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是如何阅读《共产党宣言》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不断学习、反复阅读《共产党宣言》，从这一理论宝库中汲取了无穷的营养、智慧和力量，不断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发展。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作为走上革命道路的“入门老师”
《共产党宣言》问世后，很快就成为欧洲工人运动的思想武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也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逐步认同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开始在中国大地播撒真理“火种”，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译本出版，这本被称为“红色中华第一书”的薄薄小册子，虽然篇幅不长，但其威力却犹如精神原子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是在阅读了这本书后思想发生变化，确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继而走上革命道路的。
1936年，毛泽东在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他第二次到北京期间，曾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其中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他的心中，其中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深刻影响了一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政治水平和理论素养，它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理论指导。1921年7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但彼时的中国共产党力量尚比较弱小，党员数量也比较少，它之所以引人注目并吸引无数革命志士纷纷选择加入其中，靠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刘少奇曾回忆：“那时我还没有参加共产党，我在考虑入不入党的问题。当时我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萧劲光回忆：“少奇同志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见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周恩来在日本求学时就接触了《共产党宣言》，在回国后和赴欧洲勤工俭学期间也都进行过深入阅读，他在回顾自己的经历时说：“到法国后博览群书……而后认识到无政府主义走不通，转向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彭德怀也说：“以前我只是对社会不满，看不到有什么进行根本改革的希望。在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我不再悲观，开始怀着社会是可以改造的新信念而工作。”
作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宝贵真经”
1939年，毛泽东对党内同志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可见，毛泽东阅读《共产党宣言》并非死啃书本，而是带着思考、联系实际地读，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并把其中的精髓要义运用于中国社会实践。
毛泽东还号召广大党员干部把《共产党宣言》作为重要篇目进行阅读，以提高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1942年11月，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讲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十二条》时强调：“我们要注重理论，高级干部要准备读书，从《共产党宣言》起到《季米特洛夫文选》止，选三四十本。……就把我们的党大大地武装起来了。”1943年12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高级干部学习党的路线问题，决定在未来的半年时间里亲自带领党内高层领导学习六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名列其中。1945年4月24日，他在一次报告中提议读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五本马列主义著作。5月31日，他在中共七大上再次向大家推荐这五本书，并且强调：“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
细加考察可以发现，每当毛泽东自己研读以及提倡全党阅读《共产党宣言》之时，大都是在革命的重大关头，或者思想认识上出现疑惑之际，需要回到《共产党宣言》中去重温经典、获得灵感。在毛泽东的示范和带动下，广大党员强读强记，多学善思，不断从《共产党宣言》中汲取思想养分。如在长征的艰难岁月中，许多红军指战员把《共产党宣言》作为精神食粮随身携带、随时阅读，周恩来将其当作“贴身伙伴”，只要有空都会拿出来反复阅读。1941年春至1943年夏，周恩来在重庆开展革命活动，“他在重庆读过的一些书，包括《共产党宣言》，书皮上有他亲自签名和注的日期都保存下来。”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从《共产党宣言》中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前进力量，推动着中国革命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使马克思主义这一绚丽的思想之花，在中国大地上结出丰硕之果。
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智慧源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共产党宣言》的阅读不仅没有丝毫懈怠，反而更上层楼，甚至达到了手不释卷的程度。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他不断阐发《共产党宣言》中的基本思想、基本理论，阐明党的领导方法以及共产党人的思想境界和远大抱负；在社会主义建设遇到难题甚至挫折后，他会进一步求诸、就教于《共产党宣言》，思考探索“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如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多次阅读《共产党宣言》，对其中关于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剥夺资产阶级占有他人劳动、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与传统的所有制观念决裂等处，都做了密密麻麻的圈画。类似的圈圈画画，不仅表明了毛泽东阅读《共产党宣言》时的全神贯注、专心致志，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已把《共产党宣言》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紧密联系起来，试图从书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1954年下半年，毛泽东重新开始学英语，在有了多年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阅读史后，他又把《共产党宣言》英文本作为重要学习资料，显示了其对《共产党宣言》的情有独钟。这样不仅有助于锻炼和提高英文水平，而且重温了经典、深化了认识。“在《共产党宣言》和《矛盾论》英译本上，他从第一页直到最后一页，都做了详细的批注；直到晚年，每当他重读一遍时，就补注一次。”如此经过“实践—重读—认识”的循环往复，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把握更加深刻。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也多次强调阅读《共产党宣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主张要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深化阅读，如他认为知识分子应把自身实际与阅读《共产党宣言》等著作结合起来。1975年1月，周恩来曾关切地询问陈望道是否找到《共产党宣言》的首译本，指出“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找不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病啊”。不仅周恩来对其念念不忘，朱德也将其视若珍宝。1976年5月，依据德文版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新译本送中央领导审阅。此时，已年届九十高龄的朱德不仅坚持一口气读完，而且决定亲自看望主持翻译工作的成仿吾，一起交流对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