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马拉多纳死于谋杀？一个“后革命时代”战士的凄凉落幕

　　一年前，一代传奇球星迭戈·马拉多纳带着抑郁和痛苦走了，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陪伴他的是酒精和抑郁症药物；

　　马拉多纳去世一年之后，混乱与丑陋却围绕着他持续上演。子女争夺遗产，多家机构争夺马拉多纳的商标权，马拉多纳生前医疗团队的7名成员在当地时间11月8日，来到了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法院接受调查，他们被指控“过失杀人”和“临时起意谋杀”，导致了马拉多纳的去世。

　　马拉多纳与他的私人医生合影

　　最初，人们以为马拉多纳是自然死亡；但马拉多纳去世一个月后的尸检报告却显示，马拉多纳体内不含酒精或违法药品，而是还有一些精神类药物；大概是他的医生护理团队为了让他夜里不“闹腾”，就在他的饮品中加入了安眠药……

　　一代传奇人物，竟是这样落幕，不免让人嘘唏……

　　马拉多纳，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没文化、有天赋，球星，偶像，叛逆，放荡，左派，反美……在他的身上有太多的标签，以至于我们很难用一个词来准确地形容他。

　　1960年，马拉多纳出生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贫民窟里。3岁时，马拉多纳从父亲那里得到了一个皮革制作的足球，与整个拉丁美洲很多贫民窟里的男孩子一样，足球成了马拉多纳唯一的爱好。廉价的材料制作成足球，破败的街区成了露天的大球场，这是穷人唯一可以承受得起的爱好。

　　说起拉美的足球，不得不提到另一个人——同样出身在阿根廷的切·格瓦拉。切同样酷爱足球，只是从母亲那里遗传来的哮喘没有让他成为一个专业的足球运动员。1951年，正在医学专业学习的切决定休学1年穷游整个南美洲，在哥伦比亚的首都切甚至在一个职业俱乐部里客串了一段时间的教练和守门员，为他攒够了通往下一站的盘缠，这段经历被写进了他的《摩托日记》。也正是这段穷游经历，让切真正了解到了拉丁美洲的贫穷与苦难，他的国际主义思想也在这次旅行中渐渐产生。

　　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将拉丁美洲称作“被切开的血管”。残忍、虚伪、无知又愚昧——在这篇土地上人们被笼罩在帝国主义的阴影之下，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比他们更可悲地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无能。在文明世界所赋予的国际分工里，他们提供了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得到的却是破败的环境、悬殊的贫富分化以及靠军事独裁维持的代理政府。这里的人们也在频繁与激烈地反抗着这样的命运，仅1960年代拉美就爆发了16次政变。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切·格瓦拉踏上了他的革命征程。

　　1955年，切·格瓦拉同卡斯特罗兄弟在墨西哥城相遇；次年，包括切和卡斯特罗在内的82名战士挤在“格拉玛号”小游艇上，驶向古巴；靠着他们从东方巨人毛主席身上学习到的游击战争，他们在古巴创立了拉美第一片人民当家做主的乐土。

　　“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这是切临行前对同志们的告诫；“哪里有贫困，哪里就有我！”当苏联人沉迷于女秘书的怀抱，放弃继续革命时，切却放弃了在古巴所拥有的一切，和卡斯特罗诀别后出走；在玻利瓦尔的密林里，切被当地村民出卖，他学会了毛主席的游击战术和继续革命思想，却没能领会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和根据地思想的精髓；面对美国中情局爪牙的枪口，切高呼“开枪吧，像个男人一样开枪吧，你杀不死我的信仰！”……

　　切牺牲若干年之后，以切的名言“直到最后的胜利”为名的关于切·格瓦拉生平的记传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首映，4万人云集首都足球场……众所周知的，很多出身在拉美贫民窟的足球运动员都是以切·格瓦拉作为偶像，来表达对不合理秩序的不满与反抗，这其中便有马拉多纳。

　　马拉多纳的少年时代，每一个见过他踢球的人，都说“这是一个为足球而生的天才”。10岁的马拉多纳来到阿根廷青年人俱乐部的少年队参加试训，其后率领小洋葱头队在同级别联赛中创造了连续136场比赛不败的纪录；14岁的马拉多纳便已升入了阿根廷青年人俱乐部的成年队；1982年，马拉多纳以900万美元的身价转会到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队，次年帮助巴塞罗那拿到了西班牙国王杯、西班牙联赛杯和西班牙超级杯。马拉多纳在此后的职业生涯中，更是不断地续写着奇迹与成就。

　　1986年，马拉多纳代表阿根廷征战墨西哥世界杯，1/4决赛中，马拉多纳先是用一记“上帝之手”完成进球，5分钟后又凭借高超的球技打入了至今仍被认为是世界杯历史上的最佳进球，战胜了英格兰队。阿根廷队凭借马拉多纳的杰出表现，最终夺得了此届世界杯冠军。

　　尽管当时的1/4决赛骗过了裁判，但赛后多角度的镜头回放均证实这是一例手球。这场比赛的4年前，英国与阿根廷刚刚爆发过马岛战争，出于对老牌殖民主义者的愤恨以及浓烈的爱国之情，马拉多纳当时对这例“上帝之手”并未感到多少愧疚。

　　马拉多纳也经历与我们国内很多成为“公知”的明星相似的心路历程，从关心社会的出发点，走向了崇美，只是底层立场坚定的马拉多纳最终又走了出来。

　　出于对阿根廷社会的腐败和贫困的深恶痛绝，出身底层的马拉多纳在成名之后，仍然怀揣着改造社会的理想。

　　1986年世界杯夺冠后，马拉多纳在更衣室里脱下球衣，挥舞着右臂，与队友一起高呼“阿根廷”，人们才注意到他右臂上纹着的切·格瓦拉的头像；

　　而他的左腿小腿上则纹着他的另一个偶像——卡斯特罗。

　　马拉多纳表示：“我一生最崇拜两个人，一个是已经逝去的格瓦拉，为了纪念他，我把他的头像刻在我的手臂上，他是个叛逆者，我也是，他为了追求自由愿意献出生命，我也愿意。”

　　然而，此时马拉多纳的叛逆以及对格瓦拉和卡斯特罗的崇拜只是抽象的，是出于阶级本能的“自发性”冲动。

　　90年代初，苏联解体，古巴也陷入了巨大的困境。马拉多纳一度开始支持右翼势力和阿根廷总统梅内姆的新自由主义，相信美国归来的“芝加哥男孩”可以改变阿根廷的境况。

　　1989年，梅内姆政府上台，全面接受了“华盛顿共识”的主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指导下实施大规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实施私有化、自由化。90年代的阿根廷是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最彻底的国家，起初人们看到了阿根廷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很快弊端便凸显出来，跨国资本全面垄断了阿根廷的经济，因为自由贸易本国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在1995年攀升至18.8%，政府债务不断攀升，社会贫富分化不断拉大。

　　马拉多纳在看到新自由主义改革给底层带来的苦难之后，幡然醒悟，很快，他彻底地转向了左派。

　　1993年，马拉多纳重返阿根廷本土俱乐部；1994年，放荡不羁的马拉多纳因为吸毒被禁赛；1995-96赛季效力于博卡青年队；1997年宣布退役准确前往古巴治病。但一开始俱乐部拒绝放他离开，因为合约还在，他们还没有彻底榨干马拉多纳身上的价值。

　　在古巴治疗期间，马拉多纳与卡斯特罗成为了朋友。在他的自传《我是迭戈》中，他为包括卡斯特罗在内的一些人题词，他写道：“献给卡斯特罗，并通过他，献给古巴人民。”

　　马拉多纳还是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的支持者，他在查韦斯的电视节目中说：“我讨厌来自美国的一切。我用我的全部力量讨厌它。”他跟查韦斯一起在街头发表演讲，号召“埋葬”美洲自由贸易区。

　　在资本全球化的时代，马拉多纳赋予了自己挑战权贵，反对剥削，反对帝国主义主导的资本全球化的使命感。2005年，他在阿根廷马德普拉塔抗议布什出席会议，穿着一件印有“阻止布什”的T恤，并指责对中东发动战争的布什是“人类的垃圾”：“布什是什么？他就是世界头号杀人犯！他拥有的炸弹可以炸掉半个地球，他每年贩卖的炸弹也可以炸掉半个地球！”；而每次教皇发表关于扶贫的演说时，马拉多纳就主张罗马教廷应将自己巨额的财富分给穷人。

　　马拉多纳的这些公开的举动，让他从一位足球巨星转变成为一位反帝、反资本的“新星”和代言人。

　　2010年，南非世界杯期间，南非全国共爆发数十起罢工，总人数近10万；罢工的世界杯场馆职工在现场打出了印有马拉多纳和切·格瓦拉头像的巨幅标语，抗议资本家拖欠工人薪水：

　　然而讽刺的是，因为经济压力和生活苦难，马拉多纳还是被迫向资本妥协：2001年他接受了阿根廷足协颁布的教练资格证书，2005年出任博卡青年副主席。曾经喊出“像切一样战斗”口号、不断号召球员跟资本家死磕、给当时的权贵留下惊恐的曾经的“革命愤青”，摇身一变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居然要扮演软化甚至是跟俱乐部资本家一起镇压“革命劳工”的“马主席”。2008年起，年近五旬的他又开始先后担任阿根廷国家队和商业俱乐部的教练，直到2012年。

　　尽管如此，马拉多纳仍未放弃理想。他在执教期间仍然不忘抨击阿根廷足协的腐朽，与俱乐部背后的资本家们周旋。

　　2014年巴西世界杯他与一家委内瑞拉公司签下了足球解说合同，这被视作一份“政治合同”，是对处于孤立的马杜罗政府的声援，他在社交网站上写道，“这是一个令人非常激动的时刻，我和Telesur公司签下了工作合同。委内瑞拉是我的老朋友，我尊敬他们的总统马杜罗先生，我也喜欢这里的任何事物，在此我也要特别提到我的伟大朋友查韦斯，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在去年美国政府大张旗鼓宣布制裁委内瑞拉时，马拉多纳再次明确表示支持马杜罗。

　　2019年12月，在美国的背后策动下，玻利维亚检方发出针对左翼前总统莫拉莱斯的逮捕令，指控他涉嫌煽动叛乱和恐怖主义，莫拉莱斯前往阿根廷寻求政治庇护，马拉多纳毫不避讳地对这位昔日老友给予声援。而在2008年3月17日，马拉多纳就曾应莫拉莱斯的邀请，赶来声援玻利维亚反对国际足联“限高令”，帮助该国保住了世界杯预选赛的高原主场。

　　2016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马拉多纳亲自前往哈瓦那吊唁。而在得知马拉多纳去世的消息以后，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也在推特悼念马拉多纳，表示后者与古巴的友谊、尤其是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友谊“令他成为古巴人民的一部分”。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连发多条推文，深情怀念“兄弟”马拉多纳，并透露马拉多纳曾经秘密帮助委内瑞拉供应食物。马杜罗贴出马拉多纳与多位拉美领导人的合照，包括已故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并写道：“谢谢你迭戈！无论你来自何方，谢谢你。迭戈·阿曼多·马拉多纳忠于我们的友谊，忠于我们的事业，忠于委内瑞拉人民。我们与阿根廷人民在一起。”

　　马杜罗写道：“迭戈过去是、也将永远是一个反抗世界上不公正和压迫的伟大叛逆者。”

　　马拉多纳人生的最后时刻是痛苦而孤独的。就在马拉多纳去世前不到一个月的10月30日，他才刚刚过完60岁生日；3天后因抑郁症状入院治疗，据他的私人医生讲，“他这周情绪都十分低落，不想吃饭。”

　　马拉多纳的抑郁是真实的，但让人意外的是，这群私人医生竟会这样对待马拉多纳，哪怕他仅仅是一个60岁的普通老人。

　　笔者猜想，马拉多纳的抑郁，正是因为他身处这样一个看不见光明和希望的“后革命时代”，查韦斯、卡斯特罗这些昔日的好友先他而去，这该是多么大的孤独。最终，他带着反抗不公与压迫的理想无法实现的巨大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曾试图改变这个世界，但临到最后，他连自己的子女，自己友善待之的私人医生都改变不了。

　　正是“后革命时代”塑造了马拉多纳这样的一个多面体的角色。

　　回顾马拉多纳的生平，我们很难将他划入一个纯粹革命者的行列，他的好色、吸毒、放荡不羁，距离革命者的气质相去甚远；而资本体系又像一块巨大的海绵不断地去吸纳他，让他去适应“他讨厌的样子”，就连切·格瓦拉都能被革命政治和商业社会毫无违和地双重精神化。

　　不过，马拉多纳明明可以跻身上层社会却又时刻保持底层情怀的立场是可贵的，他反抗资本压迫和帝国主义的理想也是纯粹的，这远胜过那些沦为资本帮凶的贵族球星。

　　就像马拉多纳所从事的令亿万人着迷的足球运动，一面被资本当作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让人们在沉迷体育赛事的过程中忘却现实的剥削压迫，陶醉于穷人与富人的“One World, One Dream”的虚假平等；一面我们又无法忽视马拉多纳这样的没有忘记自己出身的贫民窟球星的存在，让足球的巨大影响力成为连接现实社会批判的媒介。这样的足球巨星大量的存在着，阿根廷名帅梅诺蒂认为“存在左派的足球和右派的足球”，而自己更像“左派人士的足球”；前拜仁和皇马巨星布雷特纳崇拜的是毛主席和切·格瓦拉；巴西巨星苏格拉底也是一位崇拜共产主义的球员，还给自己的大儿子起名叫“菲德尔”；前马竞球员波沃斯因为痛恨资本主义而在自己的职业黄金期主动退役……他们是国际共运高潮的产物，又反过来成为影响无数人的“共运推手”。

　　然而，批判的武器始终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空怀革命理想，而没有掌握革命的理论，更没有走向人民的革命实践，马拉多纳只能抱憾离开。但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仍然值得我们悼念、缅怀，更应该激励我们反思、前行。

　　1996年，当马拉多纳第一次到中国，吃到了中国的烤鸭的时候，他赞不绝口，认为中国不该引进美国麦当劳，应该保护自己的“优良传统”，马拉多纳甚至声称“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不是美国殖民地的地方”，这在当时被国人所耻笑和不解。马拉多纳多次来到中国，他对中国人民是极度尊敬的，他带队与北京国安队的友谊赛没有丝毫的敷衍和轻视，这与其他的国际大牌商业球队完全不同；他甚至主要索要过中国队的球衣……马拉多纳身上浓厚的中国情愫，正是深受他的精神导师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影响——因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激励了亚非拉人民寻求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斗志，为20世纪下半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明了方向，更是影响了从切·格瓦拉到马拉多纳这样一代又一代的理想主义者。

　　斗争未有穷期，“后革命时代”终有尽头，诚愿未来的理想主义者不仅仅是从毛主席身上汲取到斗争的精神，更能汲取到斗争的智慧和力量！