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成功化解和运用“孤立战”的秘诀：要使我们的人多一些
在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乔冠华作了一个非常激动人民的发言，他说：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是敌视、孤立和封锁中国人民的政策的破产，是美国政府伙同日本佐藤政府妄图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计划的失败，是毛泽东主席的外交路线的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胜利。”
在与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美国对中国实施的“孤立主义”的对决中，中国赢了，其实这只是毛主席在其革命和建设生涯中所赢得的众多“孤立战”的胜利的其中之一。
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是在无数的的“孤立战”的攻防之中不断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毛主席赢得“孤立战”的胜利的法宝，是公开的秘密，是阳谋，然而只有他运用得炉火纯青，所向披靡，无出其右者，这个阳谋就是：要使我们的人多一些。
1946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针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针对在蒋介石的进攻中接连失掉长春、张家口，还可能失掉延安、烟台等许多地方的困难局面，他提出了破解之道：
“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就要使我们的人多一些，就要孤立敌人，当然敌人也想孤立我们，但被孤立的只能是他们自己。”
孤立无援是革命的大敌，是战争的大敌，因此“孤立战”就成了一种手段，要么被敌人孤立，要么孤立敌人，“孤立战”的精髓就是能够“使我们的人多一些”，最忌讳的是自己孤立自己。毛主席把找朋友，找同盟军，看作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深得“孤立战”之法，只有这样，才是“使我们的人多一些”的最有效办法。
中国革命在这方面是吃过苦头和败仗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一味迁就国民党，不敢支持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结果把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抛弃了，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了孤立无援的地位，被叛变革命的国民党聚而歼之，导致了革命的重大挫折和失败。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面对“敌军围困万千重”和“为营步步”的铁桶战术，毛主席靠着“分田分地真忙”，重新“唤起工农千百万”，扭转了革命的局面，让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加快，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深刻危机，民族矛盾已经上升到主要矛盾，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内存在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毛主席称这种观点为“关门主义”。1935年12月27日，毛主席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提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对关门主义进行了分析和批评，指出关门主义的危害是“就不会拿着统一战线这个武器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这个最中心的目标而攻击前进；就不会拿自己的策略武器去射击当前的最中心目标，而把目标分散，以至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这个叫做不会择敌和浪费弹药。这样，就不能把敌人驱逐到狭小的孤立的阵地上去。这样，就不能把敌人营垒中被裹胁的人们，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做友军的人们，都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线上拉过来。这样，就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敌人，而使革命停滞、孤立、缩小、降落，甚至走到失败的道路上去。”因此，毛主席坚定回答说：
“赞成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严重弱小的严峻现实，毛主席认为只有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而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他说：
“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除了谋求国内统一战线，毛主席还放眼全球，积极寻找世界力量，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他指出了这样一种前景：
“在目前的全中国抗日高潮和全世界反法西斯高潮中，义战将遍于全中国，全世界。凡义战都是互相援助的，凡非义战都是应该使之转变成为义战的，这就是列宁主义的路线。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国革命力量和国际革命力量被蒋介石隔断了，就这点上说，我们是孤立的。现在这种形势已经改变了，变得对我们有利了。今后这种形势还会继续向有利的方面改变。我们不会再是孤立的了。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1936年7月、9月间，毛主席在陕北第一次接受西方记者斯诺的采访，当斯诺提问“苏维埃政府目前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希望是什么”时，毛主席回答说：
“我们希望并且相信， 他们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战线。 这是他们目前能帮助中国的最好办法。”
对美国一些对中国提倡“孤立政策”的政治家，毛主席认为他们是目光短浅的，是一种“对于实际情况的错误认识”，他指出：
“美国的东方利益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紧密连结在一起。这些人提倡孤立政策。但是随着历史面貌的进一步暴露，我们相信他们会放弃‘孤立主义’政策，美国将觉悟到它在太平洋的真正责任是同直接威胁美国理想和利益的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
1936年12月，毛主席写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其战略之一是：
“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
1937年3月1日，毛主席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关于“中日问题和西安事变”的采访，在被问到中国是否有足够能力进行一个抗日战争时，他说：
“我们正在找寻友军，这是因为日本已有了它的强盗同盟，中国决不能自处孤立。所以我们主张中、英、美、法、 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阵线。这种联合阵线是援助中国的，同时也是各国互助的。因为日本的侵略不但是中国的大祸，也是世界的大祸，如像德国是世界的大祸一样。 何况这两个侵略国现在已经联合起来了。我以为中、英、美、法、苏五国应该赶快地联合一致， 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之虞。”
1937年5月15日，毛主席接受美国进步记者韦尔斯采访，当被问到英国正在与日本妥协对中国的影响问题时，他说：
“中国不能完全孤立，孙中山的联俄政策，在今天有着实际的政治意义，中苏的关系应当进一步接近与改善。 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与日本的大陆政策也是不相容的，所以美国对中国问题便不应隔岸观火。 对英国保守党与广大的英国人民， 我们应当区别开。 保守党在西欧政策上徘徊于和平阵线与法西斯阵线之间，已引起国内人民的极大不满；如在对华问题上再与日本侵略者相勾结，求妥协，则除了引起中国人民反对外，英国人民也不见得对他们表同情。世界和平阵线的组织正在深入扩大，而且也正在进行着准备裁制一切法西斯主义。中国的解放运动与世界的解放运动是密切联系着，我们的前途是绝对光明的。”
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1937年7月23日，毛主席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对抗日的外交问题，他指出：
“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任何利益和便利，相反，没收其财产，废除其债权，肃清其走狗，驱逐其侦探。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
1938年3月3日，毛主席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发表临别赠言，说到当前的抗日战争，他说：
“中国不是孤立的，是与世界人民求解放的斗争相联结的。世界不可分割，革命不可分割， 胜利也是不可分割的，这样发展下去，中国的胜利是毫无疑义的。……中国的团结＋世界的援助＋日本国内的困难＝中国的胜利。这个公式是有意义的。 当然， 自力更生的口号是对的， 但中国不能孤立也同样要注意到。”
1938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演讲《论持久战》，分析了战争不同阶段敌我力量的消长，国际地位的孤立程度的增减变化，提出了持久战的科学论断。这篇演讲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为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件，并被译成外文出版。1939年1月20日，毛主席为该书英文本撰写序言“抗战与外援的关系”，他在序言中说：
“在伟大抗战中，基本的依靠中国自力胜敌，中国的力量也正在发动，不但将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且将压倒敌人而驱除之，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同时，需要外援的配合，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在英、美诸民主国尚存在有孤立观点，不知道中国如果战败，英、美等国将不能安枕，这种错误观点十分不合时宜；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他们自己，才是当前的具体真理。因此我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利益，也为了世界利益。中国在困难之中进行战争，但世界各大国间的战争火焰已日益迫近，任何国家欲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
自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就制定实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治路线，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争，集聚起了全民抗战的伟大力量，最终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政治路线在其后的解放战争时期继续发挥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发挥了不断放大作用，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在短时期内发挥出推枯拉朽的威力，一举打垮了美国扶持的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统治。
1945年12月15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的党内指示，指出要坚持解放区自治自卫立场，同时要做到：
“援助国民党区域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以昆明罢课为标志），使反动派陷于孤立，使我党获得广大的同盟者，扩大在我党影响下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
1946年7月6日，毛主席向各中央局发出指示“‘七七’宣言发表后应采取的策略方针”，“七七”宣言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该宣言呼吁停止冲突及美国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并撤出一切在华陆海空军。毛主席在指示中说：
“中央‘七七’宣言尖锐批评美国及中国反动派，唤起国人起来救国，足以振奋人民意志， 置反动派于困难地位，以便在人民面前孤立他们 。…… 美国和中国反动派均利用人民对他们的丑 恶行为认识模糊，欺压人民，从中取利；我们应当尖锐揭穿，方能使彼辈在人民面前孤立起来， 方能打退其进攻。”
1946年7月20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指示中要求“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在农村，应对整个地主阶级改取缓和态度，对一切生活困难的地主给以帮助，对逃亡地主招引其回来，给以生活出路，借以减少敌对分子，使解放区得到巩固；在城市中，除团结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外，应注意团结一切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在国民党军队中，应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
1946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指出“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他说：
“统一战线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无论如何要团结最大多数的人。只要我们不搞关门主义，蒋介石要孤立我们是不可能的。看看中美商约第二条，蒋介石怎么能不孤立呢？孤立了他，我们就胜利了。”
1947年7月21日，毛主席在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对于当前的形势，他说：
“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了，也就是说人民群众更加不信任他，他更加众叛亲离了。当然还没有到彻底孤立的地步，还有一些人迷信他，这需要有一个过程。过去在抗战时期我们对蒋介石顽固派的方针就是孤立他，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一方面要作若干让步，另一方面又要坚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在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在国民党区域开展群众工作，批评顽固分子。我们没有等到抗战结束以后再转变方针，那样就来不及了。在日本投降以后，国共和谈是必要的。虽然我们希望全部问题政治解决的目的没有达到，但蒋介石的确是更加孤立了。”
1947年12月25日，毛主席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指出了蒋介石政府孤立的现状，他说：
“只是在现在时期，只是在蒋介石出卖民族利益给美国帝国主义，发动反人民的全国规模的国内战争之后，只是在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罪恶已经在中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之后，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才是真正地扩大了。在抗日时期，蒋介石和国民党在中国人民中还没有完全丧失威信，他们还有许多的欺骗作用。现在不同了，他们的一切欺骗都已被他们自己的行为所揭穿，他们已经没有什么群众，他们已经完全孤立了。和国民党相反，中国共产党不但在解放区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民党控制的大城市，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1948年1月15日，毛主席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在蒋介石已经孤立的情况下所应该注意的政策问题，同时肯定了俘虏政策在孤立国民党军队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他说：
“内战打了一年半，蒋介石已完全陷入孤立，这是在抗战以前、抗战中间甚至抗战胜利后一个时期内都没有过的事情。那末，蒋介石的孤立是不是等于我们的胜利？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要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了？我看不能这样讲。蒋介石孤立，是因为他代表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压迫人民的。……另一方面的真理，就是我们政策的正确。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正确，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绅士、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置不当，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当，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那就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会由越来越多变成越来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国共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我们的俘虏政策完全成功。对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士兵，一个不杀，其中大部分可以参加我们的部队，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国民党军官，经过改造可以为我们所用。蒋介石搞关门主义，我们放回去的国民党军官他也不敢用。我们比他胆大，对他的军官，一部分大胆地用，大部分放回去。”
毛主席布下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战术，犹如天罗地网，蒋介石深陷其中，完全找不到了方向，进退失据，乱了章法，正如毛主席所说：“大群大群的人民正在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营一方面来，中国反动派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人民不欢喜你们，人民斥责你们，人民起来了，你们孤立了，因此你们打败了。”“人民的敌人完全陷于孤立，胜负之数，因以判明。现在残敌尚存，诡谋时作。求喘息谓为求和平，待外援名曰待谈判。口诵八条，手庇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一副多么可怜可悲的败相。
1949年4月，蒋介石的青天白日旗在南京落下。南京的美国“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这年8月，美国的司徒雷登大使老爷“茕茕孑立，形影相弔”，只好挟起皮包走路了。毛主席随后写了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用这种别致的中国方式送他一程，在这篇“送别赋”里，毛主席说：
“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在之后的二十多年，在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时期，毛主席带领中国人民面对的除了美国的残酷的孤立，还有后来苏联修正主义的孤立，毛主席以孤立对抗孤立，成功瓦解了一条条“孤立”的铁链，实现了历史大剧的成功反转。
1950年6月6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不要四面出击，“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他说：
“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
在“三反”、“五反”斗争中，毛主席提出了“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方针策略，建立统一战线，孤立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这一方针也是毛主席进行国际“孤立战”的基本原则，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以实现国际关系的突围。
1954年7月7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问题的报告，毛主席在发表谈话时指出：
“在日内瓦，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就是我们要和平。而美国人就不抓这个东西，它就是要打，这样，它就没有道理了。现在要和平的人多了，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在谈判中该让的就必须让，该坚持的就必须坚持。根据总方针，这些具体活动做得恰当，是可以和下来的，就可以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就是美国当局)的目的。……现在总的国际形势就是美国人相当孤立。这个东南亚的问题 —— 印度支那问题解决之后，估计它的孤立会要继续发展。现在英 国一大帮、法国、东南亚各国、加拿大、墨西哥，还有一些南美的国家，都是不喜欢美国的。所以，这个局势很有希望。现在，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我们要对许多国家，比如英国、法国、加拿大这一类国家，比如印度、缅 甸这一类国家，凡是有可能的，都要进行工作。甚至像泰国这样的国家，它在我国附近，也是怕我们的，也要进行工作。同时对美国要使它分化，使它孤立，孤立以后它总要分化的。在目前世界上这样四分五裂的形势下，一块铁板那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
1954年7月8日，毛主席出席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五十七次扩大会议，对中国外交及有关工作，他提出了十一条意见:
“ (一)争取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二)开始建立东南亚和平区域，建立合作并发展它，订立互助条约或集体和平公约。(三)与英国改善关系，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四)争取与法国改善关系，建立邦交。(五)争取与美国政府改善某些关系一一孤立与分化。(六)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包括政府在内) ，孤立和分化美国。(七)国内要团结，支持代表团，争取外交胜利。(八)国内统一战线发展和巩固。(九)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十)增强警惕敌人要破坏与分裂我们国内联盟和同苏新国家的和平联盟。(十一)增强外交工作阵营。为保护建设和工业化，没有外交阵营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1956年9月25日，毛主席同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谈话，谈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他说：
“在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无产阶级政党要把民族旗帜拿在自己手里，必须有民族团结的纲领，团结除帝国主义走狗以外的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让全国人民看到，共产党多么爱国，多么爱好和平，多么要民族团结。这样做，有利于孤立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1957年1月，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谈到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问题，他说：
“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那末好吧，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账就越多。越拖越没有道理，在美国国内，在国际舆论上，你就越孤立。我在延安就跟一个美国人讲过，你美国一百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一百零一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那时美国人跑进中国来一看，就会感到后悔无及。因为中国这个地方变了，房子打扫干净了，“四害”也除了，他们再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点细菌也没有多大作用了。”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主要讲“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于国际关系，他说：
“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他们的团结。有了这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1959年12月4日，毛主席在杭州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际问题，对于国际上出现的反华局面，他说：
“全世界反华反共运动，除印度以外，还加上印尼反华。反华大合唱，调子不同。苏联射了好多箭。反华大合唱还会唱。我们准备被孤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能得到许多国家、许多人民的拥护，许多共产党的拥护。我们从来相信广大群众，我们不会孤立。我们怎么办?周总理讲了三条:一、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二、突破国防尖端;三、党的团结。这三条提得很对，再加一条:四、建立技术队伍。…………反华反共对我们有好处。一是暴露了反动派的面目，在人民面前丧失威信;二是激起世界大多数人民觉醒起来，他们会看到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修正主义是骗子。全世界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
1960年6月7日，毛主席会见由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列希率领的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对于美国搞军事同盟条件问题，他说：
“美国对我们的政策就是想把我们孤立起来，但一切办法都没有成效。全世界反对我们的人不多，顶多有十分之一，我们是不孤立的。世界的进步是注定了的，我对世界是乐观的。美国、法国、日本等不承认我们，很多国家受美国影响，也不承认我们，我们准备等待。”
1961年10月21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谈到不怕孤立的问题，他说:
“哥白尼、伽利略，最初都是孤立的，法国、荷兰、比利时资产阶级革命时，也都是孤立的。”
1961年11月11日，毛主席阅阅《内部参考》国际版刊载的两篇通迅，写了题为《苏联和保加利亚的两件事》的批语，批语说：
“修正主义者一心一意要孤立中国，究竟被孤立的是谁呢?修正主义者脱离群众，使自己陷于孤立，而我们(所谓教条主义者)却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一切剥削、压迫人民的反动派及其走狗，在全世界不过几亿人，只占百分之十以下，而革命人民及其同盟者则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达到二十几亿人之多，这是毫无疑义的。”
1963年10月2日，毛主席会见由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他对国际形势谈了自己的看法：
“西方报纸上对第三世界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种是把西欧也叫做第二世界，这就是指共同市场。共同市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事情，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出现的。共同市场之外，还有以英国为首的七国自由贸易联盟。不仅六国同美国有矛盾，七国同美国也有矛盾。东方经济上强的国家是日本，它同美国的矛盾正在发展。这次我国国庆，到北京来的日本人有四百人。有些人说我们很孤立，也许他们讲得对，也许他们讲得不对。只要我们的方针正确，总是会胜利的。”
1963年11月8日，毛主席阅周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讲话稿，夸奖讲得好，他在讲话稿上加写了一段话说：
“真正的革命家，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是大元畏的，是不怕孤立的，是不怕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咒骂的。因为他们知道，代表未来的不是那个看起来可怕的庞然大物，而是自己这些小人物。一切大人物都是小人物变成的。起初好像孤立的人们，只要他们手里有真理，他们最终总会要胜利。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它的反对方面转化。”
1964年1月12日，毛主席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谈话，“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对巴拿马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进行声援，他说道：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要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要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 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保卫世界和平。美帝国主义到处横行霸道，把它自己放在同全世界人民为敌的地位，使它自己越 来越陷于孤立。美帝国主义手里的原子弹、 氢弹，是吓不倒一切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的。”
1966年3月28日，毛主席会见宫本显治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谈到孤立问题，他说：
“不要怕孤立，不要怕战争。你不准备孤立，哪个时候孤立了，就慌了。你不准备战争，战争来了，你就没办法了。我们现在准备美国人来打，准备修正主义来打，准备美苏合作，瓜分中国。做这个准备，到时候它们打进来，我们就有准备了。这是最坏的一种可能性，另一种可能性是它不敢来。我劝同志们，第一条不要怕孤立，第二条不要怕打仗。当然我们不希望孤立，但是孤立来了，怎么办?一是党内孤立，二是国际上孤立。有些事情，要坚持原则，决不能丧失原则。”
毛主席是掌握了“孤立主义”破除大法的人，也是熟练运用“孤立”策略轻松击败对手的人，那些跟毛主席玩“孤立战”的人，最终都孤立了自己，把自己玩成了孤家寡人，不是他们不高明，是他们选错了对手，“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毛主席讲的是“道”，道行天下，必会把“魔”远远地甩到后面。
延安时期，毛主席曾经跟在职干部传授了一个学习办法：“正面搞不通，可以从旁的方面着手，如打仗一样，顽强的敌人，正面攻不下，就用旁袭侧击，四面包围，把它孤立起来，这样就容易把它攻下。”这个法子就是“孤立战法”吧，毛主席都把它用之于教学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其杀伤力可想而知，那些跟毛主席过招“孤立战”的，输得一点都不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