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包围城市，为什么这条路走不通了？
印共（毛主义）面临的形势远比1928年的中共严峻得多。
之所以这两者可以对比，是因为印共毛主义派对今天印度社会性质的判断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于这一性质的判断，所以他们的革命纲领几乎完全继承了毛主席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纲领。
这个纲领呈现出几个鲜明的特征：
革命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的基本盘是农民；革命的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但实际上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革命的形式是土地革命（即打土豪分田地）；保障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是武装斗争（即人民军队）。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自领导中国革命，其后的很多年内，关于如何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观察中国革命这个问题上，大致可以分为三派。
第一派认为，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尤其是张学良改旗易帜之后，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性胜利，实现了统一的局面。因此这个时候，再搞什么民主革命，不但没有胜利的可能，而且造成不必要的流血和牺牲。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在国民党的合法秩序下，通过议会斗争、经济斗争来为工农争取利益，而不是搞武装斗争和工农割据。
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
今天的印共（马主义）派（坚持和平议会道路，而不是武装斗争的那一派），实际上走的就是这条道路，他们用实践证明了陈独秀当初那条路没有一丝一毫胜利的可能。即使是二战后随着民族解放浪潮的兴起，印度一定程度摆脱了被殖民统治的地位，实现某种程度的独立，但是他们也不会让渡一丝一毫的利益给到底层人民。这也是印共（毛主义）派（坚持武装斗争那一派）能够一直存在和斗争的原因和基础。
当时第二派则坚决抵制陈独秀的取消主义。他们不但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完成，而且认为这个革命只有靠无产阶级来领导才行，因为资产阶级在半殖民地的条件下是异常软弱的，这种软弱性就表现为，一旦他们发现工农运动兴起，开始侵犯到地主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时候，他们就宁愿倒向帝国主义和买办们的怀抱，也不愿意工农运动再搞下去了。
但是因为当时可以参考的经验只有两种，一种是苏联的城市暴动经验；一种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北伐经验，也就是先经营一个省，取得在一省的首先胜利，然后从这个省开始扩张北伐，最后完成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国共分裂后，我们举行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实际上就是运用的北伐模式。希望在南昌打响第一枪之后，迅速南下，抢占广东潮汕、海陆丰一带，建立根据地，夺取汕头出海口，从这个出海口获取苏联的援助，然后再统一广东，挥师北伐。
这个意图和顺序，与国共第一次合作，经营广东根据地，再举兵北伐的思路是一模一样的。
而随后各地纷纷举行的工农暴动，则主要参考的就是苏联的暴动模式，希望借助工农暴动的力量，取得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的胜利。这些暴动里面就包括湘赣边界的秋收暴动。
然而不管是苏联的城市暴动模式，还是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模式，首先都是在城市取得胜利，农民始终是被当作辅助性质的同盟军看待，而不是革命的基本盘。
其后的几个不同的时期内，从“左倾”盲动，到立三路线，到王明路线，尽管有所区别，但是本质上都没有摆脱进攻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桎梏。
这其实并不奇怪，因为那时候不但全世界都没有所谓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先例可以参照，就是结合当时中国农村封闭、落后、分散等特点来看，绝大多数人也难以想象这种农村根据地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第三派，与第二派在是否坚持继续革命的问题上是没有分歧的，他们主要的分歧就在于走城市进攻路线，还是农村割据路线。当然，这里虽然说的是一派，但是在当时的核心领导人里面，其实这一派的人只有一个，就是毛主席。虽然我们说当时有罗明路线，但是执行罗明路线的人都不起决定作用，在高层的领导核心里面，坚持要走农村割据路线的就只有一个。这就是为什么有宁都会议，为什么王明路线能够贯彻到各个苏区的根本原因。
然而，当时农村割据路线之所以有胜利的可能，也是因为存在着一些必要的客观条件。
还在1928年的时候，因为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各地纷纷涌现出来的农民暴动都遭遇了巨大的挫折，而另一边国民党的北伐又不断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这就不得不使很多人产生了红色政权是否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疑问。
加上当时的几个红色政权反复被围剿，只能在各省边界山区打游击，根据地的条件又极端艰难等情况，这就使得根据地的官兵和群众也产生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虽然那时候毛主席还没有完整地提出农村割据路线（1930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才完整提出这一路线），但是根据井冈山一年的斗争经验，他已经能够充分的回答红旗能打多久的问题。
这里面首先的，基础的条件就是，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而且它还有自己半殖民地的特殊性，就是说，它不但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国家，而且是几个不同的帝国主义在间接统治。几个不同的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东北、华北、江浙、两广等地分属于不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他们的利益是不统一的，这就造成了各地军阀势力的利益是不能统一的，从而造成白色军阀长期的分裂和战争。
即使国民革命军取得对北洋军的胜利，但是很快国民革命军内部又形成蒋桂冯阎四大派系，形式上的统一和不同程度的妥协都是暂时的，军阀内部的斗争却是绝对的。这就为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依据，红色政权不但能够在敌人力量薄弱的边界农村生存下来，而且可以在军阀混战时期不断向外发展。
事实也是如此，井冈山周边第一个县政权，茶陵工农兵政府，就是在唐生智和李宗仁打仗的时候建立起来的，因为湖南的兵都被调走了，地方只有挨户团，因此红军很快就建立了第一个工农政权。井冈山一开始只有地方十几个团的兵力去剿，也是因为那时候国军主力还在对北洋军阀作战。
后来中央苏区的雏形是怎么来的，就是红四军下井冈山不久之后，蒋介石和桂系打起来了，赣南和闽西一度空虚，于是红军迅速把势力扩张到了赣南和闽西的十几个县，这十几个县就成为了后来中央苏区的根据地。
毛主席有一首词，清平乐▪蒋桂战争。里面第一句就是“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最后一句是“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意思就是那边军阀在打仗，我们这边就可以大力推动分田分地的土改政策。
因此，帝国主义的分裂进而造成的军阀之间的分裂，以及这种分裂战争的持续扩大，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并且在其混战时期取得发展的重要原因。
然而，在当时的客观因素里面，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够存在，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中国农村的经济形式，是几乎完全形态的封建农业经济。
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农村的某个地区建立起红色政权之后，它能够在敌人封锁的条件下，勉强的实现自给自足，虽然艰难，但是能够独立坚持下来，甚至取得发展。
当然，这不是说它不需要对外贸易，苏区需要通过出口钨矿、茶油、粮食等农产品，换回必须的食盐、药品、布匹等生活必需品。但是，以封建个体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形态，使得农民最迫切的要求就是打土豪、废债务、分田地，对外贸易也可以通过一些地下渠道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这就使得土地革命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因为地方的农业经济，是农村农民主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生存方式。那时候农村广大的农民，是不可能产生什么要去城市打工的想法的。
只要建立起一个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就能够在经济上独立的生存和发展。这与较为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较为发达的社会化生产是完全不同的。
在资本主义已经较为发达的国家或地区里面，是不可能割据出一小块地方来，然后这个地方还能独自生存并不断发展壮大的。资本主义越是发达，这种割据就越是困难。
事实上，毛主席在分析当时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时候，提到过这个原因。
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但是可能是因为军阀混战的影响更直接一些，所以后来很多人在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几乎是把地方农业经济这一特点完全忽略了。
除了这两个基本原因之外呢，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比如要有正式的红军武装，要有党的正确领导，要有革命形势的继续发展，以及受到北伐影响的地区更容易产生红色政权等等。
但无论如何，后续的这些条件，包括主观的决策，始终是建立在当时客观的形势之上的。也就是说，军阀的分裂战争，以及地方的农业经济，是红色政权能够不断割据，并波浪式的发展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的客观形势，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就农村包围城市路线来说，要完成对农村的割据，甚至可以说，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这个条件，甚至比军阀分裂这个条件更基础，更不可缺少。
事实上，后来随着二战对旧殖民地体系的动摇，随着民族解放斗争的汹涌发展，即使是在原来帝国主义完全统治下的没有军阀分裂战争的殖民地国家，也具备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可能。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遍布全球的发展，各种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形态几乎是被完全摧毁了，这其中就包括印度。
尽管从土地的占有情况看，印度农村的情况似乎与1928年前后的中国差不多，前10%的地主富农，占据了50%以上的土地，而70%的贫农却只占有20%，剩下一部分归中农。贫农租种土地的租金普遍高达50%以上，全国还有25%的农民完全没有土地。
这种土地占有情况，以及租金剥削力度，几乎完全复刻了1928年前后的旧中国的土地占有情况。地租、高利贷、种姓强制，不断地把农民推向破产的深渊。
然而，这种经济形态，却仍然与1928年的中国农村封建个体经济形态有着本质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农村经济的商品化上，或者说资本主义化。
今天的印度农村，农民所需要的种子、化肥、农药，以及农机、燃油、电泵、灌溉水源，都需要依赖城市供给；
农民的劳动再生产，所需要的教育、医疗、通信、交通也完全商品化，融入了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之中；
粮食产出的一半以上，并不是自给，而是流入到商品市场，换回货币，来购买其余的生活资料；
这就使得印度的农村，实际上不可能脱离城市商品市场、信贷市场而独立的存在和发展起来，它对商品市场和信贷市场的依赖，远超当时旧中国的农村。于是就出现了，尽管多分一亩田，但是如果没有现金货币购买农机、化肥等生产资料，农民根本种不下去。因此，独立生存的根据地尚且困难，又如何谈得上根据地的发展，以及农村包围城市的胜利。
不仅如此，当时的旧中国，是一个典型的落后的农业生产大国，农业总产值占到了80%以上，农业与工业的产值比例为5:1。军阀政权的物资消耗，90%以上直接或间接依赖农民。
但今天的印度显然不同，其工业产值要超过农业产值，比例约为1.6:1。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会有很大一部分农村人，不再完全依赖农村生产，而是选择种地＋打工的模式维持生活，甚至有的卖掉土地进城打工，有的把土地租给大户，自己靠进城打工维持生存。
这都毫无疑问地在瓦解着农村包围城市的经济基础。
没有军阀战争的形势，也没有农村根据地的经济基础，外部还没有一个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支柱，这就使得印共（毛主义）所面临的形势和危险，其实远远超过1928年前后的中共。他们坚持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也是举步维艰。
然而尽管如此，几十年来，在政府军的重重封锁和围剿下，他们的星星之火，却一直没有熄灭。原因也并不复杂，只要高额的地租、遍布的高利贷和种姓制度的压迫还存在，圈地和驱逐，贫困和破产继续发展，那么印共毛主义派就必然会一直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