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武:四伯与二舅,与可望不可即的乡愁


  老家一个好朋友的女儿前两个月被诊断得了脑癌,小女孩才9岁,天真烂漫,含苞而待放的年纪。我朋友只有这一个女儿,哥儿几个虽然也热心的给他凑点钱让他为女儿做手术,但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这病,对于一个四五线小城镇的工薪之家而言,意味着什么。一个幸福温馨的小家庭就这么垮了,可这又能怪的了谁呢?怪命运?命运又是个啥东西?

  由于疫情,我之前已经有两个春节没回老家过年了,今年的春节,冒着可能被隔离的风险,带着老婆孩子回了趟老家。我的老父亲70多岁了,得过一次小中风,半边身子不太方便,话也说不清楚,好在有我弟弟一家在老家,我远隔千里,也稍微安心一点点。

  我们过完年临走时,父亲看着我儿子,又拉着我的手,老泪纵横,我也很难过。那一刻我知道他内心想表达什么,但是也毫无办法。这又能怪的了谁呢?怪命运?命运又是个啥东西?

  今年的天气格外的热,最近网络上的热点也更热,仔细琢磨一下,从开年到现在几乎就没有消停过。而这几天最火的,恐怕莫过于“四伯”和“二舅”。如果单单是一个“二舅”,以我国网民的平均记忆长度来说,恐怕再热也热不过48小时。偏偏与他相对应的,还有一个叫周劼的小青年的“四伯”,形成了一种由于对比而产生的奇特的感观刺激。

  当年人家问韩三平,你的《建国大业》这么火,你拍的时候有啥秘诀?韩大导演说“无他,唯对比尔”。很多放在那里平淡无奇的个体,一旦有了对比,就立刻“相映成辉”了,顿时多了许多不一般的味道。“四伯”与“二舅”的同时出现,一高一矮,一天一地,在这焦虑的盛夏,让我们突然感觉到一点冷静,忍不住要去思索一些不方便说的太明的东西。尤其是在这经济下行、新冠肆虐的特殊大环境下,每个人都被逼到了墙角,似乎除了焦虑就是抑郁。

  我从小县城考出去上大学,走出故乡已经二十多年了,混迹过大上海,后来又到了如火如荼的大深圳。如今户口也迁到了大城市,有老婆有孩子,虽然收入不算很高,但也能够解决温饱,想想自己这一路走过来,偶尔也会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偷着乐一乐。人活着总难免会有很多的如意或不如意的事,就看你自己怎么想。

  大城市的房价贵到让人不敢看,油价高的吓人但依然会交通拥堵,奔驰G500和骑电瓶车的共同行使过宽路和窄巷,车上人相互对视一眼,然后各行各路。最近频频传出互联网大厂员工被“毕业”的消息,但南山科技园依旧是黑压压的996一族,行色匆匆,神情严肃。我很庆幸自己早出生了十几年,不需要像90后一样毕业既失业,虽然人到中年也上有老下有小,颇多不顺,好在看过几十年的云和月,也已经把人生看的平淡,早已经不敢再有任何非分的梦想。但这些年的“卷”,也还是让我经常感受到压力,这两年公司的情况一直不顺利,我自己经常在筹划,如果自己万一失业了,以现在的年龄,肯定是找不到新工作,那到时候究竟是去送外卖好,还是去开网约车比较好?但唯独就没想过,如果万一大城市混不下去了,我还可以回老家去。

  因为那似乎已经不再是属于我的故乡了。这些年,故乡也是卷,只是和大城市卷的方式不同。前任的县领导调走了,给小县城留下林立的高楼,曾经的一片片庄稼地,现在变成了一片片住宅区,气势上丝毫不输给一二线大城市的郊区。但县城毕竟是个县城,全县40来万的人口,月工资3000已经算是小康,面对8000多一平米的房价,能买的起的又有多少?听家里人说,现在买房子的,多是农村的农民,累着窟窿东拼西凑,好不容易凑个首付,给儿子买个房子,才有了让媒人给介绍对象的资格。等到真的谈成了要定亲,还要再准备十几万的彩礼钱,否则儿子只能打光棍,自己家就会断子绝孙,有何脸面去见列祖列宗?

  家庭条件好的也不是没有,但这些年数量却越来越少。剩下真正条件好的,条件却是越来越好。县城的首富以前因为打架斗殴坐过牢,出来之后不再过问江湖上的事,潜心经商,十几年下来果然是财星高照,房地产、白酒厂,每一样生意都很成功,据说都和前任的县领导以兄弟相称。后来县里要发展旅游业,又在地段最好的风景区搞了一大片的仿古式园林,但经常大门紧锁,不对外开放。盖这么大一个院子却不对外开放卖门票,只能说钱多任性。

  小县城现在几乎也没了国企,之前还有几家乡镇企业,现在也是名存实亡,惨淡经营。也有几家外地大公司在这里开设的工厂,每家的雇员也不过几十人上百人,轻松一点的岗位,不通过点关系,很难进去打工。体力活倒是招工,但是却没多少人愿意干,主要还是生产环境不好,工资又低。以前房地产行情好的时候,还有许多搞装修的做家具的,可以跟着一起做点生意,现在房地产不景气了,装修生意也不好做了。剩下就是些开小饭店的,卖油盐酱醋的,开小超市和服装店的,相互赚对方的钱。

  北方人的价值观中有一个非常共同之处——都羡慕“当官的”。哪怕你只是一个小单位的小科员,但是吃的是“公家饭”,走到哪儿都是自带光环。如果能混上个财政编制,那就可以在街上横着走路,骑电瓶车上街买个菜,一路上不断有人主动跟你打招呼。但是要想吃公家饭,何其难也!即便你是一本毕业,要想回老家去找个吃公家饭的工作,如果你没有近亲属在某局某委担任要职,你想都不要想。倒是很多“基因好”的家庭子女,通过“党校本科毕业”、当兵复员、某局临时工等很多种途径,一步一个台阶地不断曲线救国。

  最尴尬的是那些辛辛苦苦考上“中不溜”的大学的普通家庭孩子,家里往上数可能18代贫农,好不容易祖坟冒青烟,出了一个“做题家”。父母省吃俭用,供自己读完初中读高中。自己也不辜负父母的期望,当年的高考成绩,在同学当中也算是出类拔萃的水平。但四年大学读下来,毕业之后却不知道该去哪里,回老家没关系根本进不了好单位,留在大城市,自己不过是滚滚红尘中的一粒尘埃。在“智联招聘”发了两个月的简历,恐怕也换不来几个面试的机会。更惨的是这两年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高潮已过,连互联网金融公司都不再招电话营销人员了。好在还有美团和京东快递,为急着找饭吃的孩子们留下了一条活路。

  每天晚上8-9点钟下了班,从公司办公楼走到地铁口去的路上。不经意间就会有一辆颜色炫酷的跑车,后面的引擎噼噼啪啪的咆哮着,从身边疾驰而过,车里到底是坐着哪个富二代?车速太快,你连后尾灯都看不见。

  或许,只有二舅这样的洒脱人,并不在五行之中,才能够避开这卷而又卷并且越来越卷的“极乐空间”。然而,我窃以为,二舅肯定也有过梦想,梦想过可以找个女人结婚,梦想过可以因为身体的残疾而每个月固定的拿到一点国家补贴。二舅,就像是一棵傲然生长在高高的悬崖缝隙里的小草,然而这颗种子当初如果是有幸落到肥沃的黑土地上,谁敢说他不能长成一棵参天的大树?只能说他是命运不好!如果说当初祥林嫂为了“改命”而省吃俭用要给庙里捐门槛,难道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还要必须继续这种向天祈祷的宿命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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