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规律与所有制：论不同生产关系下商品生产的演进与超越
我的共产主义——价值规律与所有制：论不同生产关系下商品生产的演进与超越
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野中，价值规律——即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被视为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然而，这一规律并非孤立地发挥作用，其运行的具体形式、作用范围乃至最终历史命运，都深刻地与”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一核心生产关系紧密相连。在不同的所有制结构下，价值规律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在私有制中，它作为盲目的必然性统治着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它被逐渐认知、利用和限制；而在共产主义的高级形态中，它将最终伴随商品的消亡而告别历史舞台。本文旨在剖析价值规律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直至共产主义时代的演进轨迹，揭示其如何被新型的所有制关系所驾驭、改造并最终超越，从而勾勒出一幅社会生产关系辩证发展的宏大图景。
一、初级社会主义：计划与市场并存下价值规律的双重面孔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脱胎于旧社会，其首要特征是生产力的相对不发达与公有制主体的尚未完全巩固。在这一阶段，全面的、精确的社会生产计划尚无法实现，这就决定了商品货币关系不可能被立即废除。于是，社会经济的运行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双轨制”格局，价值规律也因此展现出其复杂且充满张力的双重面孔。
1.计划内的“价值规律”：被认知与利用的客观法则
在计划经济板块内，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占据了主导地位。国家代表社会行使经济管理的职能。此时，价值规律并未消失，但其自发性、盲目性受到了极大限制。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作为制定计划的科学依据：国家在制定产品价格、确定投资方向、核算企业成本与效益时，必须尊重并主动运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客观尺度。计划的科学性，正体现在它是否反映了社会总劳动时间在各生产部门间的合理分配比例。忽略价值规律的计划，必然导致资源错配、产业失衡和效率低下。
-作为经济核算的必要工具：在企业层面，尽管生产任务由国家下达，产品由国家调拨，但依然需要进行严格的成本核算和价值管理。货币、价格、成本、利润等范畴依然存在，它们是衡量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检验劳动效率的重要工具。在这里，价值规律是被作为一种客观的核算规律来加以利用的。
2.计划外的“价值规律”：伺机而发的自发力量
在计划经济的缝隙之间，存在着一个由市场调节的领域，主要包括部分农副产品、日用消费品及小规模服务业。在这个领域，价值规律几乎以其最经典的形式发挥作用：
-价格波动调节产销：供求关系的变化直接通过市场价格的自发波动来体现。某种商品短缺，价格上升，吸引更多劳动力和资源投入生产；反之则反。这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范围内，灵活地弥补了计划的不足，满足了社会多样化的需求。
-潜伏的腐蚀性与破坏性：然而，这一领域的价值规律也携带着其与生俱来的“负作用”。其一，是“货币的腐蚀性”。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其固有的权力会诱惑一部分人追逐“为卖而买”的纯粹货币增殖，滋生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行为。其二，是“对计划经济的冲击”。市场调节的高回报率可能诱使计划内的资源和劳动力向计划外无序流动，冲击国家计划的完成。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对意识形态的侵蚀”。市场交换中产生的唯利是图、个人主义思想，会像病毒一样侵蚀公有制所依赖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奉献观念，成为动摇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隐患。
因此，初级社会主义阶段对价值规律的态度必然是辩证的：一方面，必须承认它、利用它，以其为制定经济计划的重要参考；另一方面，又必须严格地限制它、引导它，将其活动范围约束在不会危及公有制主体和社会主义方向的牢笼之内。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动态平衡过程，其最终方向是为最终超越价值规律创造条件。
二、高级阶段社会主义：产品分配逐步取代商品流通下的价值规律变形
当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四免福利”（免费教育、医疗、住房、基本生活资料）逐步成为现实时，社会主义便进入了其高级阶段。此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发生质的飞跃：官僚体系被“劳模轮值管理团队”所取代，国家强制职能开始消亡。与之相适应，商品生产开始向产品生产过渡，货币分配向劳动凭证分配演变。价值规律在此过程中并未被简单废除，而是发生了深刻的“形态变形”，以一种全新的、服务于人的方式继续发挥着参考作用。
1.分配制度的革命：“两卡制”与价值尺度的转化
高级社会主义阶段的核心标志，是建立了以“基础卡”和“工分卡”为媒介的分配体系。这彻底改变了价值的衡量和实现方式。
-“基础卡”——按需分配的实现：此卡保障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的一切基本需求。卡内的“分值”并非货币，而是社会产品直接分配权的凭证。它代表社会承认每个成员享有基本生活资料的平等权利，而非其支付货币的能力。价值规律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在这里被静默地运用：社会管理者在决定生产多少米、油、肉、蛋时，依然需要计算社会总劳动时间中应分配多少到基本生活资料部门，但这已不再通过市场波动来表现，而是通过科学的统计和计划来实现。
-“工分卡”——按劳分配的延续与发展：此卡记录每个劳动者提供的、超出社会必要劳动（即为满足基本需求所需劳动）之外的“额外劳动量”，用于兑换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这里的“工分”本质上是“劳动时间的直接凭证”，它剥离了货币的外壳，使价值的衡量回归其最本真的形态——劳动时间本身。你要享用一顿美酒佳肴或一件高级工艺品，支付的不再是货币，而是你为社会所作的、被社会承认的额外劳动时间，人们从中消费劳动分值。
——劳动者从工分值中获得的并不是劳动的全部，其中一部分以基础形式作为社会积累，再平均分摊到每一个人的“基础卡中”。这样，保障了所有人同等的权利。
2.价值规律的“新形态”：从自发调节到自觉运用
在这种新制度下，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并未消失，但其实现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
“工分值”定价机制：一件产品（譬如一件组合壁橱）不再有“市场价格”，而是由社会管理中枢根据生产它所耗费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为其设定一个“工分值”，如108分。这个定价过程，正是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价值规律的自觉运用。
供求反馈与调节：当某产品持续“供不应求”（表现为工分值显得偏低，兑换踊跃）时，系统会做出两种反应：其一，提高该产品的工分值，这相当于承认其包含的社会劳动被低估，通过“提价”来暂时抑制需求；其二，指令性增加该产品的计划产量，从根本上是增加供给。反之亦然。这个过程，不再是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的自发操纵，而是社会根据透明数据做出的“集体理性选择”。价值规律从一种统治人的异己力量，变成了被人熟练运用的“计划调节工具”。
至此，货币及其腐蚀性已被彻底根除。艺术家、教授与工人，在基本需求上是完全平等的同志，在享受资料上则根据其劳动贡献有所差异。这种差异很少，不再能累积为资本，也不再能转化为压迫他人的权力。“人为财死”的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
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只有到了后期，才终结商品与货币功能的最后残余。至此，人们迎来了共产主义时代！
三、共产主义时代：价值规律的扬弃与人类自由的真正开端
共产主义是高级社会主义的自然延续和彻底完成。在此阶段，“两卡制”的分配形态可能依然存在，但其内在本质已发生根本变化，价值规律的最后一层外衣也将随之脱落。
1.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实质飞跃
表面上，使用“工分卡”兑换享受资料仍像是“按劳分配”。但其内核已彻底变为“按需分配”。原因在于：
-劳动性质的革命：劳动已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自动化技术承担了绝大多数单调、繁重的劳动，人类劳动则更多地集中于创造性、管理性和情感性的领域。每天2-3小时的劳动，更像是一种社会参与和身心享受。
-“劳动贡献”差异的弥合：由于每个人都能极容易地通过劳动获得丰富的工分，工分多少的差异不再意味着生活质量的巨大鸿沟。社会更倾向于将工分视为一种参与和贡献的荣誉记录，而非交换的硬通货。人们对享受资料的需求将更趋于理性、健康和多样化，攀比性消费失去土壤。
-分配原则的最终统一：此时，“基础卡”与“工分卡”的界限最终模糊，逐步走向两卡合一。共产主义社会到达成熟阶段，社会产品极大涌流，使得社会能够承诺：任何合理需求，无论是基本的还是享受的，都可以得到满足。“刷卡”行为将褪去最后一点“交换”色彩，变为一种纯粹的、记录消费偏好以方便计划生产的“数据交互”。价值规律的交换功能在此彻底消亡。但刷“工分卡”消费的形式将长期存在。
2.价值规律的最终归宿：从经济规律到历史博物馆
在共产主义社会，价值规律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其核心尺度（劳动时间）被保留：用于核算社会总劳动、提高生产效率、进行科学计划，这将永远需要。
-其交换法则被扬弃：因为纯粹的、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已不存在，产品不再需要通过“价值”的曲折途径来证明自己，它的使用价值直接成为生产的唯一目的。
-其滋生腐败的土壤被彻底铲除：当货币消亡，当任何特权都无法通过垄断生产资料来继承和转化，当管理岗位轮值透明、管理者同样使用工分卡，那么，寻租、谋私便失去了最基本的载体。一个积极向上、充满创造力和互助精神的新人类文明就此奠定。
结论：所有制的革命是驾驭规律的前提
纵观其演进历程，价值规律的形态与命运始终与所有制结构同构。私有制将其奉为圭臬，却也被其盲目的力量所反噬；社会主义公有制试图驾驭它，却不得不与之进行艰苦的博弈；共产主义公有制则最终为其准备了告别历史的舞台。
这一历程深刻地揭示了一个真理：人类不能简单地废除经济规律，但可以通过革命性地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来改变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社会条件，从而最终摆脱其异己的、盲目的统治，使之置于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自觉控制之下。对价值规律的探讨，归根结底是对人类如何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这一宏大历史叙事的经济学注脚。当我们谈论所有制时，我们最终谈论的是人的解放。
【文/郭传志，作者原创投稿，授权188金宝搏体育官网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