与。做工的既然没有金钱，于是生出了贫穷和富裕的阶级。

　　贵族资本家有了知识和金钱，他们便设军营练兵，设工厂造枪，几十师团几百联队的招募起来。遇着问题，就抬出机关枪，去镇压反抗他们的平民。贵族和资本家利用这样的妙法，平民就更不敢做声，于是生出了强大和弱小的阶级。

　　如此一来，智慧、富裕、强大的少数人，反而可以统治和压迫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平民。这就是毛泽东当时对平民所遭受的剥削和压迫的根源的看法和观点。这种看法和观点恰是无政府主义的一种看法和观点。

　　基于这样的观点和认识，不管群众怎样联合，他们的斗争目标都绝不可能指向造成剥削根源的社会经济制度（主要指所有制），也就是绝不可能指向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不把斗争指向剥削的根源，即所有制，也就不可能改变剥削制度本身，剥削的制度和规则不变，经济基础不变，上层建筑同样不会变。如此一来必然就是两个结果：其一，打倒了一个强权，立刻又会有一个新的强权，这种斗争不过是以新的剥削阶级代替旧的剥削阶级；其二，因为新的强权代替了旧的强权，他们仍然主导着生产规则，因此斗争的实际结果是不可能从根本上争取到任何群众的利益的。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剥削制度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以及由此基础衍生出的整个社会生产关系。封建个体经济不瓦解，地主可能会换人，但地主阶级永远会作为一个阶级存在；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不瓦解，资本家可能会换人，但资本家阶级则永远作为一个阶级存在。于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就永远不会消除，群众的利益就永远不可能获取。

　　就好像不管你怎样的呼吁涨工资，斗争涨工资，但是工资这一套规则不变，或者说分配的规则不变，工资是永远都涨不上去的。而你要改变这套规则，不掌握政治权力是做不到的。

　　而无政府主义者对这一点，恰恰是认识不清楚的。

　　毛泽东此时的思想里面，显然是无政府主义占据着主导地位，即便是在《民众的大联合》这篇文章里，毛泽东也明确的指出，相比于“很激烈”的马克思主义一派，无政府主义的“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的主张“更广，更深远。”

　　谁对谁错，理论是无法给出答案的，实践，只有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毛泽东来说，检验真理的转折点马上就要来了。

四

　　1919年8月中旬，此时《湘江评论》仅仅开刊一个多月，就因为“鼓动”民众联合，呼吁民众运动而遭到了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暴力查封。这件事直接催生了毛泽东领导学联、呼吁舆论开展的一次驱张运动。为了顺利驱张，毛泽东除了呼吁当时的新闻界，学生界等各种团体共同揭露张敬尧在湖南的罪行之外，还亲自带领湖南公民代表团，再一次赶赴北京，向北京政府请愿，要求北京政府提出惩治张敬尧的办法。这事差不多就像古时候告御状一样。但是北京的高官要么是托词不见，要么就是让他们再等等，可是等着等着，等来的不是北京政府对张敬尧的处置意见，而是对请愿团设防设卡的军队和警察。

　　1920年的6月，张敬尧果然被驱逐出湖南了，但是对于毛泽东来说，他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原因很简单，作为驱张运动的领导人，他十分清楚，这次之所以驱张成功，跟他领导的呼吁、揭露、请愿等运动虽说也有点关系，但不多。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直皖战争爆发，皖系无力挽回张敬尧的失败，于是才造成了张敬尧被驱逐出湖南这一结果。

　　此时还身处北京的毛泽东，终于对此前无政府主义那套温和的，呼吁式的，不流血的群众联合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的思想天平开始倒向马克思主义。领导这次驱张运动，是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在这期间，他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他极度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成的共产主义书籍。其中有三本书特别地铭刻在了他的心里，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

　　从此时开始，对于毛泽东来说，他终于找了可以正确解释历史的理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而随后在湖南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令他彻底同无政府主义思想决裂，坚定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原来，在张敬尧离开湖南以后，毛泽东也随即回到了湖南。此时湖南换成了谭延闿主政，如果从道德层面对张敬尧和谭延闿做一个区分的话，那么很显然谭延闿是更尊重民意，体恤民情的那一个，假设我们用好官和坏官来对谭延闿和张敬尧进行评价，那么谭延闿无疑可以称为一个好官，而张敬尧则是被划为坏官的一类。对于谭延闿本人来说，他甚至同意毛泽东等人提出的由湖南民众来治理湖南的主张。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当时的政治体制不是谭延闿一个人可以左右的，即使他是一个道德标准上的好官，可是他依然是当时那一套政治体制的拥护者。湖南的自治运动下成立起来的民意机关，最后依然变成了官僚名流包办的“自治机关”，表面打着民众自治的旗号，可是实质换汤不换药，所谓的民众自治，归根结底还是官办“自治”。这就意味着，当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根本就不可能会有任何的改变，甚至连改良都做不到，剥削的根源没有丝毫的撼动。因此，即使谭延闿本人是一个好官，但是仍然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谭本人，依然还是政治强权的代表。

　　湖南军阀的内部斗争没有结束，不久之后，谭延闿又被一个叫赵恒惕的军阀赶了出去。起初，他在赶走谭延闿的时候，也是打着拥护湖南民众自治的旗号来拉拢民意的，可是他一旦当权，便立刻调转枪头，开始大力镇压民众运动。其凶暴程度比之早前的张敬尧，有过之而无不及。1920年，这一年的冬天，新民学会组织了一个纪念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的游行活动，即使是当时的民国宪法，第十二条也有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和言论的自由，可是当新民学会的成员们搞起这个纪念活动的时候，依然遭到了军警的暴力镇压。新民学会的成员对军警们说，这是宪法的规定，军警的代表则回答他们，我们不是来上宪法课的，而是来执行省长赵恒惕的命令的。

　　这一年的冬天，毛泽东在给向警予的一封复信中说道：“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图，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从此以后，改良主义被彻底抛弃，毛泽东完全坚信了，只有经过群众运动取得群众自己的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利于群众的改革可以实现，而群众要想通过运动取得自己的政治权力，便唯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条途径。若非如此，则不过是重复以往的运动，赶走了一个官僚，迎来了另一个官僚，打倒了一个地主，换上来一个新地主。

　　想通了这一层，毛泽东便即意识到，俄国的十月革命，定然也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才使用的一个办法，并不是有更好的办法弃而不用，单要用这个暴力革命的办法。

五

　　同样是在1920年的这个冬天，毛泽东在写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便已经改变了原先赞同的种种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对于原来那种无政府主义式的改良道路，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评语：“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而对于蔡和森来信中提及的俄国式的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则“表示深切的赞同”。

　　这一马克思主义中的基本原理一通，世界观也随之改变。这一年的毛泽东，不仅抛弃了原先赞同的民主改良主义，也随之抛弃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也就是狭隘的爱国主义。

　　他在这封给蔡和森的回信中写道：“以我的接洽和观察，我们多数的会友（指新民学会），都倾向于世界主义。试看多数人鄙弃爱国；多数人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而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的。”

　　在信中，毛泽东完全赞同这种世界主义。很多人想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主义会鄙弃爱国，会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甚至觉得就不应该带有爱国色彩。其实，这里提到的爱国主义，指的是那种狭隘的爱国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

　　在以往的资产阶级世界观里，这个世界有着若干个民族，若干个国家，他们以民族和国家来划分群体的利益。但是你如果换一个世界观去看，就会发现，不管是美国也好，中国也好、俄国也好，不管是哪个民族，实际上都存在着两个阶级，一个是剥削阶级，一个是被剥削阶级。

　　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里，不管哪个国家，总是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方为剥削阶级，另一方为被剥削阶级。在封建个体经济时代，同样地不管哪个国家和民族，总是存在着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仍然是一方为剥削阶级，另一方为被剥削阶级。固然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之间，有着各自不同的语言、文化、风俗、信仰等等，这是其各自的特殊性，但是从整个社会的剥削制度来看，却又都有着同样的普遍性。

　　于是爱国就有了其独特的含义，你是爱这个国家的劳动人民，还是爱这个国家的地主老财？你是爱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还是爱这个国家的资产阶级？你是爱这个国家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还是爱那一套如何管理这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的国家制度？

　　所谓的狭隘的爱国主义，就是指的这种笼统不清，抽象盲目的爱。只是无原则，无条件的去强调爱，对于爱里的具体含义，对于爱里的权利和义务却不作丝毫的解释，其实际的结果，无非就是要你爱当下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就比如，蒋介石要你爱国，爱的是什么？无非是那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蒋家王朝而已。

　　而信中所指的世界主义，也并不是要摒弃家国的界线和观念，而是告诉全世界的被剥削阶级和被压迫者，或者说全世界的无产者，大家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压在他们头上的剥削者和压迫者阶级。从这一点上看，又是不应该有什么家国的界线的。

六

　　1936年7月，斯诺在延安的窑洞里采访了毛泽东。

　　毛泽东回忆起1920年的冬天时说道：“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的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1920年，毫无疑问是毛泽东在思想上彻底蜕变的一年，这种蜕变不是因为他读了很多马克思的书，也不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怎样地如数家珍，而是因为他彻底地抛弃了改良主义的道路，也彻底地抛弃了狭隘的民族爱国主义，他真正走上了一条阶级斗争，一条朝着无产阶级专政前进的道路。

　　1921年的2月初，毛泽东回韶山老家过年。除夕的晚上，他同毛泽民、毛泽覃、堂妹毛泽建谈论起了国难当头，民生多艰的情形。当即劝毛泽民把家里的事安排好，走向社会，参加革命。他对毛泽民说：“房子可以让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几天之后，毛泽民随毛泽东一起离开韶山，到了长沙。此后，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先后参加革命，又先后都牺牲在了革命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