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青年应当如何处理爱情、婚姻和事业的矛盾？
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恶化和内卷加剧，倾心于马克思主义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此时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摆在这批新生的左翼青年面前，那就是如何面对自己的恋爱和婚姻。
人是社会的动物，与对象交往是其中的一部分。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左翼青年热衷于线上交流，在网络上寻找存在感，在现实中和他人的交集很少。现实的交流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构建更为紧密人际联系的基础，把交际重心放在线上自然很难有机会与他人接触，更不用说恋爱了。但也有很多左翼青年开始在现实社会中开展工作，随着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和人接触的机会以及恋爱的可能性也会增加。
对于社会经验还不够丰富的左翼青年而言，恋爱关系是令人无所适从的。究竟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它呢？不同的阶段需要有不同的态度。
恋爱的初期是两个人互相熟悉至浓情蜜意的阶段，这时候最容易出现也最需要避免的情绪是过分的自得。在恋爱的初期，面对朋友的祝福和支持，还有两人情感关系的升温，保持一颗平常的心态尤为重要，否则很难面对即将面对的严峻挑战。现在大量年轻同志长期单身，恋爱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会被视作成功，性关系更是经常被作为炫耀的资本。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里，左翼中不乏有影响力的人士借助自身的学识和组织里面的地位导致情感状况混乱的，这需要引以为戒。
随后就是恋爱关系里最严峻的一段时期了，随着双方的互相熟悉，三观的冲突逐渐浮出水面，这种冲突对于左翼青年来说更加剧烈。目前来讲，左翼青年想要追寻的东西和社会主流价值观定义的个人成功几乎背道而驰，如果说恋爱双方志同道合情况还会好些，如果不是，左翼青年会面对的最坏的状况是对方之前没有经过这方面的理论学习或社会实践（毒打），根本无法理解你的思路和立场。“确实有很多人过得不好，可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确实现实有各种问题，但为什么非得是我们来解决？”这是最容易遇到的诘问。有朋友去工业区打工实践，可他（她）的对象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最后俩人只能告吹。哪怕是俩人都已经走出校园，感受到生活的艰辛了，没有科学世界观武装的伴侣也会更容易把生活的不易归咎于自身选择错误或者努力不够，难以认同是社会大环境存在问题。他们或许会把换个职业，换个城市生活作为自己的救命稻草，寄希望于这样生活能够变好。
世界观的不同让双方难以在对社会的认知上达到一致，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不同让双方难以在生活目标乃至生活重心上达成一致，左翼青年中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而且，就目前现状而言，想要完全说服对方是非常困难的。虽然社会整体上经济危机早已出现，从数据来看财政赤字、房地产泡沫等问题也已相当严重；但就社会大多数人而言，日子还未绝望到一点盼头都没有，仿佛只要选择正确再加上多努力一点，生活仍旧能有改观。对现有路径绝望的预言和对激烈变革的向往在一个长期安稳的社会总是不那么讨喜的，即便这种安稳正在缓慢而持续地流逝。理论的分析往往换来的是“你现在没法证实”，摆数据往往换来“那日子总得过吧”。如果既要维持恋爱关系，又要坚持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长期的争论是难免的，而且很有可能在数月和数年中，争论都无法有任何的结果。长此以往，两种情绪很容易出现，一种是对恋爱关系的怀疑，怀疑自己当时为什么要谈一场恋爱；一种是对自身能力和思想的怀疑，怀疑自己为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都无法让另一个人接受自己看起来如此显而易见的道理，这样又如何让更多地人信服左翼的道路呢？
对自身能力和思想的怀疑并无必要，目前社会发展的方向还没有那么地显而易见，追求个人意义上的成功的仍是社会的大多数。无法在短时间内说服不代表着不能持续地对其思想进行影响。对当前恋爱关系的怀疑是必要的，它能够帮助我们判断现在的恋情是不是确实事不可为。但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下，它不应发展到因噎废食的地步，即拒绝一切的恋爱关系的地步，因为这实质上是一种逃避。在将来，左翼青年终归是要去做通社会大多数群众的思想工作的，再没有比两个人的恋爱关系更好的场合了。
1920年代，共产党人恽代英在编辑《中国青年》杂志时，曾遇到名为“立木”的年轻人提出与今天类似的困惑，他说：
“代英：我几年来饱尝婚姻的痛苦！几次提及离婚；终没有达到目的。现在我已觉悟在旧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推翻以前，婚姻问题是不能解决的；惟有牺牲一切，为革命而奋斗，才能解放自己，解放人类。然有人对我说：‘你的妻子虽不好，你应当加以改造，若你对于自己的妻子都不能改造，还配说什么改造社会？’这些话听起来很有理由，但我与我的妻子，已完全没有爱情，我不独不喜欢与她见面，就使远远听到她说话的声音，也觉得很讨厌，这样还说什么改造呢？我希望你对于我这件事加以详细的批评和指示！”
恽代英的回信简洁有力地提供了一个方案：
“立木：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我们要宣传一切的人使赞助革命，以根本打破现在这种违反人性的社会制度，而消弭一切由此种社会制度所产生的罪恶痛苦。我们要对于比较易于接受革命宣传的人去努力宣传，不能专门和那绝对不能接受革命宣传的人厮混，虚耗了我们的精力时间。你的妻子亦不过是我们所应当宣传的人中间一个人而已，而且对她的宣传事业，在革命运动上面还没有对一般学生农工群众的宣传重要，所以你便不能改造她，并不见得你便不应努力改造社会。古人所谓‘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这是封建时代以家庭为中心的思想，其实说到非改造寡妻，决不能改造兄弟，非改造兄弟决不能改造家邦，任何人亦说不出一点道理来。”
或许经过长期的努力，你依旧没有办法说服对方。但是，在现在的社会亦很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在俩人走出校门，如牛马般工作几个月后，对方亦开始吐槽起自己的工作单位，自己的上司。这时，即便他（或她）没有这么快把思想转变过来，仍旧认为自己的苦难是职业或者生活城市选择的问题。但这时，想要在对方心中升起一丝对劳动者整体的共情，对你所做的事情多一分理解包容，亦会比之前更容易一些。在现在的工作单位中，又哪里会缺不把人当人使的老板和领导呢？
如果一段恋爱关系顺利维持了下去，那么结婚就是下一步需要面对的考验了。我们的父辈们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时代和我们不同，也因为他们对我们的关心，所以更为期待我们能够安安稳稳地通过努力过上好日子，他们的思想也更为传统保守，更为顽固而不可改变。在单身或者是恋爱时期，往往只有自己的父母给自己造成影响，一旦走上婚姻，对方的父母也会牵扯进来。在大多数时候也不用指望他们会比自己的父母更加开明。在婚姻的过程中，有很多东西容易形成矛盾点。彩礼、首饰、婚礼中的种种陋习……有很多在新时代左翼青年看来是封建糟粕的东西，往往是父辈们所坚持的。这时候，如果男女双方能够统一战线，糊弄过去还比较容易；如果对方也没特别认同进步的立场，这些压力就需要自己扛着，也考验着左翼青年处理多方关系的能力。
结婚之后马上就会开始面对生活的更多重压，包括给家庭找个合适的住所，生育、抚养小孩等等。有大量的时间精力会被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之中，开展理论学习和社会工作的精力就会减少。有人会说，如果是这样，那干脆不要恋爱，不要结婚，不是会有更多的精力可以放在自己的理想当中了么？这并不正确。个人如果是实践之后经过深思熟虑，最终选择为了做更多的事情不再恋爱，不再结婚，这没有问题。但直接因为畏难而选择不去面对恋爱和婚姻，这本质上还是一种逃避。婚姻是一场考验，它或许会占用我们的精力，让我们无法把更多的时间花到我们的理想中；它或许会动摇我们的意志，让我们怀疑自己多年来的坚持是否正确，自己的能力是否足够影响更多的人。但它也会锤炼我们，让我们学习如何去争取自己的盟友，让我们不断审视自己的理想。如果在担起生活的重担数年之后，仍然不忘自己心中那份坚守，那这应该就是我们毕生都可以追随的道路了。
历史上，坚定的革命者没有因为婚姻和生孩子而放弃革命的，反而他们在有了家庭和孩子之后，更加坚定了给下一代创造美好社会的责任感。说的唯心一点，孩子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要使我们的后代摆脱内卷的痛苦和异化的人生，只能靠社会的变革和先觉者的努力。就像红岩革命烈士说的那样：“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愿意把这牢底坐穿”。
无论如何，我都反对以自己的对象思想落后或者家庭负担重为理由给自己逃避事业和工作找借口，因为共产主义事业是伟大的，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虽然很艰苦，但是很有意义，这种意义完全压倒了个人的小确幸，完全不是被小家庭的幸福和不幸所能代替的。民国时期，曾一个署名南方大学的学生王永德在给恽代英的书信中谈及他的一个朋友曾经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而如今除了恋爱对其他公共事务都无所用心，甚至一味消沉。因此他咨询编辑有何方法可以改变其友人。恽代英对此做了斩钉截铁的回应：
“永德：你的朋友当真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一定知道在经济制度未完全改造以前，是没有美满的恋爱生活可言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反对恋爱，他们愿意牺牲一切以谋改造经济制度，使人人得美满的恋爱。但马克思主义者为了要改造经济制度有时要牺牲一切（包括恋爱在内），若在工作上所必要牺牲的不能牺牲掉，甚至于因为贪恋任何事物，反牺牲了他的正当工作，这只是愚昧的鄙夫，决不配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
另一方面，我也反对因为恋爱和婚姻会占用自己的工作精力，让人持续对自己的工作能力产生怀疑从而逃避恋爱和婚姻。左翼青年即使面临对象不理解所造成的矛盾，也应该有所舍弃，有所坚持，而不应该蹉跎岁月，在自怨自艾和自我麻醉中度过一生，即使在挣扎之后发现自己成为不了战士，也可以为前线战士送点粮草，或者在旁边鼓个掌，加个油。不要逃避、勇于面对；不问结果，坚持斗争，这应是左翼青年面对社会运动时的态度，也应是左翼青年面对自己个人的恋爱和婚姻时的态度。
参考文献：
唐小兵：后五四时代的家庭革命与社会改造思潮——以《中国青年》《生活周刊》《申报》为中心。《天津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