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重思中苏工业化道路与伟人历史坐标

　　在世界工业化浪潮中，中苏两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实践始终是绕不开的历史议题。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殖民积累与市场扩张缓慢完成工业化时，中苏却在帝国主义围堵封锁的夹缝中，以计划经济为依托，创造了落后农业国向工业强国跨越的奇迹。这种 “非常规” 的发展路径，不仅重塑了两国的国际地位，更深刻影响了 20 世纪世界格局，而斯大林与毛泽东两位伟人，正是这场历史变革的核心推动者。

　　苏联的工业化进程堪称 “生死竞速”。1920 年的苏联，仍是工业产值排名百位之后的农业国，而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与周边势力的觊觎，让 “落后就要挨打” 成为悬在头顶的利剑。斯大林果断放弃新经济政策，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推进工业化，短短 15 年间便将苏联打造成世界第二工业强国。1939 年诺门罕战役中，苏联凭借自主生产的坦克、飞机等重型装备击溃日本，彻底粉碎其北进野心；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完善的工业体系更是成为苏军抵御德军闪电战的 “钢铁脊梁”。若没有这场 “只争朝夕” 的工业化，苏联或许早已在日德夹击下覆灭，二战历史也将彻底改写。

　　中国的工业化探索同样充满紧迫性。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工业基础近乎空白，西方列强的军事威胁与经济封锁从未停歇。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以计划经济为纽带，在 27 年间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从只能生产初级工业品，到成功研制 “两弹一星”，工业实力跃居世界第六。这段历程中，尽管存在局部急躁冒进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种 “多快好省” 的工业化速度，让中国在冷战格局中站稳脚跟，彻底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风险，为后续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工业基础。

　　然而，历史评价往往存在 “偏见陷阱”。对于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工业化贡献，总有声音聚焦于过程中的瑕疵，甚至刻意丑化两人的历史地位。这种评价逻辑，恰恰忽略了 “历史语境” 的重要性 —— 中苏两国的工业化，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而是关乎国家生存的战略抉择。当资本主义国家拥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化窗口期时，中苏面临的却是 “20 年倒计时” 的生死考验：若按部就班采用资本主义模式，工业化尚未完成，国家便可能已被帝国主义摧毁。伟人的远见，正在于看透了这种紧迫性，以超越常人的决断力抓住历史机遇，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现了 “弯道超车”。

　　更值得警惕的是，对中苏工业化模式的贬低，往往暗含着意识形态的博弈。西方势力长期抹黑斯大林与毛泽东，质疑计划经济的合理性，本质上是为了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诱导发展中国家放弃自主工业化道路，沦为其经济附庸。事实上，苏联解体的根源并非工业化本身，而是赫鲁晓夫时期开始的思想混乱与路线偏离；而中国改革开放后取得的成就，正是建立在前期工业化积累的基础之上。俄罗斯至今依赖的军事工业、中国跻身世界工厂的底气，追根溯源都离不开那段工业化奠基期的贡献。

　　评价历史伟人，应当回归 “历史贡献” 的核心标准。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功绩，不仅在于推动两国工业实力的飞跃，更在于他们用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凭借自身制度优势，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中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他们创造的工业化模式，打破了 “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实现工业化” 的迷思，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选择。

　　今天重思中苏工业化道路，不是要否定后续改革的必要性，而是要以客观的历史视角，承认伟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战略抉择与历史功绩。正如 “不干活的人没毛病，干活多的人一身毛病”，伟人的探索或许存在遗憾，但他们用行动改写了国家命运，推动了世界历史进程，这种贡献值得被永远铭记。无视历史语境的苛责，不仅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更是对 “落后就要挨打” 这一真理的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